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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將成為你另一個故鄉

電影《地久天長》劇照

2月17日,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王景春、詠梅憑藉《地久天長》一舉斬獲影帝影后兩座銀熊獎,這幾乎等於給這部電影的執導王小帥頒了一個最佳導演。

影片《地久天長》用三個小時講述兩個患難與共的家庭因為一場意外而產生隔閡,其中一對夫妻因此漂泊他鄉,二十多年後他們再次重逢的故事。

導演用克制的鏡頭記錄中國近三十年的每一次社會變遷,將我們帶回到那個年代每個普通人所經歷的往事之鐘:計劃生育、國企改革、下海打工......以及人們對故鄉和親情的深厚情感。

以下是王小帥的自傳隨筆集《薄薄的故鄉》摘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有電影作品的起點:對故鄉和親情的思考。

王小帥中國獨立電影的先鋒人物

1993年處女作《冬春的日子》

2001年《十七歲的單車》

2005年執導《青紅》

2008年執導《左右》

2014年執導《闖入者》

2018年執導《我的鏡頭》

2019年執導《地久天長》

「我沒有故鄉」

「你老家是哪裡的?」

這是中國人見面最常用的一個客套問題。然而在我這裡,它就真的成了問題。

熟悉我的朋友會為我打圓場,說這個問題可複雜了,我來替他回答吧:父親是山東人,祖上闖關東去了丹東,然後又到了合肥。他出生在上海,幾個月大就去了貴陽,在貴陽長大,然後又去武漢,在武漢上中學,十五歲就到北京上學,畢業以後被分配到福建,現在人在北京,但是戶口在河北涿州。所以,他也不知道他是哪裡人。

童年王小帥與父親 選自《薄薄的故鄉》

我確實無法說清自己究竟是哪裡人。這樣的回答我自己也重複過無數次。

實際上一直到拍《青紅》之前,為了讓這個問題簡單化,我都會回答「貴陽」,因為我從有記憶起就在那裡生活、成長,那裡是我看得見、摸得著的老家,或者說「故鄉」。

事情在《青紅》的時候發生了變化。為了看景我回到離開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少年時的夥伴們重又聚在一起。眾多少年時的記憶重新被喚起——這些記憶於我來說是全部,對他們來說卻只是一些遙遠而模糊的片斷,它們存在過,但早已被後來漫長的歲月覆蓋了。

電影《青紅》2005

更讓我吃驚的是他們用純正的貴陽話交流著,偶爾冒出的兩句上海話似乎是在照顧我這個外來者,只有這偶爾的「鄉音」讓我確信眼前的他們還是他們。「貴陽話聽不懂了吧?」「我是貴陽人怎麼可能聽不懂?」就在我說我是貴陽人的時候,有一個同學用一種從鼻孔里冒出來的聲音譏諷道,「你怎麼可能是貴陽人?我們才是貴陽人呢。」

王小帥對貴州生活寫照

這句話瞬間擊碎了我心中本來就脆弱的幻影。是的,一個十三歲就離開了的人,還有誰會接受你是他們中的一員呢?貴陽作為故鄉這根稻草就此斷裂。心目中自以為的故鄉在同學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中徹底化為烏有。

從那次起,我就開始在那句問題面前「凌亂」。有時候為了能像聽到「你吃了嗎?」一樣簡單應付,就說「我沒有故鄉」。

實際上現在人們的「故鄉感」已經越來越淡化,哪裡都一樣了,更多故鄉的意味只能在記憶里去尋找。這使我釋然了許多。是的,物理上的故鄉越來越同質的今天,保存記憶其實就是在保存精神上的故鄉。

你可以失去故鄉,但不可以失去記憶。記憶將成為另一種故鄉本身,很多時候,你可以通過記憶回到故鄉,無論你身在何時,何處。

「因為父親一生的經歷,

我相信他說的話」

父親說過,在中國,個人是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的。

少年時聽父親這麼說會莫名其妙地燃起仇恨,是誰那麼壞,誰不讓父親決定自己的命運。直到他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再一次提起這個關於命運的話題,我已經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成年人了,我只能說命運可能和個人的決定無關,命運就是命運,但要看它身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

