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兆裕：明永樂年間胡濙行跡考述
明中葉以來，許多人認為永樂年間胡濙的出使，與訪尋建文帝有關，並因此經常提及其事。而在關於其出使的諸多說法中，實際上臆說與傳聞的成份頗不缺乏。我們覺得，不管他出使的目的是什麼，盡量搞清他出使本身的情況都是必要的，所以，本文以胡濙幾次出使的行程及與行程有關的一些問題為考察內容，希望這些研究，能豐富對胡濙出使的認識，並為大家思考相關問題提供線索。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於洪武八年（1375，乙卯）四月初八日[i]。建文二年（1400，庚辰）進士，初任兵科給事中，復升右給事中[ii]。朱棣篡位後，於永樂元年（1403，癸未）九月改任戶科都給事中[iii]。胡濙的生日及他在建文年間曾任右給事中之事，各史料記載不多，故在此標出，他的其他情況此不贅述。
關於胡濙的出使，對後世影響最廣泛的是《明史》中的有關敘述，《明史·胡濙傳》言：「五年遣濙頒御制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五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iv]即胡濙永樂五年（1407，丁亥）和十五年（1417，丁酉）兩次出使，並分別於永樂十四年（1416，丙申）和永樂二十一年（1423，癸卯）還朝。《胡濙傳》的敘述是對明人記載的綜合，本身並無新的發現和補充，但大體涵蓋了各種說法，故自明中葉以來人們對胡濙出行的認識基本未出此範圍。而實際上，胡濙的出使情況要比這些記載複雜得多。下面就根據史料，對胡濙出使的起止時間及大致行程做一敘述。
胡濙對自己的出使曾有過描述，永樂二十一年（1423）七月他說：「幸沐榮崇而任使，俾馳軺傳以諮詢，歲月無拘，江湖任適。由是名山大川，雄藩巨鎮，故皆遍歷無遺；絕域殊方，偏州下邑，亦各周流殆盡。」[v]這番話他是對朱棣表達的，次年四月，他復自述說：「適永樂丁亥，欽承上命巡歷四方。東南涉于海隅，西北旋轉於沙漠，海內郡縣，罔不周流。」[vi]這些敘述很珍貴，但較為概括，對於行程的具體時間也涉及不多，故仍需進一步探討。
《太宗實錄》中沒有記錄胡濙的首次出行時間，但其他史料都記為永樂五年（1407），如《英宗實錄》：「丁亥，命濙巡歷天下」[vii]，這與胡濙本人的「適永樂丁亥，欽承上命巡歷四方」的敘述是一致的。因此這個時間沒有問題，至於為什麼選擇此時出行以及具體的出行時間，目前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出行並非如通行的說法那樣，一直到永樂十四年（1416）才還朝，史料記載他永樂七年（1409，己丑）即已朝見過朱棣。
永樂七年（1409）二月朱棣巡幸北京，據《太宗實錄》所記，三月初一（甲辰）車駕駐蹕東平州，初八（辛亥）移駐景州。三月初六（己酉），即車駕駐蹕東平期間，已出使二年左右的胡濙向朱棣進獻白雉一雙，「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出使經寶雞縣，獲雙白雉，獻行在所」[viii]。白雉之獻，應該是為朱棣祝壽的[ix]，但胡濙是否隨駕至北京，待四月十七朱棣壽誕後才離開，尚難以確定，但不論怎樣，都說明胡濙的出使此時至少已告一段落。
另外，還有一個事情可以佐證此事。《胡氏宗譜》載，胡濙與范氏夫人所生的長子長寧永樂八年（1410，庚寅）正月初八日出生[x]，據此推算，胡濙應該在永樂七年（1409）的三月前後回南京或武進探望了家眷。根據常理，胡濙出使時帶家眷隨行的可能性很小，因而他的家眷在其出使時應該是一直留在南京或寄住在武進的[xi]。所以，可以確定胡濙永樂五年（1407）出使後，永樂七年即還朝，在略事休整後才繼續使命。
朱棣永樂八年（1410）冬初返回南京，結束了永樂七年開始的北巡。永樂十一年（1413，癸巳）朱棣再次北巡，此次北巡一直到永樂十四年（1416）九月才回南京。在朱棣巡幸北京期間，作為扈從人員的王紱在北京曾遇見過胡濙[xii]，並將此事記錄下來。由於王紱於永樂十四年二月初病逝於北京，故其所記之事，應發生於通常所說的永樂十四年秋胡濙的那次還朝之外，因而值得進一步分析。
王紱是無錫人，無錫與武進皆屬常州，故與胡濙算是同鄉。他與胡濙相遇之事，載在其詩《贈胡都給事中》的小序中。其序云：「都給事中胡君源潔，文雅清慎，志趣高明，與余有同鄉之好。嘗自大江而上岷蜀，由關陝而至於中原，凡名山古迹之間，履無不至。今年邂逅北京，同宿寓所，因得扣其登覽之勝，聞見之廣，不覺令人鄙吝頓消，而神爽飛越。遂賦詩美之。」[xiii]王紱沒有明確與胡濙相遇的具體年代，而王紱又兩次扈從至北京，因此無法判斷胡濙到北京是在兩次巡幸中的哪一次。如果是前一次，則胡濙之到北京，應是在他進獻白雉之後。如果是後一次，則應該是胡濙在永樂七年（1409）之後與十四年（1416）二月之間的又一次還朝。不論哪一種情況，都說明胡濙的出使並非如一些文獻記載的那樣。
