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與重逢：徐志摩與漢學家衛禮賢

文化 03-15

撰文：萬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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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之行

1928年的下半年，詩人徐志摩曾有一次長達近半年的環球之旅。這一年的6月，徐志摩和友人王文伯同行前往美國，然後經歐洲轉赴印度拜訪泰戈爾，11月始返回國內。在旅途中，徐志摩保持著和朋友們的通信，而他給妻子陸小曼的去信自然更為頻繁。幾年後他曾在信中稱「我那時寄回的一百封信，確是我心血的結晶，也是漫遊的成績」（1931年3月19日致陸小曼），但由於陸小曼的疏忽，這百來封信件在當年保留下來就不到十封，而且多為旅途前半段的信件。為此徐志摩還曾在信中質問「前三年我去歐美印度時，那九十多封信都到哪裡去了？那是我周遊的唯一成績，如今亦散失無存，你總得改良改良脾氣才好」（1931年5月14日致陸小曼）。

這批信件的丟失，不僅讓詩人向愛妻發了脾氣，也給後來的研究者們帶來了麻煩。也許是因為第一手資料的匱乏，對徐志摩這次環球之旅的動機和細節，徐的生平研究者和傳記作者至今都語焉不詳，尤其是對徐志摩這次旅途中的法蘭克福之行，更是鮮有提及。

陳從周編定的《徐志摩年譜》對徐志摩此年的歐美之旅一句帶過，僅提到徐經過印度和英倫，未涉及徐志摩的德國之行。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的《徐志摩全集》中的年譜部分也僅僅重複了陳從周的說法。其他傳記作品也基本都將徐志摩的這一段旅途略過。

在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收藏的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遺稿檔案中，有一封徐志摩寄給衛禮賢的六頁信箋手稿，信的開頭寫到「希聖先生有道：佛府別後，即由馬賽逕抵印度，訪泰谷爾先生。於聖地小住八朝，備承渥遇。又登喜馬拉雅大山，風雲壯麗，甚發遐思。歸途游緬甸、南洋，亦廣聞見。抵滬以來，已逾半月...」。

衛禮賢

徐志摩信中提到的「佛府」是當時國人對法蘭克福的簡稱。1924年夏，衛禮賢從北京回到德國，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次年在當地成立了一所研究中國學術的「中國學院」。徐志摩了解衛禮賢對中國古典文化的偏愛，因此用他的中文自號「希聖」相稱，還特意採用了文言體。這封信上注的日期為12月8日，雖然未標明年份，但根據內容可判斷為寫於1928年。

顯然，徐志摩在法國馬賽登船前往印度之前，曾有法蘭克福一行。此信就是徐志摩從印度回到上海，接到衛禮賢來信後的複信。信中，他還感謝衛禮賢接洽德國各大美術館博物館，並請衛禮賢代購部分德國名畫印品，為次年在上海舉行的首屆全國美展做準備，這也多少道出了徐志摩法蘭克福之行的目的。

其實，台北版《徐志摩全集》的主編之一蔣復璁，是應該了解徐志摩的此次法蘭克福之行的。徐志摩回到上海之後，在給蔣復璁的信中，談及了他赴法蘭克福之事：「此行先後五月，由紐約而英倫，更經柏林巴黎到佛府，與衛禮賢暢敘甚歡。游印度三星期，見諸大菩薩，登須彌高峰;心愿大償，歡喜無量」（1928年12月3日）。

衛禮賢是徐志摩和蔣復璁共同的熟人。1922至1924年，衛禮賢再度赴華期間，一邊在德國駐華公使館工作，一邊在北京大學教授德國文學和哲學。蔣復璁曾在北京大學旁聽過衛禮賢的課，據他的回憶，「當時校中還有一位德國籍漢學家衛禮賢在此教德文，我有很多德國文學方面的著作就是跟他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不過，台北版《徐志摩全集》中的年譜，並非蔣所親自編撰，全集主編蔣復璁和梁實秋可能對徐志摩法蘭克福之行的細節也並沒有太在意。

