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如何監督封疆大吏？康熙、雍正父子用了一個好辦法

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發現皇權是集中了，可同時政務也成倍的增長，讓他忙不過來，於是內閣制度便順應歷史潮流走上了歷史舞台。他之後的明朝皇帝吃不了朱元璋的那份苦，重用太監並建立特務機構監督百官，先後建立了錦衣衛、東廠、西廠。但事實證明，特務機構除了製造恐怖外，並不能為皇帝提供真實情況，還造成太監竊取皇權的局面。

清朝接受了這個教訓，嚴禁太監干政，而是採取了奏摺制度來了解下情。明代的奏章只有奏本和題本，沒有奏摺。奏本和題本手續繁雜，要經過通政司和內閣再送達皇帝手裡，既不快捷又容易泄密。

「奏章」和「奏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奏摺」最早出現於順治朝，「折」即摺疊的意思，可以舒展疊合，十分方便。「密折」一詞始於康熙朝，是一種機密文書，可以直達御前，由皇帝親自拆看，簡單迅速保密性強，它是康熙加強皇權的一種有效手段，更利於皇帝了解情況。顯然，密折制度要比特務制度高明許多。

康熙朝，江寧織造曹寅和蘇州織造李煦都被賦予了密折上奏權，一次，康熙帝在李煦的奏摺上批示道：「朕體安，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閑言，無中作有，議論大小事，朕無可託人打聽，爾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才好。此話斷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爾即招禍矣！」康熙在曹寅的奏摺曾如此批示道：「朕體安善，爾不必來，可以密折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非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奏摺作為一種特權，起初僅限於少數內務府包衣、旗下奴才和親信官員，他們與皇帝可以直接聯繫，他們的職務一般較低，便於監視地方官員的行動。當時各省督撫都沒有密折上奏權，若遇緊急事務，可經過有權上奏摺的官員代傳，如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都是由曹寅和李煦代為呈進的，康熙晚年後，地方督撫才獲得這一特權。

雍正即位後，將密折制度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使得地方大員普遍獲得了權力。不過，這並不意味這官員就能如實上報，為此雍正擴大密折官員的人數，將這一特權授予道員、知府、同知、副將一級的官員，據統計，當時可以上奏摺的人數有一千多人。

這樣一來，使得很多事情不好隱瞞，也不敢隱瞞。比如某件政務，知府上奏了而巡撫沒有上奏，這就是瀆職。更不會出現歪曲事實的上奏情況，所以雍正帝能及時準確地了解事實真相。但也有壞處，如此多的密折全部彙集到雍正一人之手，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工作壓力。

密折制度的廣泛運用，是雍正集權的主要方式，使得下對上也可以形成監督權力。下級官員對上級官員之間的監督權是皇帝給予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奉旨監督，奉旨打小報告。在這封建時代，無疑是一個進步的舉措，

不過，為了這種監督權能夠良性的發展，不至於出現惡意誣告的情況。雍正帝同時又嚴重警告那些擁有密折權的中級官員。一次，他批示福建布政使黃叔琬的奏摺說：「你等兩司之職，向來不能直接上奏，現在特許你等密摺奏達，但切勿藉此挾制上司，而失屬官之禮。你但勉力秉公，實心效力，朕自能洞見也。」

雍正一向十分自信，自認可以洞察一切。以前是上級監督下級，現在下級也可以監督上級，使上級官員對下級官員也稍加畏懼，不是畏懼本人，而是畏懼下級的密折上奏，這也有效地杜絕了地方督撫專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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