這個時代，怎麼才能「文以達道」？

文以達道

在《中國哲學簡史》中，馮友蘭有一個很精闢的說法，他說：「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佔的地位，歷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國，哲學與知識分子人人有關。在舊時，一個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學發矇。兒童入學，首先教他們讀『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是新儒家最重要的課本。」這段話講了兩個觀點：第一，中國哲學取代了宗教的地位，使其在中國文化中享有著「人文教化」或「精神教化」的使命。第二，中國文化中作為人文教化或精神教化的讀本是「人文讀本」，而人文讀本對於儒家來說，就是儒家傳統的經典。假如補充以章學誠的觀點（「六經皆史」說）的話，那麼，除了「四書」之外，儒家的經典包括「六藝」（其中包括現在作為學科分類意義上的史學、文學以及哲學文本）等人文學典籍與經典。據此引申出來的問題是：中國人文學讀本得以配享有宗教之尊榮的本體論根據何在？它是如何做到這點的？

原文 ：《文以達道何以可能》

作者 |清華大學教授 胡偉希

圖片 |網路

人文學作為純粹精神科學

注目於中西方精神科學的傳統，我們發現：西方的精神科學實乃「神學」，而中國精神科學可以稱之為「人文學」。這裡，首先要把「精神科學」的概念澄清一下。所謂「精神科學」中的「精神」，不是指人的精神，更不是指作為人的心理所呈現的「精神現象」，而是指超越於個體人的普遍宇宙精神。這種宇宙精神可以體現為人類的精神現象，但不以人的精神現象為限。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指包括人類在內的、遍及於世界與整個宇宙的「精神」。而研究這種精神以及它如何體現為人類的意識和「精神」當中的學問，是關於精神的科學，即「精神科學」。由於目前關於「精神科學」的說法容易與關於研究人的「精神」的學問（human sciences）相混淆，這裡，我們乾脆將以這種宇宙精神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稱為「純粹精神科學」。

純粹精神科學之所以重要，除了它可為何以會有「人類世界」提供一種終極答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要對人類的精神生命之安頓作一種終極性的思考，即要解答「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等這樣一些終極性的關於人生意義與人類生命價值存在的問題。這種關於精神的科學，假如用中國傳統哲學的語彙來說的話，它就是關於「性與天道」的學問。

人文學研究的存在論視角

任何關於人文學研究的成果，都會以文本的形式呈現。而對這種人文學文本的研究，我們稱之為人文學研究。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人文學與人文學研究的區別：前者（人文學）是對於人之精神性存在方式的研究，而後者是對這種人文學研究之文本的研究。或言之，假如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研究以文本的方式呈現或表現出來的話，那麼，對於這種人文學文本的研究，我們才稱之為人文學研究。就是說，假如關於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研究分別以史學、文學（詩學）或哲學之類的文本來呈現的話，那麼，對於這些史學、文學、哲學文本，從人之精神性存在的維度來加以分析說明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我們才稱之為人文學研究。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文學與人文學研究的區別，有似於「自在之物」與「為我之物」、「對象」與「意向性對象」之區分。

然而，從存在論的角度看，人文學與人文學研究的關係，更主要的是文與道的關係。就中國人文學傳統而言，文與道既有區別，又有內在聯繫。或言之，對於人文學文本來說，文（文本）是文，道（性與天道）是道，這兩者在涵義上有所不同；然而，就中國人文學傳統而言，文即是道，道即是文。這種文與道相互區分而又相互聯繫的視角，才是中國人文學研究的真功夫與真精神。它表現為中國人文學「文以載道」的傳統。而以文見道，文以體道，以文證道，道以文顯，在歷史上也一直成為中國人文學研究的話題。