在衛禮賢遺稿檔案中的日記部分被整理出來之前，徐志摩法蘭克福之行的行期和目的，只有通過他此行前後寫給友人的信件做一推測。例如，尚在英國的徐志摩給胡適寫信，提到他想去德國的打算：「英國大約住至九月初旬，遲至初十必走，頗想去德國溜達一星期。巴黎總得到，但至多留四五天。我的船是九月二十一自馬賽行，一直到Bombay，再坐火車去Calcutta」（1928年8月21日）。信中，徐志摩還簡略地提及一個美術館的計劃，披露了他想去德國的意圖，「其次德國印畫真好，名畫已多有複製。一如真跡，薈其尤精者作一展覽，大可轉移國人對洋畫印象，比較亦不費，九月中擬專去Munich及Leipzig探問此事。」

從倫敦南下地中海沿岸的馬賽上船，以當時的交通狀況，必然要經過巴黎。徐志摩想利用這段旅程，順道前往德國，而其目的便是物色或購買德國的名畫複製品。但在給胡適的信中，徐志摩只提到慕尼黑和萊比錫兩個德國地名，未涉及法蘭克福，也未提及要和衛禮賢相聚。徐志摩還在信中建議，「我意最好由我帶回一些印畫及prints以為標樣，同時與各大印畫所接洽整套購置方法。此函到時，至快約在九月八九日，如能於接信五日內商問蔡先生電匯款來Sinolegate London，尚可於行前向Munich及Louvre購備帶回，否則又多須時日矣」。徐志摩的設想固然不錯，但事涉撥款、匯款、購畫等多重環節，以當時的通訊條件，想在月內辦妥則多少有些倉促。

在法蘭克福之行的前後，徐志摩還曾兩次給泰戈爾的秘書、英國人恩厚之（Leonard Knight Elmhirst）寫信，第一封信提到：「今晨我往倫敦，明天下午到德國。來函盼望寄法蘭克福地址便可」。徐志摩給恩厚之留下的地址便是衛禮賢所在的法蘭克福大學中國學院。他從法蘭克福寄出的信則寫道「一到法蘭克福就收到來函，謝甚。我在德國到過不少地方，也看過不少的人，現在我要往巴黎去了」。徐志摩的這兩封信分別註明為1928年9月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未寫具體日期。不過，根據1928年的年曆，在徐志摩馬賽上船的9月21日之前，9月份只有兩個周末，因此也可以容易地判斷出，徐志摩給恩厚之的這兩封信分別寫於1928年的9月8日（星期五）和9月15日（星期六）。這樣，他離開倫敦的日期應該是在9月8日或9日，9月9日到達德國，而他離開法蘭克福前往巴黎的日期則是9月15日。可以作為印證的是，在即將離開馬賽港前，徐志摩再致信胡適道：「歐遊已告結束，明晚自馬賽東行。巴黎三日，故侶新知，共相歡敘，愉樂至深」（1928年9月20日）。可見，徐志摩在9月15日告別衛禮賢后，從法蘭克福前往巴黎，逗留三日，再從巴黎前往馬賽，啟航前往印度。不過，據此卻仍然難以確定徐志摩到達法蘭克福的日期。

僅從以上給胡適的書信內容來看，很可能會讓人以為，徐志摩原先的計劃是前往慕尼黑和萊比錫，而最後臨時轉念去了法蘭克福和衛禮賢會面。實際上，徐志摩和衛禮賢的這次重逢卻是從牛津開始的。衛禮賢的日記記錄了他和徐志摩在英國和德國相聚的前後經過。1928年的8月底，當徐志摩在英倫逗留之際，恰值第17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在牛津舉行，大會從8月27日持續到9月1日。衛禮賢和若干德國學者也從德國趕來與會，衛禮賢並在大會上做了關於戴震的學術演講。大會結束前的一天，徐志摩趕到了牛津，和衛禮賢會面。衛禮賢在8月31日的日記里寫道：「徐志摩到了，和他一起吃午飯...和徐志摩及奧格登先生一起喝咖啡。」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是英國哲學家、語言學家，徐志摩在劍橋讀書時便與之相識，兩人並且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聯繫。次日，國際東方學者大會閉幕之後，衛、徐二人坐火車到倫敦，以後的兩三天內，衛禮賢在倫敦遊覽參觀之餘，幾乎天天都和徐志摩聚會、吃飯、喝茶。9月4日，衛禮賢還去拜訪了剛剛通過徐志摩結識的新交，「1點拜訪奧格登先生，談哲學、語言、語法、心理學」。在倫敦逗留五日之後，衛禮賢於9月5日獨自登上歸途，從倫敦坐火車至多佛，渡英吉利海峽後經亞琛到科隆，夜宿科隆，期間還給在波恩大學的中國學者王光祈寫去一信。9月6日中午11時，衛禮賢坐火車從科隆啟程，途中「讀胡適的文學史」，下午回到法蘭克福。