因此，王紱的記載對於研究胡濙出使情況是很珍貴的，特別是小序中提到的胡濙出使的路線更是值得重視，這可能是當時人唯一的對胡濙行程路線的具體記載。《太宗實錄》在記載胡濙在寶雞獲白雉之前，於永樂六年（1408，戊子）七月記載說胡濙奏言，陝西漢陰洵陽等縣所輸漢中府金州的芻茭，儲蓄歲久，腐爛甚多。[xiv]金州，為川陝交通的要路，由此可知，胡濙自永樂五年（1407）出使後，在六年七月之前即到達金州，並在隨後的時間裡活動於陝西地區。因此，我們推測，王紱所記胡濙的行程，很可能是胡濙永樂五年至七年（1409）的行程，即逆江而上，直至川蜀，復由四川經金州入陝，最後由陝至中原並還朝。如果這個推測成立的話，則王紱與胡濙北京邂逅的時間應該是永樂七年，即胡濙還朝獻白雉之後。
這裡有一個情況需要說明。永樂七年王紱還未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僅是在翰林院研習書畫，該年之北行，他是與其他同學悉數隨行的，故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扈從，其隨朱棣一起行動的可能性也不大。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章昺如在《行狀》中根本沒有提及王紱的此次北行。因此胡濙東平獻雉之時，王紱可能並不在東平，於是才有北京邂逅之說。
永樂十四年（1416）胡濙的情況，許多史料都言及他丁內艱奪情一事，但記載相互出入。如《明史·胡濙傳》言：「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xv]此記載與李賢及《英宗實錄》胡濙傳的記載相似。李賢云：「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左侍郎。」[xvi]《英宗實錄》言：「丙申還朝，遭內艱，詔起複視事，冬升禮部右侍郎」[xvii]。這些說法給人的印像是，胡濙在永樂十四年秋天還朝之後，遭遇母喪，乞歸鄉終制而未獲允許。而另一些記載則與此不同，姚夔所撰的胡濙墓志銘言：「聞李夫人喪，還朝，奪情往湖湘，歸乞終制，不允，升禮部左侍郎。」[xviii]而朱昱的《重修毗陵志》中的說法與姚夔同：「母喪，起複，使湖湘。……使還，升禮部左侍郎。」[xix]姚夔等人的說法表明，胡濙在母喪後另有一次湖湘之行，而終制之乞，在此行歸來之後。
李賢所撰神道碑和姚夔所撰墓志銘，均為研究胡濙的重要材料，而矛盾若此。解決這些矛盾的關鍵，是胡母的去世時間。而關於胡母李夫人去世的時間，胡儼在《胡徵士墓表》中有清楚的記載，胡徵士即胡濙之父胡宗仁，《墓表》云：「配李氏，有婦道，亦知醫。後徵士二十二年卒，卒之歲為永樂十四年丙申，其月日，五月五日也，壽七十。」[xx]據此，胡濙還朝很可能是在夏天，至晚不會遲於秋初，然後奪情出使湖湘，至秋回到北京。因此，姚夔等人的記載基本是準確的，而李賢對於這個時間，則忽略了胡濙的湖湘之行或者以母喪之歸與湖湘之歸混在一處了。
永樂十四年（1416）秋胡濙回到後北京不久，朱棣即從北京起程並於十月上旬回到南京，胡濙也隨同返回，「戶科都給事中胡君濙，與予俱以扈從還自北京」[xxi]。該年十二月，胡濙被升為禮部左侍郎[xxii]。關於這次升職，李詡在《水東日記》中記錄了胡濙的自述[xxiii]，從中可見朱棣對胡濙的器重。朱棣之回南京，主要是處理漢王朱高煦奪嫡和谷王朱橞謀逆之事，永樂十五年（1417）春谷王最終被廢為庶人，漢王亦被安置於樂安州。三月，朱棣復前往北京，並於五月初一日到達。
史載胡濙在永樂十五年（1417）亦再次開始出使，並於永樂二十一年（1423）朱棣北征時還朝。李賢言：「丙申秋還朝……明年往兩浙諸府，授嘉議大夫。癸卯自均襄還朝。」[xxiv]對於這次出使的起止時間，各材料均無異辭，我們也未查到其他與此記載不同的史料。起止時間雖一，但其出使的目的地的記載則有不同。李賢言往兩浙諸府，而還自均襄，《英宗實錄》的胡濙傳與李賢所言同，而姚夔則言「復使江浙，還時，車駕巡幸北京，至宣府」[xxv]，依此則胡濙是自江浙還朝的。至《明史·胡濙傳》又言「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與前二人的記述微有不同。
