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返工，農民開始回來了……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得到了改變。農民進城務工釋放了農村剩餘勞動力，與此同時，在農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背景下，農民進城打工最大化地發揮了家庭勞動力資源，更加合理化了家庭分工，一定程度上為改變廣大農村普通家庭的命運提供了可能和條件。打工潮一直持續到新千年初，而在近幾年以來，返鄉務工的潮流也在興起。農民務工遷徙在改革開放四十年歷史進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原文 ：《從「打工潮」到「返鄉潮」》

作者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朱雲

圖片 |網路

「人找廠」變成了「廠找人」

筆者的家鄉位於江西省贛南地區，比鄰廣東省，是外出務工集中輸出地區，八十年代初開始就有人外出廣東打工，九十年代初當地就出現了打工潮。筆者父親他們這一輩人是當地最早出去打工的一批人，據父親所述，打工潮那段時期是「人找廠」，人們想進廠子里上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個時候，每年過年期間，外出打工的人回到老家，都會有很多老一輩的人帶上自己的子女去找他們，千方百計求他們帶上自己的子女外出闖蕩，這種情景某種程度上像極了當下的父母鼓動著自己子女去相親的場面。因此，基本上每年正月都會有大批青年人紛紛外出，但是能順利進廠的少之又少，有些在親朋好友處借宿，有些在工地上做短工甚至有的露宿街頭，等著工廠有招工信息了，再通過熟人幫忙，必要時需要付出關係成本以求進廠。

2010年以後，農民工再也不用擔心無法進廠，而是在選擇福利待遇更好的工廠。「用工荒」使得原來的「人找廠」變成了「廠找人」，每年過年回家，工廠有兩大難，一個難題是「收債難」，一個難題是「招工難」。招工方面的難處在於，每年都有一些人從廠子里離開，來年開工需要招到空缺的工人，於是，過年回家，工廠的老闆往往是托一些管理人員在他們老家給工廠招工。筆者父親是一工廠的管理人員，他近幾年每逢回家，再也沒有人來找他幫忙把自己的孩子帶出去打工了，反而是他在打電話找熟人聯繫外出務工的，雖然提供的條件較好，包吃住，平均工資有3000—4000以上，並且春節來回有車接送（以前是要自己買票擠客車或者火車外出），但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招工還是很難，因為農民工返鄉成為了一種新的潮流。筆者父親以及同年代出去打工的那些親戚朋友，大部分也從外面陸續返回了家鄉，有的在家打工，有的已在創業，如小舅舅和小舅媽2016年回到家，在老家辦了一個木料加工廠；父親也於去年回到家中，現在在家鄉附近一個工廠工作。

返鄉成為了一種潮流

經歷過打工潮的第一批農民工目前紛紛返鄉，我們如何看待這樣一種返鄉潮？

首先，從外部環境來看，原本八九十年代由外來資本主導的工廠變成了多種資本並存的工廠，而且單一類型的製造業工廠變成了多種產業鏈不斷擴展和發展的工廠，這一方面增加了工廠的數量，另一方面也使得沿海地區的工廠得到了升級轉型。隨著工廠數量的增加，務工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也就造成了一些工廠招不到工人或者要去千方百計招工的現象。此外，隨著工廠的升級轉型，進廠的門檻在逐步提升，勞動密集型工廠不再佔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需要一定技術和知識文化的工人，這樣一來，不但拒絕了一批人湧入，同時也在淘汰一批人回到原點。原先的勞動密集型工廠轉向內陸或者東南亞地區尋求廉價勞動力從而減輕生產成本。務工輸入地不再集中在一兩個省域，其他地方也給農民工提供了很多打工機會，選擇多了，務工地也就相對分散，打工潮有了消退的趨勢。

其次，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家鄉有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本地務工市場為農民增收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據了解，在筆者家鄉，目前在本地務工可以獲得的收入與在外面務工的收入是相差不大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都會傾向於選擇在自己家門口工作。農民傳統上就有安土重遷和落葉歸根的心理，他們那種對於家鄉的眷戀和牽掛大概是最實實在在的鄉愁，因為家裡有家人，有土地，有生養他們的那最熟悉不過的環境。隨著家鄉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在老家附近工作似乎與傳統上的耕作相類似，農民天然就有一種熟悉感。而且本地務工有相對熟悉的社交圈子和可利用的熟人社會資源，不僅延長了務工的生命長度，也減少了在外務工不必要的麻煩。

再次，從農民工返鄉的動力來看，第一代返回到家鄉的農民工，年齡在40歲—60歲之間，他們早已成家立業，在外拼搏了幾十年，年長一些的，孩子都已經成了家；年輕一些的，孩子正在上學的關鍵階段，而且，無論是年輕一些的還是年長一些的，他們都已經到了要贍養老人的階段了，無論是出於照料老人還是關心小孩教育的角度出發，他們現在都有很充足的理由和動力回到家鄉。另外，農民工自身外出務工的熱度在減退，顯得動力不足，特別是很多工廠面臨「三角債務問題」，導致一些農民工工資不能夠及時地發放，這給他們造成了一定的不安全感，導致他們不再願意遠離家鄉外出務工。隨著家鄉的條件越來越好，也有一批早期的農民工利用務工積累起來的資金實現了家鄉創業。

最後，筆者所在的家鄉贛州地區，經歷了打工潮的那一代從青年走向中年的農民工，由外出務工到返回家鄉，這是他們的人生任務使然。九十年代那一批農民工進入務工市場很早，退出務工市場也相對較早，他們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之後，可以比較順利地完成自己人生任務，子女的小家庭發展問題則主要是落在子女自己身上。父母對於剩餘資本的使用也是有自主性的，如果他們還能幫到子女，他們可以選擇幫忙子女，或者通過本地務工來減輕子女的壓力，這些都是有選擇性的，並不是硬性的人生任務，這也使得他們可以很早地從外地務工市場中解放出來，回到家鄉。而且他們子女成家之後也有義務和責任贍養他們，他們最末期的務工壓力相對較小。現代化背景下的城市化以及孩子教育上的壓力，落在了他們的子女—第二代農民工身上。

八九十年代第一批打工潮背景下的農民工，為了生存忍受了各種酸甜苦辣，住在十幾個人的宿舍里，拿著微薄的經濟收入，在流水線上承受著身體疲勞的極限。如筆者父親說，他們是完完全全的白手起家，在生活所迫的情況下，疲於奔命，不辭辛勞，打工是他們唯一可以獲得金錢的手段。所以，他們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不可或缺的活力和動力，是經濟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環。而今，返鄉成為了一種潮流，他們逐漸地返回家鄉，繼續為家鄉的建設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如何繼續鼓勵和支持他們繼續發揮自身主體性和活力，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8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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