回到法蘭克福後的衛禮賢，除了忙於其在法蘭克福中國學院的日常工作之外，立即著手為徐志摩聯絡當地的美術館和博物館。據衛禮賢的日記，9月10日，衛禮賢在馬堡大學參加一個會議之後，「為宗教博物館和中國博物館事和福雷爾一起去見大學博物館館長。和哈曼談，他允諾為北京的博物館提供印刷品和複製品。」衛禮賢所見到的理查德-哈曼（Richard Hamann），是馬堡大學藝術史教授，美術和攝影作品收藏家。9月12日，衛禮賢又「和斯瓦岑斯基商談徐志摩計劃在北京籌建的博物館」。這位喬治-斯瓦岑斯基（Georg Swarzenski）是藝術史專家，也是法蘭克福知名的施特德爾博物館(Staedel Museum)的負責人，斯瓦岑斯基還是衛禮賢創辦的「中國學院」的董事會成員。就在衛禮賢和斯瓦岑斯基商談的次日，徐志摩抵達法蘭克福。

衛禮賢9月13日的日記有如下記載，「徐志摩到，去火車站接。下榻巴塞爾旅館。和中國學院的成員一起晚餐」。此後的兩天，衛禮賢陪伴徐志摩在法蘭克福和附近各地參觀美術館和購畫。9月14日，衛禮賢「上午和徐志摩、維多利亞一起去馬堡。訪問藝術史學院。返回。在吉森火車站午餐。下午去曼海姆藝術館。非常有意思的新藝術收藏。霍夫作品展」。衛禮賢和徐志摩這一天參觀的是德國表現主義畫家卡爾-霍夫（Karl Hofer）的作品展，這個大型畫展從1928年9月9日持續到10月21日。當晚，在法蘭克福，衛禮賢又邀請朋友和徐志摩聚會，「男人聚會。徐志摩、奧斯勒...」。次日，9月15日，衛禮賢「和徐志摩一起去利比希（Liebieghaus）雕塑展覽館，並去購畫」。利比希雕塑展覽館同屬施特德爾博物館，此前提到的斯瓦岑斯基同時也是這家雕塑展覽館的負責人。衛禮賢夫人這期間的日記中也記錄了徐志摩來訪和參觀美術館事。從9月15日下午起，衛禮賢夫婦的日記中都不再提及徐志摩的名字，而徐也正是在這一天離開了法蘭克福。

徐志摩在法蘭克福極為緊湊而又高效的日程，自然依賴於衛禮賢事先的精心安排。可以想像，在牛津和倫敦的數日來往期間，很可能是衛禮賢勸說徐志摩改變了原先去慕尼黑和萊比錫的計劃，而把法蘭克福作為德國之行的重點。為了讓徐志摩在短暫的逗留期間能有所收穫，衛禮賢則在他抵達法蘭克福之前，利用自己在當地的人脈先行做了不少準備。

徐志摩在當年年底給蔣復璁的信中，提到他此次德國之行期間還曾去過柏林。現在我們知道，徐志摩離開倫敦的日期是9月8日或9日，衛禮賢從倫敦回到法蘭克福的行程只花了兩天的時間（包括路上的住宿），而徐志摩遲遲到13日才抵達法蘭克福，那麼假如他確實去過柏林的話，則必然是在9月9日和13日之間了。至於他的柏林之行到底做了什麼，出於何種目地，則在目前的資料中無從知曉了。