「喻」在中國人文學文本中的作用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這種文以達道、以文見道的人文學研究何以可能？在中國古代的文論、詩論以及經論中，關於文以達道、文以見道的論述不息於耳目。就是說，對於中國人文學傳統來說，文（任何一種人文學文本）皆為達道之具，而且不同形式的人文學文本彼此互通。這種說法的集大成者，當屬清代的章學誠。他最有名的說法是「六經皆史」（《文史通義·易教上》）。在《文史通義》這本書中，他詳細地論述了對於中國傳統學術來說，文學（以《詩經》為代表）、史學（以《尚書》為典型）、哲學（以《易經》為典範）都是道之載體的問題。其實，關於人文學中文、史、哲不分家，並且它們皆為達道之具的問題，還得扣緊中國人文學中的「文」來談。這裡的文，強調的是文本。對於文學、史學、哲學文本來說，它們的文本呈現形式並非相同，這種不同並不妨礙它們皆為達道之具（器）。這其中的機制，有必要引入一個新的觀念——「喻」來加以解釋。

喻，又稱「隱喻」（metaphor），作為一種文學修辭手法，它早已為人們所熟知。其最簡單的說法，是將「喻」理解為「以此代彼」，即以一種事物來指代另一種事物。其實，喻雖然作為文學修辭手法得到廣泛使用，其本質屬性卻不能從「文學修辭」的角度加以理解。所謂喻，從存在論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發明的把握世界，或者說將周圍環境「世界化」的終極方式。當代法國詮釋學家利科在談到「隱喻語言」的本體論意義時，引用理查茲的話說：「我們的世界是被謀劃的世界，它充滿了源於我們的生活的本質…… 在明顯的語詞隱喻中我們所研究的詞義間的交流被強加給感知的世界，這個世界本身乃是以前的自發隱喻的產物。」（利科：《活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頁）

然而，重要的是：就作為人文學文本來說，對於世界的認識或者構造，不僅是通過「喻」的方式來加以認識與表達的，而且，就其作為人文學文本的終極關懷——性與天道問題的認識與理解來說，中國人文學的三種文本類型——史學、文學（以詩歌為典型）與哲學，也是通過喻的方式來加以表達與詮釋的，這就是：轉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與諷喻(irony)。以下分別言之。

史學文本。史學文本的要素是「敘事」，而作為敘事的基本單元是「事實」。史學文本中能從現象界中可觀察到的事實來呈現或詮釋形上之道或者說「性與天道」問題，並由之能了解到宇宙之實相與人生之真實，此乃基於「轉喻」之運用，而「轉喻」運用之可能乃因為它植根於現象界之事（事實）與形上之理（「性與天道」問題的天理）之間的結構同一性。轉喻式的史學敘事方式在中國人文學傳統中呈現為「事理宗」與「理事宗」這兩種風格類型。

文學文本。文學文本以「詩歌體」為典型，其文本構成要素是情感。這中間，情感式的存在感悟之產生，乃基於文本與作者或讀者之間具有「境遇的同一性」，是謂「提喻」之運用。文學文本以提喻方式呈現性與天道之真實無妄，分別體現為「情理宗」與「理情宗」這兩種風格類型。

哲學文本。哲學文本對性與天道問題的表達與詮釋往往採取「悖論」的方式。所謂「悖論」，即「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事實上，這種悖論式的表達與詮釋方式，最能把握宇宙之終極存在以及人生終極困惑之真實狀態。這種悖論式的觀察與呈現宇宙終極實在與人之精神性存在的方式，可以稱之為「諷喻」，其存在論的根據在於宇宙之終極本體原本就是「一即一切」與「一切即一」之悖論式存在狀態。就作為人文學文本的哲學文本而言，這種諷喻式的表現方式可以分別劃分為「理道宗」與「道理宗」這兩種風格類型。

看來，通過對「喻」在中國人文學文本中的作用的研究，不僅中國人文學文本的精神實質會得以澄清，而且它可以為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提供解釋：為什麼中國文化中可以沒有宗教，卻不能沒有人文學？何以中國學術傳統中文、史、哲會不分家？以及中國的人文學是如何來成就一門關於「性與天道」問題的「精神科學」？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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