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人韓登安篆刻專題
韓登安先生(1905—1976)是浙江現代篆刻史上一位傑出的印人，他以細朱文印，尤其是多字印而聞名，印風矯健清麗，為世所重。本期篆刻篇推出兩浙印人之韓登安專題，展出由家屬提供和浙江省博物館收藏的登安先生代表作《毛澤東詩詞》刻石、部分自用印，以及刻贈邵裴子、馬敘倫、沙孟海等友人的印章，共計一百零九方。
▲ 韓登安先生
▲ 《韓登安篆刻毛澤東詩詞》書影
韓登安先生一生創作的印章數量十分驚人，今由其家屬保存的《登安印存》，凡一百四十六冊，自一九二一年（十七歲）至一九七六年（七十二歲）逝世前夕，時間跨度長達五十五年，收入印拓近一萬五千方，令人嘆為觀止。除了《登安印存》外，傳世還有兩部重要的專題印譜，一為《西泠勝跡留痕》，創作於抗戰時期，原石五十一方，今存西泠印社；另一部即為《毛澤東詩詞刻石》，被譽為歷代多字印顛峰之作，影響極大。
▲ 沙孟海《登安印存》題辭墨跡 家屬藏
▲ 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刻石 家屬藏
此印譜創作於一九六二年春至一九六三年夏間，當時或出於節省石料的考慮，除少數為每印刻一首詩詞外，其他多為二首或三首合刻一印，共計二十三方，原石現由其家屬珍藏。這二十三方印章，字數最少一方十六字（《十六字令》），最多如《沁園春·雪》、《沁園春·長沙》均為一百十四字，此外，如《七律·送瘟神》一百十二字，《念奴嬌·崑崙》一百字，《水調歌頭·游泳》九十二字，一般的亦有四五十字，字數之多，在中國篆刻史上堪稱空前絕後之作。
▲ 毛澤東詩詞《清平樂·會昌》刻石 家屬藏
登安先生對每方印文都作了精心布局，一絲不苟，雖字數多達百餘，均能做到篆法謹嚴，疏密自然，功力之深，令人嘆服。在給印友馬國權的信中，他曾對多字印的創作經驗有過十分詳細的闡述：
弟刻多字印，頗自矜持，惟恐錯一筆訛一字，牽動全局，追悔莫及，故寫印稿時特別仔細，尤其是每一筆劃的長短上下，穿插的左右上下呼應，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力求字字停勻，方敢落刀。落刀時絕非一氣呵成，若刻朱文則首先將空白處全部初步刻去之，然後逐字逐字整理。一次完成以後，用手指蘸濃墨輕輕抹於印面之上，使每字明顯，作第二次逐字逐字整理。全部完成後，用印泥拓出初樣，逐字細細審查，其有應修改者，用墨筆在拓本上標誌出，然後再作第三次，第四次……修改，期其千妥萬適，或者再請別人審鑒，指出意見，再作修改。刻白文亦大致如此，欲求一次刻成，以弟愚拙認為事實上不可能的事。即或成功，也是粗製濫造的，刻多字印時，或可備一小鏡子，隨時照照看看，大有幫助於字字穩妥與否也。（ 馬國權編：《韓登安先生論印尺牘摘抄》,轉引自《青燈籀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第一版，一六八頁。）
據其自述，刻百字左右印，約須一周之功，一日之中，目力也僅可支持五、六小時，創作過程之費力與艱辛，足見一斑。刻多字細朱文印，篆稿已非易事，奏刀更是難上加難，稍有不慎，一字刻誤，就有可能全印告廢，令不少篆刻者頗感棘手，進而望而卻步。對此，韓登安先生在反覆實踐基礎上，獨創一法，先將誤處剜成凹槽形，再用牙醫所用填料調好填滿，約過半小時後，填料即堅固，便可奏刀重刻了，此法頗合實用，可謂他的「獨門秘訣」。（ 韓登安述、林乾良撰：《容膝樓印話》，載《印迷叢書》（下卷），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第一版，一零八頁。）
▲ 一九四七年重陽節留影
王福庵（前排右三）丁輔之（二排右一）
張大千（前排左二）唐醉石（前排左三）
韓登安（前排右二）
《毛主席詩詞刻石》印譜，一九七九年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二零零五年文物出版社又再版重印。七九版最後四方印，實出自學生之手，故再版時，已經刪除，又補入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一方。不過，兩種印譜均只有印拓，原石照片難得一見。此外，家屬處還存有已篆稿，尚未刻竣的印石一方（《七律?送瘟神》），也鮮為外人所知，今一併展出，足饗廣大篆刻藝術愛好者。
▲ 一九四八年春節
全家合影於西泠印社漢三老石室
本期收錄由家屬提供的韓登安先生自用印二十七方。據其哲嗣經世先生告之，目前家屬所藏自用印總數大約有近二百方之多，其中以他的名字、別號、里居、齋號印居多。先生原名競，其父因服膺嚴復《天演論》中「物競天擇」一說，故易此名，又字仲諍，號登安，中年後，始以號行。所刻自用閑章中有「登東皋以舒嘯，審容膝之易安」、「登高能賦，安步當車 」二印，蓋藏其名也。其他別號有阿登、安雅、安華、本翁、登庵、飲禪、富家山民、印農、小章、無待居士、登叟、含凈、阿素、西泠印人、仙宅舊農、率翁等，齋號有汝齋、耿齋、容膝樓、玉梅花庵、物芸齋、青燈籀古庵等，這些字型大小、齋號，也大多見於其自用印中。