相識在北京

有關徐志摩和衛禮賢間的交遊，最為知名的文獻是徐志摩的一篇詩作《小花籃-送衛禮賢先生》。這首詩發表在1923年3月29日的《晨報》上。徐志摩為這首詩所寫的序言有兩段，第一段稱「一年前此時，我正與博生通伯同游魏瑪與耶納，訪歌德席勒故居，買得一小花籃...因作左詩」。第二段又寫到「衛禮賢先生...今在北大講歌德，正及其義大利十八月之留」。某些傳記作品或文章中，有徐志摩「在德國留學期間結識衛禮賢」，以及「衛禮賢陪伴徐志摩遊覽德國」的說法，可能便源於此，只不過這些說法都不確切。

陳從周編定的《徐志摩年譜》，其早年的版本曾將該詩第一段序言中的「博生」錯引作「博士」。衛禮賢曾獲得過耶納大學的博士學位，在友人給他的信中也多以「博士」相稱（如徐志摩的妻兄張君勱）。而1922年的年初，徐志摩也確實曾在德國逗留（儘管並非留學），期間最為知名的事件，便是他和張君勱的妹妹張幼儀簽訂離婚協議。聯繫到以上背景，陳從周《徐志摩年譜》中的錯誤很容易給人以徐志摩和「博士」衛禮賢在1922年3月同游魏瑪、耶納的印象。而台北版《徐志摩全集》的年譜編者，可能發現了陳從周將「博生」看成「博士」的錯引，但令人費解的是，該年譜卻乾脆忽略了「博生」這個名字，只提和徐志摩同游魏瑪、耶納的陳通伯一人。

其實，衛禮賢本人早在1922年1月已經從德國啟程赴華，到北京的德國駐華公使館上任，3月中他已經抵達上海，當然不可能和徐志摩在此時還有魏瑪、耶納之游。徐志摩在詩序中提到的「博生」和「通伯」，應當是陳博生和陳通伯兩人，他們和徐志摩在英國期間都有密切交往。不難想像，徐志摩是在柏林和張幼儀辦理完離婚手續之後，和兩位留英好友同游德國名城。而陳博生亦在當年回國，並繼續任職《晨報》，該年年底徐志摩回國後又開始為《晨報》撰稿，《小花籃》這首詩便發表在《晨報》上，徐志摩在此提及陳博生的名字當屬順理成章。

衛禮賢和徐志摩應該結識於1922年冬的北京。這一年，衛禮賢在德國公使館出任「學務顧問」一職之後，受其青島時期的學生、時任北大德文系主任的楊震文之邀，到北京大學德語系兼職，教授德國文學、哲學等課程，由此也開始了和蔡元培的交往。徐志摩則在1922年底回國後不久便北上，在梁啟超、張君勱等人籌建的松坡圖書館內任幹事，處理英文信件，同時開始為《晨報》撰稿。除蔣復璁外，徐志摩、張君勱等也以石虎衚衕的松坡圖書館作為其北京住址。從1922年末到1923年年中，為德國哲學家杜里舒來華演講之事，衛禮賢和研究系的梁啟超、張君勱、蔣百里等有著密切來往，而和這些研究系人物有著師友、姻親、血親多重關係的徐志摩，在到北京之後，進入衛禮賢的社交圈並不讓人感到意外。該年年底起，衛禮賢在北大用德語做《歌德傳略》的系列公開演講，和張君勱、蔣復璁等在北京朝夕相處的徐志摩自然不會不知道，有感而發，才有《小花籃-給衛禮賢先生》一詩的問世。

