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大學科學評價的前世今生

中國式大學科學評價

作者 | 劉慶生

2018年學術界一件重要事情是國家多部門發文談到破五唯（唯學歷、唯帽子、唯職稱、唯論文、唯獎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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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在科學網上展開了熱烈討論。我想，如果沒有科學合理的評價機制，「破唯」可能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正如有的企業招聘大學生時提出「學歷要求」那樣，在大學生提供的沒有什麼特色的「千篇一律」成績單時，他們依據崗位特點看重一點「學歷」和那些「證書」（四六級英語，計算機等級，會計證書等）就順理成章了。

「科學評價」往小里說是為了考核單位和職工的工作業績，滿足相關機構職工的職務或職稱晉陞，往大里說是維繫社會正常發展所需的公平正義的基礎。

我想任何一個機構（企事業單位）業績考核和職稱晉陞都會採用各種形式的「有形」和「無形」考核，「科學評價」就是這些考核的基礎。

有人認為，我國的科學評價主要始於改革開放之後若干年。我以為其實不然，即使在文革之前，科學評價就客觀存在。

如果再往前推，科學評價至少從民國時期開始。

以大學為例，那些民國時期大學中的知名教授之所以受到社會公眾的追捧，其實就是社會公眾和大學自身科學評價的結果。

而且那時的科學評價似乎以歐美學術標準為主，因為這些知名教授學者大多數都是從歐美知名大學學成歸來。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科學大家（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是屬於那個時代學術同行與社會公眾「無形」評價的結果。

據我所知，解放初期，科學評價無論是學歷還是科學成果都繼承了民國時期大學的管理機制。

例如，那時從學歷上側重於歐美世界名校和國內名校。

我所在的北京地質學院的幾位著名教授多數博士畢業於歐美名校。例如王鴻禎先生博士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回國後曾經出任北京大學教務長；楊遵儀先生博士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馬杏垣先生博士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池際尚先生博士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馮景蘭先生和袁復禮先生也有美國多所大學求學經歷。

這些教授的博士學歷至今也是香餑餑。

他們獲得教授職稱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性學術成果，普遍在國際著名學術刊物發表過學術論文。這些老科學家都屬於當年的海龜，受到政府的厚待和社會公眾的認可。

學校著名礦物學家彭志忠教授屬於那時候的少壯派。他1952年從清華大學畢業沒有幾年，就因測定葡萄石的晶體結構而享譽世界而破格晉陞副教授。那時候的副教授無論從學術地位和工資收入在社會上都很光鮮和體面。

因此，可以說，那時的職稱晉陞採用的科學評價雖然沒有當下那樣的「高度量化」，卻是以學術影響力作為「評價標準」，客觀公正公平。沒有人議論這些人的學術地位是走後門拉關係甚至「賄賂」獲得。

那時大學中的學術評價比較公允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大學教師科研項目較少，因此，多數教師以教學為主。

只有少數教師基於對科學的熱情，能夠在「教學之餘」堅持「做自己的科學研究」，併產出科研成果脫穎而出率先晉陞職稱。

教學出色者也會享受到提前晉陞機會。

例如，我所在的北京地質學院地球物理勘探系1956年畢業留校任教的蔡柏林教授教學效果就很好。後來我有幸聆聽過蔡老師的課堂教學，名不虛傳。當時，他在同批留校同學中率先晉陞講師和晉級工資，後來晉陞副教授和教授都比較快。

這就表明，當年考察一個教師既重視教學，也看重科研成果，注重全面發展。這樣的「科學評價」自然比較公允。

文化大革命10年大學停止了招生和教學，自然不存在科學評價之說了。文革結束後的首次大學職稱晉陞（大約1978左右）主要是「論資排輩」。

因為，我們缺失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大家成果基本上吃老本，晉陞副高和正高一般為此前的講師和副高。

上世紀80年代中前後，南京大學在國內率先使用SCI資料庫，開始了「適度量化科學評價」舉措，在全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我始終認為，結合我國國情，在大學教師職稱晉陞和研究生培養機制中適度採用學術量化評價舉措是一個積極的正面舉措，值得充分肯定。

