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棗宜會戰後，日本為何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時機已經到來

1940年抗日戰爭的棗宜會戰，以日軍佔領宜昌宣告結束。戰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蘇聯軍事總顧問福爾根給蔣介石寫出一份總結報告，指出中國軍隊在會戰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第五、第九、第三戰區在作戰進程中，完全沒有協同，第三、第九戰區（尤其是第九戰區）之按兵不動，不但使敵從容由武漢南部抽調大批軍隊轉用於第五戰區，增強其進攻我第五戰區之兵力，且直無異促成敵大膽之冒險行動，結果遂使敵佔領宜昌。敵佔領宜昌，乃第九戰區消極不動所致。

二、戰區長官、集團軍總司令及軍長等，缺乏勇敢與主動精神，無有貫徹任務之毅力與決心。

三、兵力使用不集中，且犯各個使用之弊。換言之，即作戰時不用主力。例如命令一軍攻擊，軍則只派一師，師派一團，團派一營，結果所謂一軍攻擊者，實際不過一營兵力而已。

四、不善於事先籌劃並組織通信連絡，以至於戰局過程中，未能保障軍隊指揮之不間斷。結果每遇戰線一部發生些微動搖，有線通信中斷，部隊指揮隨之即告停止。

五、完全不明情況，所有報告照例，不合實際情況，往往誇大敵情及本軍之損失。間有一部將領，欲求掩飾其不明情況及不善指揮之過，轉而藉口下級指揮官或部隊不行。須知部隊素質之良否，厥惟其主官及司令部之良否是賴，凡指揮得當之部隊，必能勇敢善戰。

……此等問題，前在南嶽、柳州、重慶等會議中，業經鈞座闡明無餘，並指出具體辦法，一再下令，要求各級指揮官根本改進在案。但觀此次宜昌失守，顯然證明鈞座對於此項問題之指示，軍委會及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司令等，依然未能切實明了，以故迄未遵照實施。

職認為軍隊作戰指揮問題，乃我軍最落後的問題之一，此問題最為重要，亟需於短期時間，加以徹底解決。

吾人應確保對於部隊之指揮的堅決性、連續性與果斷性，對此問題之解決，首須自軍委會始。軍事委員會對大軍統帥與指揮，須按時化、具體化、堅決化、連續化，成為全軍之表率。

我軍爾後作戰之勝利，全唯軍隊指揮問題之能否正當解決，能否根據現代大軍作戰指揮方式，實施指揮是賴。

此論極其精準。

無論如何，日軍已經逼到了重慶的大門口。

日本戰史的記述是：「眾所周知，這次作戰給了當初戰鬥意志旺盛的第五戰區部隊，精神上、物質上極大的打擊。在重慶很快傳出『日軍逼近重慶』的風聲，加上歐洲形勢激變，使重慶政府內部抗戰與和平兩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戰爭八年中，蔣介石總統最感到危機的時刻，就是宜昌作戰的時候。這時，一個走向解決中國事變的時機已經來臨。」

然而，日本人一直渴望的這個「時機」真的來臨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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