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死者的精子生育後代：「遺腹生殖」是延續希望，還是製造孤兒？

By Kiki Smith

在以色列，越來越多的母親開始為死者生下孩子；而對於逝者的父母，他們是否有權在兒子去世後用他的遺傳材料延續家族血脈？

撰文 Shira Rubin

翻譯 谷玉璽

編輯 魏瀟

四年多前，利亞特·馬爾卡（Liat Malka）進入了焦急的等待：一名素未謀面、已經離世的男子的精子將在培養皿中同她孤零零的卵子結合。這名以色列的幼兒園老師希望通過體外受精的方式孕育一個生命。一個月之後，她成功了。一個胚胎被轉移到了馬爾卡的子宮中，九個月後，希拉（Shira）誕生了，這個精心挑選出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意味著「歌頌」與「祈禱」。

現在，希拉會時不時地注視她父親的照片。她和媽媽還有外祖母住在一起。在希拉的成長過程中，一直能看到這個戴著眼鏡的男人，咧開嘴巴沖著她親昵地微笑。在她小的時候，還經常叫他的名字「巴魯克（Baruch）」。最近，馬爾卡一直在試圖讓她改口叫爸爸。「他笑得多好看啊，這是爸爸。」二人站在照片前，馬爾卡溫柔地對希拉說。

過去二十年間，全世界遺腹生殖（posthumous reproduction）案例的數量雖少卻在穩步上升。在這種輔助生殖技術支持之下，男性們可以通過在世時捐獻，或去世後提取等方式留下遺傳物質，延續自己的血脈。專家們預測隨著相關生殖技術的流行，以及與傳統異性戀家庭（雙親模式家庭）相悖的「另類家庭」逐漸被接受，這種情況會變得越來越普遍。以色列這一鼓勵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國家擁有全世界最高的體外受精技術（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平均使用率，它為這種新型的家庭創造模式提供了實驗室般蓬勃的發展環境。

以色列政府掌管著 IVF 相關的政策和資金，政府也有權決定誰有機會參與到相關項目之中。現如今，所有未滿 45 周歲的女性都能獲得無上限的資助用以在家撫養至多兩名嬰兒，並且她們可以使用已故配偶的精子完成受孕。但是，當逝者的父母為了延續後代而要求實施遺腹生殖時，事情就變得模糊不清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會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裁決。在過去的十年間，複雜案件不斷出現，其中牽扯著不同類型的遺願和利益糾葛。法學專家和拉比（rabbi，指受過正規宗教教育，在猶太教會中擔任精神領袖和宗教導師的人）擔心遺腹生殖會侵害未出世孩子的權益。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的專家們擔心隨著這種技術在全世界的流行，政府監管和醫療管理的不足將難以面對其所帶來的諸多問題。

馬爾卡在 35 歲時從醫生那裡得知自己的卵子「供應」嚴重不足，正是那時她發現了這種技術。她在精子庫中搜尋著匿名捐獻者，但遲遲未定，她內心十分困擾，孩子將來可能要面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問題。她還擔心在這麼小的一個國家，她的孩子可能在將來會有與某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相識甚至相愛的風險。

最終，馬爾卡在 YouTube 上看到了茱莉亞和弗拉德·波茲南斯基（Julia and Vlad Pozniansky）發布的視頻。這對夫婦正在爭取法律許可，希望捐贈出 25 歲兒子巴魯克的精子（在他因癌症去世前的幾天被凍存）。因為他在一份「生物學遺囑」（未經正式法律程序認證的生前遺留信息）上詳細地描述了他的遺願：保存自己的精子，用它來孕育一個新的生命。

馬爾卡在法律援助組織的幫助下和波茲南斯基夫婦見了面。三個人開始準備簽署協議，讓馬爾卡可以用巴魯克的精子受孕。為了防止未來可能產生的糾紛，馬爾卡將金錢排除在協議之外，允許希拉的爺爺奶奶至少三周進行一次探望。經歷了為期一年的冗長手續，以及對巴魯克生物學遺囑有效性的持續爭論後，法院最終批准了他們的請求。2015 年，希拉誕生了。

馬爾卡回憶道，在懷孕期間她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現實——她感受到了法律協議條款的嚴酷性。「我意識到波茲南斯基夫婦對我來說完全是陌生人，」她說，「我告訴他們，請給我些時間。」直到希拉出生後，馬爾卡才開始將他們接納為家人。

希拉的祖母——茱莉亞·波茲南斯基則認為，與體制和法律的抗爭是完全值得的。她認為他們的案子受到了媒體廣泛的關注，證明了遺腹生殖不該被看作是科幻小說中虛構的內容，而應該被當成是一項需要廣泛支持的技術。她說：「如果我們不向前邁進，如果我們說『不，這不被允許』，那麼奇蹟永遠不會向我們敞開懷抱。」

利亞特·馬爾卡向她的女兒希拉展示她已經去世的「生物學父親」——巴魯克·波茲南斯基的照片。他因癌症去世前，並不認識利亞特。

圖片來源：Shira Rubin

在以色列，試管嬰兒技術（或稱體外受精，IVF）是一個罕見的幾乎所有階層都會全力支持的話題，無關信仰或性別。「這個國家的人們強烈希望新生命的誕生。」 茱莉亞·波茲南斯基說，她和丈夫還有兩個兒子在幾十年前從俄羅斯搬到了以色列。失去巴魯克後，她在55歲的時候通過IVF技術利用捐獻的卵子誕下了另一個兒子。和很多以色列猶太人一樣，在經歷大屠殺和千年磨難後，波茲南斯基把繁育下一代看成是一種彌補人口損失的方式。