南京大學曾經6年SCI論文收錄數位居全國高校第一名，奠定了南京大學至今的輝煌學術地位。

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學術單位走過的科學評價之路。

由於科學研究工作需要，我自己也是那個時候開始通過查閱SCI資料庫（到隔壁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查閱紙質SCI），了解本學科研究熱點和同行研究狀況，並開始注重將成果首選發表在國內外專業主流刊物。

那時候大學和科研機構還只是重視本單位在SCI源刊發表學術論文情況，並給一點論文獎勵。例如，我們學校早期一篇國際專業刊物SCI論文獎勵300元。

我們學校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中開始在教師職稱晉陞中採用適度量化成果的評價舉措。打破了以前論資排輩，「說你行你就行」，或「領導優先」的無序評價舉措。

學校一些「埋頭苦幹」，成果豐碩的教師屬於這一政策的首批受益群體。

至今記得晉陞正教授的學術條件是從副教授任職以來需要同時滿足四個學術條件：第一作者公開發表學術論文12篇（並未強調SCI）；專著一部；省部級科技進步獎三等獎排名第一一項，或二等獎排名前三，或一等獎排名前五；主持國家級科研項目一項。

此後，我們學校長期堅持教師考核標準是：在設置的五項指標中前三項均為教學，後兩項為科研（我保留在職時考核表中內容）。

進入本世紀，科學評價似乎不能滿足SCI論文的標準了，有人「發明」利用期刊的影響因子IF值，並簡單依據IF的大小對期刊進行分區。

隨著文獻科學計量單位提供的論文引用次數，ESI提供的「高引作者」榜單孕育而生。

當然這種高引論文似乎主要停留在單位和個人成果的渲染，例如在人才帽子評審中。

其實，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高引作者分布與學科密切相關。不同學科之間對比ESI高引論文意義不大。況且高引論文成果不完全等同於高水平科技成果。

在經歷SCI論文數量到期刊分區的評價階段後，現在有的機構開始盛行自然指數指標。據說是為了突出論文質量，而不是數量。

這個指標由開始的68種刊物增加到當前的82種。

其實，我歷來強調，我們發表論文的目的是什麼？

我在博文《發表論文究竟是為什麼？》中進行過闡述：成果的優先屬性；科學傳播；科學評價。

專業學術刊物是科技成果的載體，不能局限在自然指數涵蓋的少數刊物。況且我們大量從事應用學科研究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不在自然指數限定刊物。

最新的評價似乎要走「代表作」和「原創成果」這種看似「高大上」的評價舉措。這種不斷變化的科學評價做法使得一些科學工作者無所適從。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凡人，看重評價結果給自己和家庭帶來的「後果」無可厚非。

其實，科學評價可以複雜，也可以簡單。

複雜就是上述的「挖空心思」地不斷提出一些看似「公平公正」「標準」。例如數論文SCI篇數，看論文發表期刊的IF值，論文的引用數等。

簡單就是首先看一個人是否堅持不解在努力工作。

正如日本北海道大學校長佐伯浩認為：

「大學不像民間的研究機構那麼重視結果。你可以失敗，你可以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研究之後，仍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但是你只要在這個過程當中努力了，在大學裡面就會得到公正的評價。我們重視的是你在科研的過程當中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這個過程是否有意義，而不是一定要有什麼樣的成果。」

這種評價精神需要我們大學管理者們多大的 「勇氣」和「肚量」以及專家的「鑒別能力」。

「十年磨一劍」、「厚積薄發」的陳景潤、張益唐式的學術人才顯然無法在我國當下高度量化的科學評價機制中生存。

如果我們長期堅持這種「急功近利」的「政績工程」的評價機制，「錢學森之問」就是一個永遠無解之問。

斯坦福大學化學系主任的話很實在：「我們評價一個教授，不是看你為系裡拿了多少項目和經費，而是看你在同行中的學術地位。」

顯然，一個人的學術地位必須依賴他（她）的學術貢獻，並由此帶來的學術聲譽。成果的水平必須同行說了算，而不是論文和刊物。因為，它們只是發表成果的載體。

我所期望的評價方式是讓那些高水平、具有道德操守的同行專家「審讀申請者代表性成果」。這種不受非學術因素影響的評價，相對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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