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修訂本面世，見證學人傳承接力
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又有新成果。繼《史記》《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魏書》《南齊書》《宋書》後，該系列第八種《隋書》修訂本面世。近日，《隋書》修訂本出版暨「隋代的意義」學術座談會在復旦大學舉行。新中國古籍整理項目中規模最大、最受關注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堪稱「人氣王」，牽動著學界和讀者視線。《隋書》修訂本主持者吳玉貴、孟彥弘強調，「二十四史」在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地位很特殊。與個人研究不同，「二十四史」的整理修訂，盡量避免施加過多「個人」色彩，不為彰顯個人所謂獨到之見，而是盡量體現學術界的共識，使它能夠更好地為「天下之所共用」，惠利後人。
值得一提的是，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凝聚了一代代學人的學術接力，充分展現了學術傳承與進步。
知名度不算高，重要性卻是「唯一的」
《隋書》八十五卷，包括帝紀五卷、志三十卷、列傳五十卷，是唐朝魏徵、長孫無忌等領銜編撰的官修紀傳體斷代史書，記述了隋開皇元年至義寧二年共三十八年的歷史，系統保存了梁、陳、北齊、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典章制度最重流變，但典制的變動與朝代的更替往往並不同步。而《隋書》十志對典制沿革的「完整性」有清醒且充分的認識和自覺，表現在對典制溯源「接續」的處理上。
「《隋書》系統總結和記述了南北朝後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因此，跟別的正史比起來，《隋書》的重要性不光在於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而是綜合反映了多個時代的歷史。」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吳玉貴看來，與前四史相比，《隋書》知名度不算高，知道和了解的人並不多，但這不意味著重要性低——對研究隋代歷史來說，它卻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
吳玉貴說：「唐承隋制，而且是全面繼承，唐朝的各項重要制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或確立，到唐代以後得以繼續發展完善。從尋根溯源的意義上來說，要想透徹理解唐朝，就必須回到隋朝，在《隋書》中尋找答案。」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並值得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運用科學的校勘整理方法，對二十五部「正史」進行首次大規模系統整理，出版半個世紀以來，直接影響了幾代人的閱讀和研究。自2006年起，由中華書局組織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在充分繼承原點校本成績的基礎上，按照當代學術規範加以複核和提升。
十年功成，學術規範嚴謹中更有代際接力
《隋書》同樣有所提升。「點校本原有校勘記803條，修訂本校勘記增加到2388條。其中刪去舊校80餘條，新增校勘記1660餘條，另外改訂標點數百處。」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談到，《隋書》2009年重新修訂改以百衲本為底本，並通校參校多本，在充分尊重原點校本的基礎上，對原點校本的校改之處均一一複核。嚴格遵守有底本校勘的原則，凡底本文字的改動，必一一出校說明，改變了原點校本「不主一本」和「擇善而從」帶來的缺憾。
中國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孟彥弘說，這次校勘修訂儘可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除原點校本曾系統利用的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李慈銘《隋書札記》、張森楷《隋書校勘記》、張元濟《隋書校勘記》、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岑仲勉《隋書求是》等外，對原點校本出版後學術界發表的成果，特別是散見的校讀札記作了全面梳理利用，並大量利用正史、類書、文集、墓誌等相關資料進行校勘。與此同時，沒有減少任何舊版的學術信息，「不錯即不刪」，對原有的校勘記，基本「只做加法、不作減法」；原校勘記需補充資料或論證者，適當加以增補；欠妥或失誤者，才加以修改或刪除；失校者則補寫校勘記。
《隋書》修訂十年功成，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更是凝聚了一代代學人的學術接力。上世紀70年代以來，僅上海復旦大學，就曾經承擔了《三國志》《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五種正史的修訂工作，前輩學者朱東潤、陳守實、胡裕樹、張世祿、譚其驤、王運熙、顧易生、徐連達、鄒逸麟、王文楚等先生都曾為此付出過心血。修訂工程啟動以來，復旦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古籍所多位學者投入其中，為修訂工作提供了堅實支持。
出版界與學界的攜手，也滋養了彼此。比如，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尚君團隊，承擔了其中三部正史修訂，陳尚君在研討會上感慨：「參與修訂流程後，可以切身感受到整個工作的規範嚴謹，相當於自己也再次歷經專業的學術訓練。有關各處修訂討論來往的郵件都會列印出來存檔，以備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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