徐志摩

徐志摩到北京之後不久，就在京城文化名流的聚會上和衛禮賢相遇。根據衛禮賢的日記，1922年12月4日晚，徐志摩列席了衛禮賢在北京飯店召集的聚會，在座有蔡元培、羅振玉、沈兼士、王天木等。這也是目前可見的徐志摩、衛禮賢二人交遊的最早記錄。衛禮賢再度來華，就職於德國駐華公使館的動機之一，便是在北京籌建一個以研究中國學術為目的的機構。衛禮賢的這一設想，得到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徐志摩在1922年底和1923年的年初，也多少參與了這個研究機構的籌建工作。在北京飯店的這次聚會上，眾人便將擬議中的機構正式定名為「東方學社」，並選擇翰林院舊址作為可能的社址。在東方學社的籌備事務上，徐志摩主要的任務似乎是協助衛禮賢翻譯協會章程。1923年年初，徐志摩分別在1月9日，12日和14日，三次拜訪衛禮賢，與其商討東方學社章程的翻譯事宜。這和徐志摩當時在松坡圖書館處理英文文書的工作多少有些不謀而合。4月22日，張君勱在北京宴請德國哲學教授杜里舒，除了為杜里舒做翻譯的瞿世英、時任農業大學校長的章士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孟余等人外，衛禮賢和徐志摩也都在受邀之列。而在此前四天的4月18日，由胡適等發起的「文友會」邀請徐志摩演講英國文學，衛禮賢也曾列席旁聽。根據衛禮賢的日記記載，這一天還有位特殊的客人，「泰戈爾的代表恩厚之來」。

共同促成的大師音樂會

雖然衛禮賢醉心於中國古典文化的翻譯與研究，而比他年少二十四歲的徐志摩更傾心於西方文藝向中國的紹介，但兩人年齡上的差異與學術志趣上的不同，並不影響他們之間友誼的發展。在前後半年的時間裡，徐、衛二人的關係由初識而變為熟悉，衛禮賢在德國公使館任「學務顧問」的身份，還意外地幫助徐志摩促成了小提琴家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在北京的一場特殊的演出。1923年5月，世界著名的奧裔小提琴家克萊斯勒來華演出。徐志摩得知這一消息後，感嘆於此前西方藝術表演的中國觀眾太少，便在《晨報》上連續發表文章，力薦克萊斯勒的音樂會。徐志摩在文章中提議：「請喀拉司拉（克萊斯勒）君特別為我們學界演藝一次。或者我們可以請真光，或新明的主人來主辦，我不知道喀君已經到京沒有，但我猜想果然我們學界方面有好藝的熱心與對他個人的仰慕，他一定肯為我們特別演藝，至少一次。」

小提琴家克萊斯勒

克萊斯勒在5月下旬抵達北京，下榻在德國公使館內，他在北京的行程恰恰都由衛禮賢陪同安排。在徐志摩的推動之下，5月28日，克萊斯勒為中國觀眾演出的專場音樂會在真光電影院上演，現場名流薈萃，盛況空前。衛禮賢在他為朋友編輯的通訊《北京之夜》中寫道：「克萊斯勒下榻在德國公使館的消息剛傳出，年輕的詩人徐志摩便以中國青年音樂愛好者代言人的身份前來詢問，是否他可以為中國觀眾加演一場音樂會。這事情令人難以決定。一來準備時間很短，二來不知道北京人對於克萊斯勒的高雅藝術是否有足夠的興趣。假如克萊斯勒要在一半空座的音樂廳或者面對大聲喧嘩的觀眾演出，該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但大師的熱心打消了我們的一切猶豫。他不願拒絕中國人的熱情。這次冒險非常成功。克萊斯勒在座無虛席的大廳里演出，觀眾鴉雀無聲，正如在歐洲一樣。中國的領袖人物，從總統到文化精英，包括梁啟超、張君勱，藝術界代表人物，如年輕詩人徐志摩、林徽因，和著名的演員梅蘭芳、姚玉芙都和全家一起出席，並且親自向克萊斯勒問好，在休息時間，總統還接見了克萊斯勒」。

因為時間久遠，這場國際大師在北京為中國觀眾舉行的專場音樂會一度已被人遺忘。近年來才陸續有研究者根據當時的媒體報道和親歷者的回憶，挖掘出這場音樂會的緣起和經過。但衛禮賢和這場音樂會的關係，則未有人提及。據當時的《晨報》報道，音樂會由「德國公使館之代表威羅普協調演出事宜」，演出之前，林徽音「報告聘請喀氏演奏之旨趣，及說明音樂與文化之關係。介紹畢，喀氏復向聽眾道謝，由德人某翻譯。」著名小提琴家譚抒真當時在北京匯文中學念書，親身經歷了這場音樂會，他在七十年後回憶到，「音樂會時間一到，克萊斯勒和鋼琴伴奏在一位外國官員模樣的人陪同下，由上場門走出台來，全場響起掌聲......那位官員模樣的人是誰，我當時不知道，現在也還不知道，不過猜想應該是奧地利駐華公使。他開口致詞，說的一口山東口音中國話。我想他大概是在青島學的漢語。他說的內容不記得了，不外乎介紹克萊斯勒」。