▲ 韓登安篆書「寒研青鐙籀古盦 」匾額 家屬藏
▲ 自用印 寒研青鐙籀古盦 家屬藏
登安先生一生為友人刻印無數，從《登安印存》中留存的印拓來看，他曾為近代政治人物如蔣經國、李濟深、陳叔通、朱家驊、黃紹竑、黃源；著名學者如邵裴子、馬一浮、張宗祥、茅以升、夏承燾、施蟄存、陳伯衡、王伯敏；藝苑前輩及同仁如張大千、余紹宋、唐雲、陸維釗、豐子愷、錢君匋、陸儼少、李可染、沈尹默、汪亞塵、吳湖帆、江寒汀、華君武、程十發、阮性山、葉為銘、丁輔之、方介堪、申石伽、高野侯、馬定祥、王福庵、沙孟海；學生弟子如馬國權、茅大容、余正、林乾良、章國霖等刻過印章，其中刻印數量最多的當屬邵裴子（1884—1968）。邵裴子先生與登安先生交誼深厚。一九五六年，當時先生失業在家，生活陷入困頓，邵氏曾施出援手，經其推薦，受聘擔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直至逝世。邵裴子自用印後大多捐贈浙江省博物館，共計有二百多方，其中出自韓登安之手的有五十二方，遠較其他名家為多。據學生章國霖回憶，登安先生曾親口對他說過：「邵先生對印極有研究，故不易對付」，因而，這批印章大多屬於精心之作。
▲ 邵裴子藏書記 朱文印 浙江省博物館藏
韓登安先生與沙孟海先生之間的友誼，堪稱現代文人交往的一段佳話。沙孟海先生早在一九一八年客居杭州時，便與韓登安相識，兩人曾同寓一室，又同癖金石，有切磋研討之雅。一九四九年，經韓登安推薦，沙孟海加入西泠印社。據韓經世先生回憶，沙老晚年每回提及登安先生，便會無限惆悵地說到：「你父親去世的太早了，可惜啊……」文革結束後，經世從黑龍江插隊回到杭州，工作一時沒有著落，沙老十分操心，在工作、生活上對他頗多照顧，視同己出。在沙孟海捐贈浙江省博物館的自用印中，有一方「孟海」朱文印以及沙夫人包稚頤的自用印，即出自韓登安之手。
▲ 一九五六年韓登安先生全家合影
▲ 孟海 朱文印 浙江省博物館藏
韓登安還曾為當時不少單位刻過公章，如一九六三年七月，曾為浙博刻有「浙江博物館藏」象牙朱文印。一九五五年，曾為南京圖書館刻有「南京圖書館整理舊籍章」朱文印，今家屬處存有當年刻印收據兩張，可一窺上世紀五十年代篆刻家的生存處境與潤例行情。
▲ 浙江博物館藏 朱文印 浙江省博物館藏
本期還展出了韓登安先生的兩種重要印學著作——《作篆通假校補》和《明清印篆選錄》稿本。
▲ 《作篆通假校補》稿本書影 家屬藏
《作篆通假校補》五卷，王福庵原著，後經登安先生校勘並增補，稿本中硃筆所作，皆為其增補的內容，合計四千四百四十九字，篇幅遠溢於前。馬國權先生曾言，後世「作篆治印者於後起之字每感棘手，從今體雖無不可，然每畏人詬為昧於文字之源，得此《作篆通假》，則喜獲津逮矣。」此書稿為家屬珍藏，近年已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
▲ 《明清印篆選錄》稿本書影 家屬藏
另有一種《明清印篆選錄》未刊手稿，可謂凝聚了他畢生的心血。此稿選取明清以來印人五十家，始於文彭，迄於王福庵，每家作品，均經登安先生仔細審核真偽，去蕪存精，除少數印字用原拓印蛻剪貼外，多數系用薄紙親手描摹，極為費時費力。他自二十歲開始收集材料，至一九六六年，歷時四十多年，已編成十二卷，初具雛形，但在文革期間書稿被抄沒，直到八十年代初，歷盡周折，才發還家屬。全書卷帙浩繁，摹寫精湛，資料珍罕，無疑是一部十分有價值的篆刻工具書。希望能早日完整影印出版，以饋印林。
▲ 一九六三年張魯庵先生藏品捐贈清點現場
（前排右一韓登安）
「百年浙派獨嶙峋，丁蔣奚黃筆有神。晚出如君軼儕偶，漢碑秦璽溯源真。」這是清末民初杭州籍金石家吳士鑒題《登安印存》詩句。作為浙派篆刻的後勁名家，韓登安先生在現代篆刻史上的地位，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世論皆以其印為第一，其書畫實亦足傳，尤其是玉筋篆一路書法作品，時評為「並世難與其匹」。囿於本期以先生篆刻藝術作為選題範圍，故不容全面展開介紹，特選展了若干件由家屬提供的書畫作品，以示其身兼眾長，藝術成就全面之一斑。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韓登安先生曾長期擔任西泠印社總幹事一職，在印社最為困難的時期，含辛茹苦、慘澹維持，為西泠印社的存繼與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這更是值得我們後人永遠感懷與銘記的。
▲ 一九六三年西泠印社六十大慶合影
馬一浮（前排左四）張宗祥（前排左五）
沈尹默（前排左三）沙孟海（中排右二）
韓登安（後排右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