父親曾反覆勸告他,不要走有關戲劇或電影的路,說這條路太辛苦,所有的一切你都決定不了:演員可能一輩子等不來一個機會,導演可能一輩子無法自由表達——一方面戲劇電影本身的集體創作形態使一個作者很容易就被淹沒掉個性,另一方面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由於我們的意識形態特性,很多時候導演只不過是個傀儡罷了。繪畫就不同了,繪畫你可以獨自一個人完成一件作品,這件作品可以是山,是水,是花鳥,無關乎別人,無關乎政治。在繪畫藝術里,你可以自由自在。

王小帥筆記 選自《薄薄的故鄉》

因為父親一生的經歷,我相信他說的話。

父親的一生,跟戲劇有關,最後又跟戲劇無關。父親1959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導系,後留校任教八年,我完全可以設想,這八年是父親一生中最美好的八年,戲劇、藝術、教學演出,完全沉浸在舞台的迷幻之光中。改變來自1966年,中央提出「開發大三線」,中國沿海的工業大城市裡的軍工企業,大部分要被遷到中國西南一線的大山裡,以貴州、四川、雲南、甘肅一帶為重點。母親所在的上海光學儀器廠,因為生產的是潛艇上的潛望鏡,屬於軍工企業,幾乎整個工廠被迫遷到了貴州。

王小帥筆記 選自《薄薄的故鄉》

那一年我出生。父親無奈放棄了八年的教學生涯,隨母親和我去到了貴州,從此,戲劇舞台在父親身上就名存實亡了。那一年,父親31歲,母親28歲。父親以31 歲黃金年齡告別了舞台,失去了對自己人生的支配。唯一的曙光來自13年後,父親受邀赴武漢軍區文工團演出話劇,從此從軍,希望以武漢為天地重新回到舞台。但好景不長,44歲的父親剛剛準備開啟他生命的新篇不久,軍隊文工團遭到解散,不到50歲的父親便早早退休。

失意和落寞如此糾纏著父親的一生,所以他對我反覆說的話我不得不信,並且最初也走上了他所希望的道路。但在即將從美院附中畢業時,我突然決定大學轉讀電影學院導演系,父親這時也只能長嘆一聲。但一生雖落寞,但性格樂觀、崇尚自由的他沒有阻止我,只是說導演可不是那麼好當的啊。

多年以後,當我站在我人生第一部影片的拍攝現場的時候,我只能在心裡說,對不起了爸爸,你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埋下的種子多了,

破土的概率還會少嗎?」

時光荏苒,站在2014 年的今天回看當年,從那個惶惶然回到北京的青年決定拍出自己的第一個電影開始,兩個十年已經過去了。

少年王小帥 選自《薄薄的故鄉》

中國電影市場也從最初的九億票房躍升到兩百多億,這個青年也已經不再是青年,但是對電影的惶惶然之心卻依然如初。記得2003年,因為《十七歲的單車》和《二弟》被禁止拍片的我,被通知去參加那個對我和其他的獨立或所謂「地下」導演在內意義特別的會議,會議上,除了得到一個我們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到了一個從此電影要走市場化道路的信息。

電影《十七歲的單車》2001

那次會議被主要點名的有賈樟柯和我。同時參加會議的張元和婁燁正好在此之前已被解禁 ,還有崔子恩、何建軍、王超等。會議結束當天,我們並未像人們想像中那般歡欣,相反,新的擔憂卻悄然來臨。因為獨立影像的表達根本上無關乎地上地下,體制內外,它本身是一個自由創作的反映,體制外的自由和體制內爭取自由同等重要,市場化只是一個基礎,這個基礎本身比其他行業就晚來了許多年。

市場化當然是早就該有的必然之路,但這究竟會是一個怎樣的市場化?而在目前根本管理理念不加改變的前提下,獨立的思考、個性的表達、自由的創作能否在新的夾縫中得以生存以至發揚,共存於這個「市場」,這才是問題所在。

婁燁、賈樟柯和我,我們仨找了個酒吧坐下,沒有人樂觀。我決定做《青紅》,婁燁決定做《頤和園》。我們知道在新的市場化、商業化之後我們「應該」做什麼,但心裡的聲音卻一直告訴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王小帥筆記 選自《薄薄的故鄉》

很多人說你瘋了,太不識時務了,我承認。同時我也知道,中國電影市場會突飛猛進,工業化製作會越來越成熟,中國電影新的高潮會撲面而來,投身於它的人們會越來越多,這一切當是極好的現象,這一切當是中國這個大市場所應得的。但有一條窄路也必要有人去走。這條路不會比頭一個十年好走,相反可能會越來越難。但埋下的種子多了,破土的概率還會少嗎?

文字選自王小帥《薄薄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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