實際上胡濙此次出使，至遲在永樂十五年（1417）的八月上旬即到達江西。該年八月初六胡濙在南昌奉新縣拜祭了始祖，其祭文所載日期甚明，祭文云：「維永樂十五年八月甲申朔越六日己丑，晉陵遠孫嘉議大夫禮部侍郎濙，謹以清擢庶饈之奠，拜掃於華林始祖侍御史珹、徐國夫人耿氏二墓前……奉使公餘，祖隴是趨，幸獲瞻拜，孝誠少攄」[xxvi]。可見胡濙在江浙停留的時間至多也就數月，是則姚夔的記載不夠準確。
胡濙在到達江西以後的行程還不清楚，目前所知的是他在永樂二十年（1422，壬寅）或二十一年（1423）到達武當山，而他的還朝，也基本可以斷定就是從武當山起程的。宣德年間大岳太和山提調官任自垣始纂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載：「永樂二十年，欽差禮部左侍郎胡濙因道過於此，公餘，見清微新宮落成，境界非凡，幽雅殊勝，故將平昔所集醫書類聚成軼，名曰《衛生易簡方》，上表奏進。」[xxvii]對此，胡濙本人則記為二十一年：「至永樂癸卯，裒其所積，精研汰冗，纂集成書，名曰《衛生易簡》，已經上表具進。」[xxviii]而其進書表的文稿所屬日期是永樂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xxix]。因此，胡濙雖未明確記載到達武當山的時間，只言及整理該書奏進的時間，但他與任自垣所說為同一事情，故情況應該是，胡濙於永樂二十年到武當，次年七月將整理好的《衛生易簡方》連同寫好的表文一同齎往行在。依此則李賢對此的記載比較準確。
朱棣永樂二十一年（1423）七月開始北征，據《太宗實錄》，其日程是：二十三日（辛丑）告天地，發京師兵；二十四日（壬寅）車駕發北京；三十日（戊申）車駕次宣府[xxx]。他在宣府駐至八月初六（甲寅），當日移次沙嶺；八月十二日（庚申）駐蹕萬全，至二十七日（乙亥）車駕次沙城，[xxxi]並在沙城駐至九月初[xxxii]。根據朱棣的這個日程，如果各史料所言準確的話，則胡濙到達行在的時間應在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之間。此後的一段時間，胡濙應該是一直隨車駕行動，直到九月下旬以後奉旨再次出使。
胡濙永樂二十一年（1423）秋冬間的出使，諸書均未載錄。據胡濙所記，此行到武當山是為樹立榔梅碑之事，將永樂初朱棣賜予武當山五龍宮提點李素希的二道敕書鐫刻的碑上。胡濙《榔梅碑陰志》云：「欽差禮部左侍郎臣胡濙，永樂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於文華門啟：大岳太和山興聖五龍宮提點李素希，讀書明理，煉性修真……年九十三歲，無疾端坐而終。……奉皇太子令旨：『他真是修行得道的好人，父皇比先賜他的敕書，你如今去都與他鐫在碑石上，休泯沒了這等好處』。」[xxxiii]則胡濙奉旨於該年九月下旬。他何時到達武當山未見記載，但他在武當山渡過了永樂二十二年（1424）的正旦，「永樂甲辰正旦，余與戶部主事王公同登大頂，恭拜祖師，告天祝壽。於初五日至玄天玉虛宮，蟾宇道兄居圜堵，使人欣羨不勝。」[xxxiv]胡濙的《榔梅碑陰志》末署「大明永樂二十二年歲在甲辰七月初七」，則立碑之事應至七月中上旬完成。
在胡濙樹碑的同時，定於七月十九日舉行的為期七天的金籙大醮亦在籌備中。金籙大醮的日期是朱棣欽定的，他為大醮專門頒布了二道聖旨，對舉行大醮的原因和意義加以闡述，對規模和日期進行設定。[xxxv]當時欽差至武當建醮的有隆平侯張信、禮部尚書金純、工部右侍郎郭進，顯然是很重視其事的。榔梅碑之事，幾位欽差亦參與其中，胡濙說：「謹同欽差到山建醮隆平侯臣張信、禮部尚書臣金純、工部右侍郎郭進，委令均州守御千戶所正千戶朱彝，斫取貞石一方……立石於本宮榔梅樹之原。」[xxxvi]則樹碑應為武當山諸活動之一，而胡濙之還朝在大醮舉行之後的可能性很大。
在大醮舉行的前一天，即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辛卯）朱棣在北征途中崩逝於榆木川[xxxvii]，次日，武當山的金籙大醮如期舉行，至二十五日（戊戌）「齋事圓滿」[xxxviii]，而胡濙等人何時還朝未見記載。
如上所述，胡濙的出使情況，遠比通常所說的要複雜。如永樂七年的還朝，十四年夏秋間的湖湘之行，以及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武當之行，過去均未受到注意，而其出使中的一些細節，也往往被忽略。應該說，胡濙的出使仍有大量的空白需要研究，其實際情況肯定比現在我們已知的還要複雜。
對於胡濙的出使，人們最關注的是他的使命是什麼，以及他在這些歲月中做了些什麼。目前我們對他的使命還無法下什麼斷言，只能說在近二十年的出使中，他的使命不是單一的。而對於他做了些什麼，所知也只是吉光片羽。下面就對明代有關他的使命的幾種說法，和已知的他的行事加以介紹。
