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娛樂、體育，哪個圈子成名更靠關係而非能力？
撰文/張海律
葉永青涉嫌抄襲西方同行的事件，除引發輿情對山寨國度的自我群嘲外，還難得地讓網路間的下里巴人，對高懸於當代藝術畫廊的陽春白雪發起愈發合理的質疑和刁難，並越來越相信自己就是揭開皇帝新衣的天真孩子。
很多時候，看不懂、不喜歡前衛藝術和高雅藝術，並非因為自己讀書少、審美低，而恰是那裡面充滿骯髒資本恣意流通、哄抬所謂的「藝術品「價格、侮辱公眾智商的卑鄙遊戲。
藝術價值和鑒賞能力，本就是一些難以量化的概念。我們當然清楚MoMA展品與快手視頻那天上地下的巨大差別，可偏偏有些當代藝術還熱衷於打破這些階層的次元壁，讓網紅翻身為藝術家，並在資本裹挾下，製造出新的藝術階層。本該以作品說話的藝術家的真實價值，也變得愈發模糊難辨。
近來，有大數據研究表明，藝術家的名氣、聲望和財富，確實更依賴於人脈和圈子，而與其異稟天賦和創意能力關係不大。
近日，有外媒帶著「藝術考古「的八卦熱情，簡要概述了一篇發表於2018年年底、關於20世紀初抽象藝術領域圈子決定命運的論文——《成名的藝術》（The Art of Fame）。作者之一的Paul Ingram，是哥倫比亞商學院教授，曾在2012年協助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內容策略部總監Leah Dickerman，策划了名為」創造抽象：1910-1925「的大型展覽，並以研究數據為基礎，勾勒出80名先鋒藝術家錯綜複雜的社交關係網 [1]。在這張關係蜘蛛網的中心，是大名鼎鼎的立體派大師畢加索和熱抽象畫家康定斯基。
康定斯基總是藝術家群體的中心
為把這一研究，在展覽之外深入下去，Paul Ingram找到巴黎高等商學院助理教授Mitali Banerjee合作，將調查研究範圍聚焦於1910年到1925年法國和美國藝術圈的90人，將藝術家的知名度、人際網路和創意能力盡量進行量化，最終得出結論：對藝術家而言，交朋友也許比搞原創更重要。
1910年到1925年法國和美國藝術圈的90人
人們肯定會好奇，研究中的這三個維度該怎麼量化？名氣，參考那個年代藝術家的媒體曝光率；人際網路，來源於對他們自傳和書信錄的整理；最難公允的創意能力一項，則通過電腦程序去比對19世紀油畫，同時有四位藝術史專家進行評分。或許因為程序畢竟是人寫的，最終機器得出的創意程度與專家評分有著很高的正相關。可偏偏結果顯示，創意分值得分較高的那些藝術家，往往都不為世人熟知。
外媒在其中發現一對最適合比較的例子，是Vanessa Bell 和 Suzanne Duchamp。前者是女性主義先鋒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姐姐，後者則是觀念藝術先驅馬塞爾·杜尚的妹妹。公眾對她倆當然知之甚少，但在藝術圈裡，跟伍爾夫活躍在倫敦布魯姆斯伯里文學小組、並與收藏家、贊助商來往密切的Vanessa Bell，名氣要高很多；反而不愛社交的Suzanne，就只能被人記住「她是杜尚的妹妹「。
來往於布魯姆斯伯里文學小組的Vanessa Bell
Suzanne Duchamp
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跳出自己族群、交際圈拓展到其他國家、並認同自己是「世界公民」的藝術家，成名機會要高得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關係蜘蛛網中心位置那位在俄羅斯成長到法國成名的康定斯基。這倒也不奇怪，國際化視野能進一步滋長藝術家創意的廣度，也讓其作品更容易行銷全球。我們常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今看來需要加上後半句，「世界的才是好賣的」。近30年來，享譽全球市場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們，不也是藝術品國際化的受益者嗎？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這個道理或許真是在藝術圈最為靈驗，畢竟能夠真正量化的作品商業價值，完全靠收藏和拍賣說了算。換到娛樂行業，則多出唱片銷量、票房數據、廣告代言價格等多項實打實的數字。當然，這也不意味著能成為一位明星，全賴他們的實力和長相。
約翰尼·德普本來是一位到洛杉磯發展的平庸搖滾樂手，幸運地交上尼古拉斯·凱奇這位好友。麗薩·勒布本來是個宅在家寫點小清新情歌的姑娘，成了伊桑·霍克鄰居後，被推薦給了新人導演本·斯蒂勒，立馬給《四個畢業生》寫了幾首甜水情歌，進到了這個圈子。《四個畢業生》里的另一位主演，是驚艷世人的薇諾娜·賴德。如若將霍克、賴德、德普、凱奇、科波拉父女，以及更多好萊塢名人的關係也拉出一張網，相信雖不至於能跟一百年前的抽象藝術圈攀比複雜度，但也會類似於我們娛樂圈裡、大家熟知的以王菲為核心的那張大網吧。只不過，網中的很多明星，是成名後才有了這些錯綜複雜的情感瓜葛網的，要是把成名中的貴人也牽連進去，那網狀複雜度估計得直追藝術圈了。
尼古拉斯凱奇和約翰尼·德普
相信若那位研究抽線藝術圈的哥倫比亞商學院教授Paul Ingram，對中國文學圈也來了興趣，一樣可以拿1910到1925的作品、媒介新聞、書信錄和八卦小報做數據源，建模並分析出一張複雜的關係網。這個關係網的中心，理應是公車上書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師徒二人，繼而牽扯出梁思成、徐志摩、林徽因、林覺民、冰心、郁達夫、瓊瑤、金庸、唐景崧、陳寅恪、許廣平、魯迅、蕭紅……等人們能想到的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文化名流。
這不是要證明文人們的名氣更得益於圈子關係，畢竟，相較現當代藝術家，同時代文人作家們的作品價值，算是更容易受公眾承認的。但也少不了相互的推薦、吹捧，忙碌的報刊和圖書編輯，肯定更願意接受熟人薦稿，而不是浪費時間翻閱讀者投稿。同樣，關係對成名的積極作用，也一定少不了文人相輕的謾罵，畢竟好多時候，小罵大幫忙。
體育圈呢？競賽成績和得分能力是實打實的數字，總不可能再靠關係來名利雙收了吧？偏偏有不少著名運動員，是從小一起玩到大或在青訓營一道成長的夥伴，他們彼此打鬧、激烈競爭、偶爾翻臉，又成了運動生涯里的兄弟或冤家。在一切靠實力說話的職業體育競技中，好兄弟就不大好使了。比如加盟廣東男籃的邁克爾·比斯利和金州勇士的凱文·杜蘭特。自從11歲的比斯利偷吃了杜蘭特的比薩，兩人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友，一起從華盛頓去了弗吉里亞的橡樹山高中，同時成為高中全明星賽的MVP，進大學打NCAA聯賽時，比斯利戰績還要好得多，偏偏在後來的NBA賽場，兩人的地位和命運徹底拉開了距離。
杜蘭特和比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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