衛禮賢本人在日記和家書中，只提到當日的這場音樂會，但沒有記錄自己在音樂會上的活動。此時的奧地利和中國尚未復交，在北京並沒有奧地利公使(這也是屬奧裔的克萊斯勒由德國公使館出面接待的原因)。此外，德國公使館內也並無名為「威羅普」的官員，和這個名字發音相近的人只有衛禮賢。再者，衛禮賢在公使館內負責文化和教育事務，克萊斯勒在京期間也由他全程陪同，音樂會上致辭或翻譯者非他莫屬。況且，衛禮賢的中文是在青島傳教時學成，所以譚抒真所指的帶有山東口音的「奧地利駐華公使」以及《晨報》上提到的擔任翻譯的「德人某」，很可能就是衛禮賢。

這場為中國人舉辦的專場音樂會大獲成功，似乎也很讓衛禮賢感到意外。在此後的數日，他忙於收集相關資料，為德國報紙撰寫關於這場音樂會的文章。根據日記，5月30日他「為克萊斯勒音樂會事拜訪徐志摩」，5月31日他「翻譯《晨報》上的克萊斯勒評論文章」，當天徐志摩又來訪。此後的6月1日至4日的日記中，衛禮賢也都有撰寫克萊斯勒音樂會文章的記錄。

只要兩人都在北京，衛禮賢和徐志摩始終保持著來往。對此，他的日記中還有著零星的記載。例如，1924年3月16日「徐志摩來」，3月17日「12點在石虎衚衕和徐志摩吃飯」。這年7月，衛禮賢接受法蘭克福大學的聘請出任該校教授，離華回國，兩人之間的直接往來似乎告一段落。這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使得專註於中國古典作品翻譯的衛禮賢對徐志摩的白話文詩作也有了相當的了解。回到德國後不久，衛禮賢應瑞典學院成員、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要求，「非正式」地推薦幾位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候選人。他在給斯文-赫定的信中，除了力薦梁啟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之外，又提出胡適和徐志摩兩人作為候補（1924年11月29日致斯文-赫定）。一年後，衛禮賢在另一封信中還再度提及徐志摩，並表示「他寫下很美麗的詩篇，我將翻譯一些他的作品給您看」（1926年2月12日致斯文-赫定）。

徐志摩同樣也沒有忘記衛禮賢。1924年12月14日德國駐華公使館的翻譯巴爾澤（Karl August Balser）從北京寄給衛禮賢的信中說：「這裡的人們並沒有忘記您，很多我們共同的朋友都一再打聽您的情況，比如徐志摩最近就問起您，他來參加我們的聚會，為我們朗誦中文詩歌。希望您能儘快告知您的情況，以便我轉告我們的朋友們。」

未竟的中德美術館合作

北京分手之後，衛禮賢和徐志摩之間的聯繫似乎並不太多。即便在1925年徐志摩再赴德國，也未有和衛禮賢會面的記錄(此行期間徐志摩和張幼儀共同的兒子在柏林夭折)。1928年徐志摩的法蘭克福之行，很可能是他們兩人在北京分手後的首次相遇，同時也肯定是他們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會面。

衛禮賢夫人在1956年出版的衛禮賢傳記中提到徐志摩的這次來訪，她寫到，「詩人徐志摩的來訪，讓衛禮賢和現代中國建立又一層關係。理查德（衛禮賢）是在北京時和徐志摩結識的，徐受政府委託在南京建立一座歐洲藝術博物館，理查德和他一起拜訪了德國不少美術館。法蘭克福的施特德爾博物館還同意為此計劃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衛禮賢對美術館籌備一事的熱情，並沒有因為徐志摩的離去而有絲毫減弱。根據徐志摩對胡適說法，他原先計劃前往慕尼黑和萊比錫的目的，是為商洽購買歐洲名畫複製品事宜。而他的法蘭克福之行後，聯絡德國方面的專家和出版社的事務便由衛禮賢來承擔了。