除了永樂末胡濙的武當山之行外，他在其他時間的里擔負的任務，目前並沒有統一的說法。後世流行最廣泛的是正德、嘉靖之際出現的追尋建文帝之說，這是關於胡濙使命的幾種說法中最晚見於記載的。在此之前，主要有宣德時期的「觀風問俗」說，「勸勵」和「求葯」說，以及天順、成化之際的「訪察人情」或「以訪仙（異人）為名察人心向背」說，弘治時期見於記載的「訪三豐說」。胡濙自己則把使命籠統地概括為「諮詢」。
永樂二十一年（1423）胡濙曾談到自己的使命，他在《進衛生易簡方表》中說：「臣出自醫家，生逢聖世。夙承教養，嘗趨孔孟之門庭；重沐熏陶，復究軒歧之事業。過蒙拔擢，深愧凡庸。幸沐榮寵而任使，俾馳軺傳以諮詢，歲月無拘，江湖任適。」[xxxix]他明確了以「諮詢」為使命，但沒有說明具體內容。
（1）觀風問俗說
宣德時期文臣們對於「諮詢」的內容給出的說法是「觀風問俗」及宣傳聖德。金幼孜言：「恆奉命出使四方，凡山川風物之異宜，民生習俗之異尚，莫不歷覽而周知其故……方公周遊天下，按轡咨諏，所以宣上德，達下情，其仁及於民者多矣」[xl]，他指出了胡濙之行對特別的風物和習俗的關注，同時也指出胡濙之行目的也是宣傳聖德和通達下情。換言之，金幼孜實際上認為胡濙的使命重點在後者。對於觀風問俗之說，貝泰亦云：「命出使四方，省觀風俗，問民之休戚苦樂，奔走於外將二十年，足跡遍乎區內，詢咨暇日，尤注意於醫藥方書之事」[xli]，貝泰在觀風問俗之外加上了問民疾苦一項，他的這個觀點在成化年間被朱昱所沿用[xlii]。與他們同時的王英說：「公為侍郎時奉使命於四方，觀風問俗之餘，又博採古今醫方」[xliii]。
這些說法顯然比胡濙的說法具體了些，就可信度而言，貝泰、王英或許可以不論，但金幼孜的說法不能不重視，胡濙永樂二十一年（1423）秋至行在向朱棣彙報時，他與楊榮都是在場的人，故於胡濙出使的目的必有所暸解。因此，觀風問俗之說雖有托飾之嫌，但並非是無根之辭。故胡濙的「諮詢」中，民間風俗與疾苦應是他關注的內容，特別是有特點的風物習俗，但這些應該不是他使命的重點。
（2）勸勵和求葯說
這一時期，還有二種說法就是「勸勵」說和「求葯」說，這是楊榮提出的。宣德二年楊榮說：「昔我太宗文皇帝嘗命禮部侍郎胡公源潔，遍游天下名山，俾以御編《性理大全》《為善陰騭》《孝順事實》諸書，勸勵士庶；而又俾其廣求奇方妙藥，修合良劑，以扶植疲癃。德至溥也，曷嘗以為惠；道至隆也，何嘗以為功。惟公克推先帝天地生物之心，周覽四方，遇名醫異人輒就而諮詢之，所得奇方日增月益，不可勝計」[xliv]這是相當明確的說法，楊榮沒有對「諮詢」做太多的糾纏，直言其以《性理大全》等書勸勵士庶，同時又明確說朱棣是讓胡濙求奇方妙藥的。楊榮的說法，是所有關於胡濙使命的說法中最特別的，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楊榮每次皆隨朱棣北巡，而且在永樂中期就已經參與重要決策，還有就是前面提到的，永樂二十一年（1423）胡濙至行在彙報時，他與金幼孜都在場。因此，他的話可能不是他所知道的全部內情，但他說的必定是真實的。
目前要完全認定楊榮的說法，也還有一定的困難，一是他的說法與胡濙的說法多少有些矛盾，二是楊榮說朱棣讓胡濙遍游天下名山，從這點說求方葯則通，說用《性理大全》等勸勵士庶，則與事理有些不通，名山之中又有多少士庶？故這些問題還需要討論。
（3）察人心向背說
觀風問俗說及楊榮的說法，至胡濙去世時被「察人心向背」說替代。姚夔在胡濙的《墓志銘》中說：「奉使巡行天下，訪察人情。所至宣上德、達下情，而於親藩，猶懇懇忠孝諭之。」[xlv]李賢所作《神道碑銘》說的就更為具體明確：「丁亥，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托，遂命公巡遊四方，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制《性理大全》《為善陰騭》《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xlvi]姚夔與李賢的銘文，是以《行狀》為基礎，並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寫成的，雖各有詳略，但都指出「訪察人情」「察人心向背」為出使目的。此說在胡濙去世四年後修成的《英宗實錄》中被肯定：「丁亥命濙巡歷天下，以訪仙為名，實欲審察人心向背也。丙申還朝，遭內艱，詔起複視事，冬升禮部侍郎，明年仍命巡歷江浙諸處。」[xlvii]《實錄》作為國史，其所言即為官方的正式說法，這是永樂以來朝廷首次對胡濙出使目的的說明，因而值得特別重視。
