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這個群體是怎麼由盛到衰，直至消失的

為什麼在漢朝會出現這麼多形形色色的隱士呢？從西漢初年到漢末三國，隱士這個群體是怎麼由盛到衰，直至消失的。

漢初，劉邦因為形勢需要，搞了半封建半郡縣的混合體制，分封了劉姓宗親和韓信等七大異姓王。此後劉邦在政治上的一切作為，核心目的就一個：把分出去的權力收回來。劉邦想了很多辦法，其中有一項人才制度，叫察舉制，要求各封國按人口比例，每年向中央提供人才。這既是保證中央的人才儲備，也是釜底抽薪，把各個封國的人才挖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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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漢朝還採用徵辟制。「征」是指經皇帝的名義下詔聘用在野人才，「辟」是指地方長官聘用在野人才。

那怎麼鑒別、選取人才呢？無論察舉還是徵辟，一個重要的考評標準，就是名氣。

我們前面說了，在當時的環境下，隱士這個群體，有著非常良好的名聲，所以隱士就容易被察舉或徵辟。

這樣，隱逸生活就成為一種獲得名氣的手段。我們再來看看其他揚名的辦法：拜老師結成學術共同體、嚴格按照喪制服孝、施恩不求回報等等。對比一下不難發現，隱逸，其實是這當中成本最低的，只要表現出不走尋常路的節操，有人傳頌就行。

隱逸的回報是名聲，而名聲的回報，是有機會做官。漢初，對於這些民間逸才，朝廷授予的官職通常是郎官，不算太高。但王莽掌權後為了樹立形象，厚待隱士，所以進一步抬高了隱士的公眾形象，將隱逸的回報率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

王莽前半生的人設就是「謙恭下士」，後人都說他這是虛偽作秀，其實未必。在篡漢前的公元4年，王莽就曾給學子們蓋了上萬間宿舍，對學子、士大夫們以平等之禮相待。篡漢之後，為了證明新朝統治的合法性，王莽必須表現得更加求賢若渴，大力征尋並厚待隱逸者，不管他們是否合作。

薛方在西漢末年就是著名隱士，王莽稱帝後，按非常高的規格禮聘薛方。薛方婉拒了他，說堯在世的時候，就會出現巢父和許由這樣的隱士，現在我想做巢父、許由。王莽未必不知道這是託詞，也不怪罪。另一位隱士郅惲上書王莽，勸他恢復劉氏江山。王莽將郅惲下獄，但還給他找台階，派親信暗示郅惲，讓他承認自己上書是一時糊塗。郅惲不配合，王莽也就不了了之了。國學大師饒宗頤曾總結了78個王莽篡漢期間拒絕合作的隱士，他們多數沒受什麼懲罰。

後來王莽倒台並且被批臭，這樣一來，那些拒絕跟王莽合作的隱逸者們就更顯得有見識、有風骨，整個隱士群體在社會上的風評進一步被推高。隱逸更加成為一股潮流，從個體行為選擇轉化為群體行為選擇。

到了東漢，隱逸熱又添了一把火。東漢的創建者劉秀，在推翻王莽的赤眉、平林、南陽三大勢力中，本來沒什麼優勢，而他卻成了最後的勝利者。這讓劉秀與王莽一樣，迫切需要在野賢良的歸附。劉秀對在野隱逸者的回報更高，甚至對那些拒絕招攬的人，他也表現出極大的尊重與寬容。嚴光曾是劉秀同學，劉秀登基後親自去請他做官，嚴光也不肯。後來嚴光去劉秀宮中敘舊，晚上睡覺嚴光睡熟了把腳壓在劉秀的肚子上，劉秀不以為意。第二天，太史奏告，有客星沖犯帝座。劉秀笑稱:「只是我的老朋友嚴子陵與我睡在一起罷了。」

有名氣、有面子、有回報的漢代隱逸傳統持續了一個半世紀。這就形成了一種晉級模式，隱逸，也從一種生活方式，變成了一種謀身之道，甚至可以說，成了實現政治抱負的一種迂迴手段。

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諸葛亮。雖然他後來在《出師表》里自稱「不求聞達於諸侯」，但事實上他在隆中隱居的時候就注意研究謀劃天下大勢，顯然是深懷政治抱負。《三國演義》里羅貫中以諸葛亮的口吻寫了一首詩，非常恰當地表達了這種志向，裡面有一句：「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意思就是，我現在隱居起來讀書彈琴，其實是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出山建功立業。後面的事我們都很熟悉了，他等來了劉備的三顧茅廬。這堪稱是一個隱士通過隱居培養名望、走上仕途的典型範例。不過，諸葛亮的時代其實已經是隱士時代的尾聲了，我們後面會講到。

到了東漢末年，新的政治形勢，使隱士不再受歡迎。

漢靈帝時期發生了黨錮之禍，宦官集團打敗了清流官僚和外戚組成的聯盟，上百名清流官僚被誅殺，數百人被迫辭職，歸隱。

這時候，歸隱就從一種主動選擇，變成了政治鬥爭勝利者對失勢者的處置。被迫隱逸者雖然受到輿論同情，但他們失去了以往隱士最有價值的資源：政權的好感度。他們不再被視為在野的賢才，而是變成了被政權防範打壓的對象。隱士的名聲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兌換成出仕的機會，隱逸生活的吸引力自然也就大大下降了。

到了三國時期，隱逸甚至成了一種高危生活方式。當權者強迫隱逸者出山為自己效力，不從者甚至有生命危險。比如蔡邕，還有荀彧的叔叔荀爽，這些名士原本看不上董卓，但還是在董卓的威逼下被迫出仕，蔡邕後來還作為董卓黨羽遭到清算。還有我們更熟悉的名醫華佗、著名道士于吉，他們原本也是隱士，由於得罪了曹操、孫策，而遭殺害；襄陽名士龐德公，也就是龐統的叔叔，他雖然得以歸隱，但要時刻與實力派保持穩定關係，戰戰兢兢，沒有了劉秀時代隱士的那種從容。

隱逸傳統持續到三國時期，就接近尾聲了。雖然隱士的生活態度和風範在後世受人讚賞，但對隱逸生活的集體踐行，就很少再出現了。東晉著名的隱士陶淵明、謝靈運，他們的隱逸生活都只是個體行為，從政治影響力上來看，他們顯然不能跟之前的隱士相比了。

再之後，隨著皇權的擴張，「隱士」這種帶有不合作者、甚至在野監督者屬性的群體，就越來越不能容於統治者。而且隋唐開設科舉之後，隱逸作為晉身之道的價值也大大降低。所以，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隱士，就逐漸消失在歷史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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