衛禮賢在當年10月15日給馬堡大學教授哈曼去信稱，「徐先生最近來信，讓我向您轉達謝意，感謝在他訪問馬堡時，您提出的極有價值的建議」。衛禮賢還專門另附一函，詳細解釋了徐志摩的「歐洲藝術博物館」的設想。他在這封信內寫到：

「不久前中國著名的詩人徐志摩來訪，並同時受教育部長蔡元培的委託和我商討以下事宜：中方計劃在北京籌建一所歐洲藝術博物館，以便在科技成就之外，也將歐洲文化中美學的一面介紹到中國。因為資金的限制，所以首先並無計劃收購原作，而是購買藝術價值很高的複製品。我認為，這給德國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機會，以打破法國至今在藝術領域裡壟斷地位。

我已經聯繫了相關出版社，它們都表示出極大的合作意願。當然，要收集相應的作品，還需要一定的資金。如德國博物館願意以出借的形式提供一些原作則更好，相信德國駐華公使館肯定會毫無困難地獲得安全上的保證。這當然不必是第一流的作品，而是中流藝術家的優秀、有啟發意義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大博物館內往往會被冷落。這樣的做法肯定也會觸動中方，以滿足德國方面的相應的願望」（德國馬堡大學理查德-哈曼遺稿檔案）。

衛禮賢在信中還提議建立一個委員會，協助中方在歐洲挑選藝術展品，並邀請哈曼教授參與。兩天之後，哈曼便回復衛禮賢，表示非常樂意加入這個委員會。

有關在北京籌備美術館或「歐洲藝術博物館」一事，當事人徐志摩和蔡元培等的傳記資料中都未見有更多的記載，倒是衛禮賢給哈曼教授的這封信對此事之來由保留了一份較為完整的記錄。但此事更像是徐志摩和胡適、蔡元培等正在醞釀中的項目，並未有十分確定和詳細的規劃。美術館籌備一事，似乎不是徐志摩這次環球之旅的全部動機，但至少是他前往法蘭克福的主要目的。

顯然，衛禮賢將他聯絡博物館和出版社，籌建專家委員會的一系列活動寫信告訴了徐，衛禮賢辦事的熱誠和認真倒讓行事浪漫但多少有些隨心所欲的詩人感受到了壓力。因此徐志摩在回到上海半月之後，專程前往南京「謁見蔡孑民先生及教育部長蔣夢麟先生」，告知相關情況，並得知擬議中的美術館館址已從北京改到了國民政府的新都南京，他在複信中告知衛禮賢「至美術院計劃，已定築舍於首都明宮舊址，經費正在籌措」。事實上，有關南京城市建設的《首都計劃》此時尚在爭議之中，美術館等文化設施雖有規劃，但也還只是模糊的遠景，並不可能立刻實施。反倒是首屆全國美展已經進入實質性的籌備階段，也就在徐志摩前往法蘭克福前的兩個月，蔡元培主持的大學院院務會議已經通過了全國美展的組織、籌備、審查、徵集、獎勵等種種具體方案，回到國內後的徐志摩也被推定為美展常務委員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蔡元培年譜長編》）。因此，徐志摩雖在回信中盛情難卻地提出「即煩先生會同貴國美術專家，代為選購名畫印品，郵寄來華」，但購畫的目的，也已經轉成為次年舉行的全國首屆美術展覽做準備，「如能在於初春運到，即可與我方美術聯合展覽」。考慮到詩人在上海寫這封信的時間已經是1928年的12月初，郵件最早在年底才能寄到德國，而全國美展在1929年的4月開幕（徐信中提「明年二三月間」），而這筆購買畫作的款項，還要等「中央研究院於三月內指撥華幣五千元（合德幣一萬馬克）」，僅從時間上來推測，衛禮賢也不可能辦成此事。因此，1929年初衛禮賢雖然還來信託徐志摩代為購書、代印信箋等，但為中方的美展和美術館購畫一事均不再有下文。筆者所見的滬上首屆全國美展的相關報道，也都沒有提到有來自德國的作品展出。