姚夔等人的說法，在都肯定察人情或人心向背的同時，又有所不同。姚夔除了沿襲金幼孜「宣上德、達下情」的提法外，還特別提到胡濙對各藩王「懇懇忠孝諭之」，此前沒人說到過的這一點，這是第一點不同。李賢與《英宗實錄》則在「察人心向背」之前，加上了「以訪仙（異人）為名」一條，這是姚夔沒說到的。另外，李賢把楊榮說到的以《性理大全》等書勸勵士庶的內容稍加變化，繫於「丁亥」之下，給人一種感覺是，此內容也是五年的使命之一或掩護方法，但《英宗實錄》則沒有這個說法，且體會《英宗實錄》的用辭，以訪仙為名察人心向背，應為永樂十四年（1416）以前的使命，十五年（1417）之後的使命則沒提及。這三者的相同和不同，透露了許多信息，需要認真對待。
（4）訪三豐說
李賢等將胡濙的使命與訪仙聯繫起來，但並未指明是訪張三丰，至弘治時，黃瑜在《雙槐歲鈔》中，明確地認為胡濙是在訪尋張三丰。黃瑜說：「北人劉勛為予言，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元末居寶雞金台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為棺殮，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游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訪求，未獲。」[xlviii]這是明代較早將二者直接聯繫起來的記載。
黃瑜文中所言任一愚，即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作者。任自垣是否尋訪過張三丰，除黃瑜外，未見其他記載，但與他同時的武當山道士孫碧雲則確曾受命，任自垣所撰志書中載有永樂十年（1412，壬辰）朱棣給孫碧雲的敕書、賜詩和給張三丰的御制書[xlix]，表明了這一點。在孫碧雲之前，朱棣於永樂六年（1408）十月初七和七年（1409）八月十三敕命龍虎山道士真人張宇初尋訪三豐，六年十月敕命同時還發去致張三丰的御制書信[l]。這些敕書和致張三丰的書信表達了朱棣對與張三丰相見的強烈願望。在孫碧雲之後，上清宮道士吳伯理也於永樂十五年（1417）正月「欽奉太宗文皇帝玉音，齎香暨御書入蜀」，四月到達鶴鳴山結壇祈迎三豐[li]。這些情況表明朱棣一直是在尋找張三丰，所遣也非止一人。
因此，朱棣令胡濙尋訪三豐是完全可能的，黃瑜等人的說法應該是有根據的。另外還有一些情況，似可佐證胡濙的出使與三豐有著某種聯繫。首先，與胡濙接觸過的人在言及他的使命時均言及所謂的「名山大川」，如王紱說胡濙「嘗自大江而上岷蜀，由關陝至於中原，凡名山古迹之間，履無不至」，楊榮說胡濙「遍游天下名山」，黃淮說胡濙「將使命於四方者幾廿年，名山勝境靡不遊歷，足跡所至，過於司馬子長遠矣」[lii]。這表明胡濙出使並非泛泛而行，名山勝境是他的重要目標，而這些地方也是吸引修道之人的所在。二是王紱所記胡濙的行程，與黃瑜所記張三丰的活動區域是吻合的，所以說胡濙至少在永樂十四年之前以尋找張三丰為使命並非無根之談。三是據任自垣的記錄，胡濙在永樂二十年到達武當山所居處的清微宮，「張三丰神仙亦修鍊於此」[liii]，這種選擇當不是隨意的。根據這些情況，則黃瑜的胡濙尋找張三丰的說法是可信的，而李賢與《英宗實錄》只是沒有明言而已。[liv]但這裡的問題是，胡濙訪三豐雖然可以認定是真實的，但他是否只此一個目的，或者說李賢與《英宗實錄》的以訪仙為名察人心向背的說法，是否有所本，具體指的又是什麼。這些還需要進一步思考。
（5）尋訪建文帝說
這是有關胡濙使命的最晚見於記載的一種說法，據目前看到的材料，此說初見於正德時的野史筆記，而盛於嘉靖以後。如王鏊在記述中直言胡濙尋訪三豐只是掩護，其真實目的是尋訪建文帝，他說：「太宗師至城下，文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然未察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為名，實為文也。」[lv]但在這一時期，還有一些人對此並不相信。祝允明在《野記》中在談到胡濙尋訪張三丰時說：「太宗未登極時，剌闥異跡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濙馳傳遍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或又言，胡之索不獨以張，未審。」[lvi]顯然，祝允明對於胡濙出使的目的新說法，是不十分相信的。與祝允明態度相同的是陸深，他在《玉堂漫筆》中言：「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邋塌張仙人，即張三丰……或雲此舉實托之以別有所為，忠安行事有密敕雲。」[lvii]看來陸深對此也是介乎疑信之間。儘管還有人有疑問，尋訪建文帝之說既出，自嘉靖起遂成為晚明最有影響的說法。