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遺腹生殖案例就已經出現。2002 年 8 月 20 日，上士基萬·科恩（Keivan Cohen）在加沙地帶（Gaza Strip）執行軍事任務時被一名巴勒斯坦狙擊手射殺。他的母親瑞秋（Rachel）聯繫了幫助過馬爾卡的律師，她用盡十年時光只為爭取一次機會，希望用兒子的精子讓一名家族選中的女子受孕。

2007 年，法院做出了判斷：基萬·科恩確實曾想要個孩子，雖然他並沒有留下書面遺囑，而且並不知道父母會為他安排誰作為孩子的母親。2013 年 11 月，一位單親媽媽誕下了一名父親在 11 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嬰，這個孩子正是科恩的合法後代。這一判決為後來者鋪平了道路。2009 年，另一名已去世的 22 歲癌症患者的口頭生物學遺囑被法院承認。2011 年，該法院認可了巴魯克·波茲南斯基寫下的生物學遺囑，現在他的女兒希拉已經三歲了。

和冗長的法律程序相比，取得逝者的精子顯得極其簡單。在死後的 24 到 36 小時內，死者的精子都能保持活性。醫生說，在某些罕見情況下，它們的活力可以保持 72 小時之久。對於用人工方法維持生命的病人，醫生們可以利用電擊刺激病人射精。在其他情況下，醫生還可以將針頭刺入睾丸中，通過活檢的方式取得精子。他們也可以移除整個睾丸，提取其中的精子，或將這些材料冷凍起來以備後續的提取工作。

在所有環節中，「精子的來源是最不成問題的，但情感、社會、倫理和法律等問題才是關鍵。」時任特哈休莫醫院（Tel Hashomer Hospital）精子庫男性生殖中心主任的伊高爾·馬賈爾（Igal Madjar）表示。

由醫生、哲學家、律師和拉比組成的委員會在官方指導意見中對遺腹生殖做出了具體建議，隨後這份文件由以色列的司法部門批准發行。生物倫理學家拉維茨基（Ravitsky）也參與了指導意見的制定。她回憶道，幾乎所有人都達成了共識，該項技術應當被允許繼續進行。

司法部委員會創立了一個兩步走的程序，「死後取精」的操作一般能夠被「放行」，但這些遺傳材料的使用問題需要留給未來的法院定奪。此後，官方再沒有為將來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提供確切的行動方針。

從那以後，針對遺腹生殖的立法沿革變得不再順利。直到今日，以色列法院也沒能清晰地回答來自倫理學家的問題：「為了滿足成人的願望，不計方式和代價創造一個孩子是符合倫理的么？」因為實施遺腹生殖的權利並不掌握在死者父母手裡，他們的某些特殊需求會製造出一些難題，讓法庭在維護未出世孩子的權利和執行遺腹生殖法令中左右為難。

2017 年，一名法官推翻了另一名法官的判決，拒絕一對父母利用他們去世兒子的精子創造一個新的孩子、並將他作為自己的子女撫養成人的請求。儘管法庭認同逝者的遺囑以及這對父母想要完成兒子遺願的渴望，卻依舊堅持「父母不具有處置亡者精子的權利」，並且宣稱批准這樣的案件將會對孩子造成潛在的傷害。國際人類生殖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uman Reproduction）的主席約瑟夫·申克爾（Joseph Schenker）贊成該判決。他認為「人為創造出的孤兒」有可能會在將來給孩子帶來身份認同危機。他說，問題就是社會並不知道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小孩「一旦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只是某人的複製品，將作何感受」——以色列的法官在過去管這叫「為死者設立的活體紀念碑」。

律師艾利特·羅斯布魯姆曾和美軍上層進行溝通，其提倡為凍存精子和卵子創造一個補貼體系，該系統於2016年通過審核。圖片來源：Shira Rubin

儘管個別案件偶爾會被法庭駁回或延遲審理，但專家們表示，總體趨勢依然向著允許遺腹生殖的方向發展。雖然目前法國、德國、瑞典都選擇了禁止這項技術；而其他國家，比如愛爾蘭正在制定法令允許它的實施。在這樣的法律框架下，有許多相關問題需要仔細思考，比如繼承權以及孩子的撫養需求等。

專家們同時也發出了警告：不完善的立法把這個問題遺留在了一個十分危險的狀態。在美國，由於聯邦或州缺乏足夠的監管，已經將每年數十億美元的生育產業推向了一個亢進的商業軌道，違法犯罪一觸即發。美國生殖醫學學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倫理委員會借鑒了以色列的指導意見，比如伴侶權利優先於逝者父母，並且在實施人工受精前需要有一段等待時間。但由於該領域內的法律存在不一致的現象，因此實施起來也很困難，已經出現了幾起父母利用去世孩子的遺傳物質創造孩子的案例。

健康和安全因素同樣需要考慮。在美國，臨床上對於如何獲取死者的精子和卵子並沒有統一的操作規程。而且，紐約大學朗格尼健康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 Health）醫學倫理學部的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說，他認為現在進行的臨床研究還不足以證明遺腹體外受精對病人是無風險的。「我們沒有關於精子活力的長期記錄，我們不知道等待 5 小時和 15 小時相比，它們是否更加健康。」卡普蘭說，死後取精是件「令人困擾的事。」

回到以色列，利亞特·馬爾卡說儘管面臨那麼多的風險，她和希拉現在已經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希拉從幼兒園放學後，她們倆經常會去海灘散步或是在客廳里隨著希拉最喜歡的音樂起舞。「只有我和她，做我們喜歡的事」。她感到十分欣慰，馬爾卡知道自己和巴魯克·波茲南斯基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創造了一個快樂的人。」她這樣說。有一天希拉將會明白，巴魯克曾一直盼望她的到來，馬爾卡說：「我會告訴她，爸爸就在某個地方，注視著她。」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