另一方面，進入1929年後，衛禮賢已疾病纏身，一年後便在圖賓根的熱帶病醫院內不治去世。再過了一年半，他的異國忘年之交、詩人徐志摩也在一場飛機事故中隨風逝去。兩人一度為之奔波的美術館，終於於1936年在南京以「國立美術陳列館」之名竣工，設計者是曾留學德國達姆斯塔特大學的建築師奚福泉。就徐志摩來訪及中德美術館合作一事，筆者曾向施特德爾博物館問詢，但該博物館二十年代的資料大部分不存，未能查到相關書面記載。徐志摩和衛禮賢在法蘭克福的重逢，以及二人期望促成的中德文化合作的這一段往事，也因為他們先後的離世而淹沒在歷史的塵埃里了。

附一：徐志摩致衛禮賢信（1928年12月8日）

希聖先生有道，佛府別後即由馬賽逕抵印度，訪泰谷爾先生於聖地，小住八朝，備承渥遇，又登喜馬拉雅大山，風雲壯麗，甚發遐思，歸途游緬甸、南洋，亦廣聞見。抵滬以來，已逾半月，接奉惠簡，欣知先生鼎力為此方美術院計划進行，得蒙貴國輿情及諸大博物院、諸大印鑄所慨允襄助，甚令欣喜感愧。爰於上星期耑赴首都，謁見蔡孑民先生及教育部長蔣夢麟先生，告以德國方面端賴先生高義樂成，朝野一致，願結文化因緣，為中外國際開一紀元。諸先生皆喜慰無量，囑向先生及貴國士夫鄭重致謝。至美術院計劃，已定築舍於首都明宮舊址，經費正在籌措，先由中央研究院於三月內指撥華幣五千元（合德幣一萬馬克），即煩先生會同貴國美術專家，代為選購名畫印品，郵寄來華。明年二三月間，此方有美術展覽大會（設在上海），貴國美術院或私人畫家設有惠賜珍件及可借用者，並希連同購品一起付寄。如能在於初春運到，即可與我方美術聯合展覽。自是盛會，想亦先生所樂聞也。至於初期代購畫件一款，應由此間逕行匯去，或即以該款為貴方代選購中國美術作品以相交換，並請明示以便遵行。耑此鳴謝，敬頌

道安

徐志摩敬言

十二月八日

同院諸君子均道相念

蔡孑民、胡適之、張君勱先生附言致候

再者今夏Basel印畫展覽，諸名印畫家詳細目錄，均希代索惠寄。又此次購畫款甚小，原只足以見全豹之一斑，但俟此間籌款有得（庚款或有希望），當有規模較大之購置。將來組織正式委員會時擬請先生及貴國美術名家惠列一席，並及早為此方擬一設備原則及關於歐洲藝術必須羅致之款目。約定須款若干，例如設備文藝復興時代最低限度之代表作品，雕像應有何種，畫品應有何種，以及最經濟之購買方法，均希貴方惠助，就近探得一是，隨時見示，以資參考，不勝幸甚。又新任蔣公使及秘書梁雲從君皆摩相知，素慕先生，見時當可暢談國內情況也。

Dürer畫幅收到拜謝拜謝!

志摩又啟

附二：1928年徐志摩法蘭克福之行日程復原

8月中徐志摩從美國到英國

8月21日徐志摩致信胡適，表示計劃九月中去慕尼黑和萊比錫

8月27日衛禮賢從德國到牛津參加國際東方學者大會

8月31日徐志摩到牛津，與衛禮賢相遇

9月1日衛禮賢和徐志摩離開牛津前往倫敦

9月5日衛禮賢獨自從倫敦啟程回德，次日回到法蘭克福

9月9日徐志摩離開倫敦去德國（可能赴柏林）

9月10日衛禮賢在馬堡大學和藝術史教授哈曼談「北京博物館」事

9月12日衛禮賢和法蘭克福施特德爾博物館館長斯瓦岑斯基談「北京博物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