我們注意到，在弘治時期，有關建文帝的傳說或者說是故事已經成型，文人也傳之於口耳，書之於簡端。即以《雙槐歲鈔》來說，書中不僅提出對建文帝應該「追複位號」[lviii]，還記載了有關建文帝的傳說：「父老相傳，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頗偏，高廟撫之曰：半邊月。知必不終……乃授鑰匣，戒以臨難乃啟。比得披剃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知者。正統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lix]可見黃瑜並不避諱其事，但他在記述胡濙尋訪三豐時，卻根本沒有涉及建文帝，如果當時有胡濙尋訪建文帝之說，他是會記載下來的。換言之，胡濙訪建文帝的說法即使在民間也應該是一種晚出的說法，是否有可靠的依據就更不好說了。也許正是因此，祝允明、陸深才採取了審慎的態度。
胡濙訪建文之說出現的同時，文人中正悄然興起一股「建文熱」。自弘治中楊循吉等疏請恢復建文帝的年號，許多文人更加關注建文時期的歷史，關注建文帝的去向，關注這一時期的評價等問題，努力地搜求相關的史料和信息。除在筆記中加以記載外，至正德後期，已有多部專門之書出現，如宋端儀的《革除錄》，張芹的《備遺錄》，黃佐的《革除遺事》等。因此我覺得，這樣的背景，對人們的思考必然會產生影響，將胡濙與建文帝聯繫起來，恐怕也是這種影響的一個結果。就像尋訪建文帝之說缺少有力證據一樣，要說胡濙的出使與建文帝沒有關係也同樣困難。因此，對於這個說法只能是見仁見智了。
明代有關胡濙使命的幾種說法已如上述，我們也做了一些分析。事實上，對其使命進行認定的最有效的依據，在沒有其他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就應該特別關注他在出使中的行為，通過他做了些什麼來加以判斷。目前，我們對胡濙出使的行程及起止時間已有基本的了解，對其事迹了解則不多。現就對已知的幾件事稍加介紹，並據此略做推測。
（1）奏陳金州芻茭事
《太宗實錄》永樂六年（1408）七月的一條記載云：「戶科都給事中胡濙言，陝西漢陰洵陽等縣所輸漢中府金州芻茭，儲蓄歲久，朽腐甚多。蓋金州地僻，所儲芻茭支用者少，而有司縣照舊催征，民用睏乏，請令民輸鈔為便。」[lx]這是《太宗實錄》在胡濙出使後對他的首次記載，這條信息除了透露了他的一些行蹤，還證實了史料中關於胡濙「敷求民瘼」的說法，因此早期的「觀風問俗」說是有事實依據的，至少可以說明胡濙在出使過程中對這些事情是關心的。
（2）暗察太子事
有關胡濙的傳記資料大多都記載了他曾暗察太子朱高熾的事，而較詳細記述此事的是李詡的《水東日記》，其內容則源自胡濙的自述。記述中說：「太宗命某使外，濱行，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住稍久，鄰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回奏。令所從校尉給驛驢齎進也。」[lxi]李詡的這個記載如果完全忠實於胡濙的敘述，則透露出以下信息：
一是胡濙此行的出發地不是南京。這對於我們判斷他的行動有一定意義，至少可以知道此事是永樂七年或者七年以後的事情。
二是監視太子並不是胡濙本來的使命，是臨時增加的。僅此監視太子一事，就可證明李賢、姚夔等「察人心向背」之言不虛。進而可以推測，胡濙如果以察訪人心為使命，其對象也不會是平民百姓。
三是胡濙的使命並不是特別緊迫。這一點比較明顯，如果是緊急的事，按常理，不會給他增加其他任務，並讓他在南京逗留。因此我們推測甚至可以斷定，像這種情況，不會是尋訪建文帝這樣對朝廷可能存在相當威脅的人。至少，胡濙這一次並未擔負這樣的任務。因為以朱棣對建文之臣及其後人的殘虐，他不可能在尋訪建文帝之事上掉以輕心。
（3）江西祭祖事
此事在探討胡濙行程時已經提及。胡濙永樂十五年的出使，與此前有所不同，他的身份已經是禮部左侍郎，在江西就是以此身份行事的。除了祭祖，胡濙還就保護祖塋事與地方官府有所接觸，奉新縣還為保護胡濙祖塋專門張榜，「南昌府奉新縣為禁約事。近奉欽差侍郎胡濙發放（「放」字疑有誤），有同宗華林胡氏積祖墳山一所……」[lxii]這事反映出胡濙永樂十五年以後的出使，其行動是相當公開的。
另外附帶要說的是，楊榮說「俾之以《性理大全》《為善陰騭》《孝順事實》諸書，勸勵士庶」，也與胡濙禮部侍郎的身份是相合的，所以楊榮的說法是可信的。《性理大全》書成於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年三月頒行天下；《為善陰騭》書成於十七年三月；《孝順事實》十八年六月頒行天下。[lxiii]所以，胡濙很可能是十五年三月以後開始出使的，並以頒書的名義越府過縣的。
按照當時的情況，朝廷官員出使依禮是要拜見所經過地方的藩王的。胡濙出使無論是永樂十五年以前還是之後，都不是微服私訪，因此，他必定始終與各地藩王都有一定的接觸。姚夔在胡濙墓志銘中說：「所至宣上德達下情，而於親藩猶懇懇忠孝諭之。」[lxiv]看來這話是有根據的。而胡濙之於親藩，當不是僅僅諭以忠孝這麼簡單。他永樂十四年的湖湘之行當與谷王謀逆有關。永樂時期，藩王問題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大而棘手的問題，所以我們推測，胡濙如果以察人心向背為使命，藩王的政治態度當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
（4）編撰《衛生易簡方》
訪求醫方妙藥是胡濙自永樂五年（1407）出使後一直做的一件事，永樂二十年（1422）他到武當山將所收集的醫方整理成書，並於次年進呈。永樂二十一年胡濙曾在《進衛生易簡方表》中談及《衛生易簡方》的成書過程：「惟聖主撫大同之運，故微臣罄博採之勤。訪緝搜求經十七載，討論講究閱千萬人，網羅南北之奇良，蒐輯古今之秘要，取其省易，不特便於旅途；拔其精華，實有利於人己。」[lxv]從這通表文看，奇葯良方是他自永樂五年至二十一年出使過程中始終搜訪的內容。
關於編撰《衛生易簡方》之事，楊榮在宣德二年（1427，丁未）說：「又俾其廣求奇方妙藥，修合良劑，以扶植疲癃。」[lxvi]按照這個說法，胡濙搜求方葯是朱棣交給他的任務，但永樂二十二年胡濙在《跋衛生易簡方後》中說：「適永樂丁亥，欽承上命巡歷四方……每自公餘，旁求藝術，采輯良方。凡遇遘疾之人，即投醫藥料理，按方施治，獲效良多。」[lxvii]依此，收集良方為其公餘之事，當屬個人行為。這與楊榮的說法有矛盾，一般來說，還應該以胡濙自己的敘述為準。但需要注意的是，楊榮所說的，是胡濙永樂十五年以後的使命，並不包括胡濙的早期出使，即後來增加了這方面的內容也是可能的。而且以楊榮在永樂時期的經歷，他的話不能簡單地以孤證視之。胡濙的《衛生易簡方》包含3963方，分為十二卷，另有服藥禁忌22條、治六畜方47個為附錄，傳世版本分元亨利貞四集，每集各為一冊[lxviii]。按照任自垣的記載，胡濙自永樂二十年到武當山即開始整理此書，次年夏謄清奏進，其副本留在武當。可以說這個工作量並不小，如果純屬個人行為，在出使過程中，他用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做此事，於理也不易說通。所以我認為胡濙搜集方葯的活動，即使不是他的正式任務，也是得到朱棣支持的。或者，可能的情況是，胡濙在編撰《易簡方》時，他的主要使命已經完成。
（5）胡濙赴行在事
一些傳記資料對胡濙到達行在後的情況的記載，都很生動，頗有故事色彩。如姚夔說：「公馳謁行在所，上見公大笑曰：胡先生來矣，馳驅勞，宜少憩。有頃召入與語，夜至四鼓而退。語多裨益。」[lxix]李賢說：「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馳驅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上欣然納之，向所疑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矣。」[lxx]《英宗實錄》的記載相對簡單：「濙馳見行在，賜坐與語，因以民間欣戴之意聞，慰勞而出。」[lxxi]胡濙赴行在復命，有些細節並不像這些記載的那樣，如至四更而出之類。金幼孜對此的記載是：「永樂癸卯秋，予扈蹕塞下，適公以事赴行在，且進是書（按指《衛生易簡方》）。時秋半天甚寒，上召公至幄中與語，披閱再四，極加稱賞。逮夜取燭，命中貴人以璽鈐識其上，匣而藏之。及退已二鼓矣。」[lxxii]金幼孜所記當是胡濙赴行在後與朱棣的初次相見，顯然四更云云是不準確的。
另外，金幼孜的記載說明，胡濙與朱棣的見面是有其他人在場的，而不是單獨相見。實際上，當時不只金幼孜在場，楊榮也在場。胡濙在《梅榔碑陰志》中說：「至行在所，皇上備詢其故（按指武當道士李素希羽化事），再三嗟悼稱許，遂諭臣濙並翰林大學士臣楊榮、臣金幼孜曰：此老一生精勤至道，忠君愛國，人罕能及，觀其骨青，死必為神矣。至於次日，皇上又復惓惓軫念所有原敕書二道，未經勒石以傳永久。」[lxxiii]觀其敘事次序，胡濙所記也是初次與朱棣見面的事，因此可知楊榮也在場。晚明以後史書言胡濙所彙報的情況，人無知者，是不確實的。
胡濙到達行在後的活動，已知的還有二事。一是八月十六日「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梅榔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大岳太和山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lxxiv]二是八月十九日晚在沙城奏報武當山宮觀的修理事宜：「欽差禮部左侍郎胡濙，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晚，沙城駐蹕所口奏：敕建大岳太和山宮觀大小三十三處，殿堂房宇一千八百餘間。山高霧重，磚瓦木植，日久不免損壞……」[lxxv]。從這些情況看，胡濙在行在的活動多與武當山聯在一起。因此，他出使的最後階段即到達武當山之後，他的「咨訪」活動很可能已經結束了，轉而主要關注武當山的情況了。
總之，對於胡濙的出使，根據以上探討可以獲得以下認識。
關於行程，以永樂十四年升任禮部左侍郎為界，胡濙的出使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具體而言，一是自永樂五年至永樂七年三月，行程很可能是從南京出發沿長江而上至川蜀，而後進入陝西一帶，並在朱棣前往北京時在東平獻白雉祝壽。二是永樂七年三月或四月之後至永樂十四年夏或夏秋之交。始發於北京，其後行程不詳，出使中聞母喪回到北京。三是永樂十四年秋天的湖湘之行，時間約為兩到三個月，此行可能與谷王謀逆有關。四是永樂十五年（可能在三月之後）再次出行，此行他的出發地不詳，同年八月到達江西，並在二十年到達武當山，二十一年夏從武當起程還朝至北京行在。五是永樂二十一年冬至次年七月，在武當山樹立梅榔碑及參與金籙大醮事。
關於使命。首先，胡濙執行的並不是緊迫的任務，而且他也不是微服私訪，其身份是公開的。其次他的使命是多樣的，有些是臨時增加的，如監視太子、湖湘之行等。第三史料中關於胡濙使命的各種說法，除尋訪建文帝之說缺乏可靠依據外，其餘的觀點都是有來源的，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英宗實錄》中的說法。而《英宗實錄》中所言「以訪仙人為名」，實際上應該不是「為名」，而是主要目的之一，其所謂「察人心向背」，則主要是針對各藩王，平民百姓的政治態度則未必是重點。而觀風問俗、奇方妙藥、頒賜御制諸書亦是使命，但不一定是核心任務。
根據記載，胡濙除《衛生易簡方》外，還有《芝軒集》《律身規鑒》等著作，他的後人還編有《忠安錄》，這些書始終未獲寓目，不知是否還存世。因此本文的研究，只能算是階段性的成果，故還望方家指正。
[i] 光緒重修《胡氏宗譜》卷六《毗陵派》，光緒三十年樂善堂活字本。
[ii] 《英宗實錄》卷三五六「天順七年八月丙辰」。
[iii] 《太宗實錄》卷二三「永樂元年九月戊子」。
[iv]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傳》，中華書局1974。
[v] 胡濙：《進表稿》，見《衛生易簡方》卷首，明刊本。
[vi] 胡濙：《跋後》，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vii] 《英宗實錄》卷三五六「天順七年八月丙辰」。
[viii] 《太宗實錄》卷八九「永樂七年三月己酉」。
[ix] 楊榮的應制詩《白雉》云：「白雉出西陲，奇異非尋常；迢迢數千里，持以獻明堂……願效封人祝，聖壽同天長。」（見四庫本《文敏集》卷一）。按，楊榮雖未言此白雉為胡濙所獻，但永樂時期以白雉為瑞獻之於朝的似止此一次，且來自「西陲」，故楊榮所詠之物，當即胡濙所獻之物。亦可知胡濙之獻目的是祝壽。
[x] 光緒重修《胡氏宗譜》卷六《毗陵派》。
[xi] 按，據楊士奇《禮部尚書胡公夫人范氏墓表》（《東里文集》卷二一，四庫全書本），胡濙的夫人范氏，也是武進人。則胡濙探望家眷非在南京即在武進。另，《墓表》言：「余與尚書同朝三十年，而南京相鄰居十餘年，兩家相好也。」楊士奇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因遷都隨太子前往北京，其家眷至遲在永樂二十年到京（士奇的三子楊秫該年十二月生。見楊導《太師楊文貞公年譜》，清道光刻本），據此，胡濙到南京探望家眷的可能性較大。
[xii]王紱，字孟端，無錫人，明初著名的書畫家。洪武時征至京師，後坐累戍朔州，「永樂初聖天子務隆養賢之道，詔求天下文章之士洎善書者，各二十八人登文淵閣以被選，一時執政大臣首以薦公」，此次選賢，善書者僅得十餘人，王紱即其中之一。永樂十年王紱等人皆被任命為中書舍人。永樂七年及十一年王紱「兩扈從北京，與有榮遇」。永樂十四年「丙申春正月卧病北京寓舍」，二月初六病逝，「今年春以病卒於官舍，實二月初六日也」 「一日偶得疾，才數日即不起矣」，卒年五十五歲。〔王洪《王孟端小傳》，章昺如《故中書舍人孟端王公行狀》，胡廣《征事郎中書舍人王孟端墓表》。並見四庫全書本《王舍人詩集》附錄〕。
[xiii] 王紱：《王舍人詩集》卷一《贈胡都給事中》，四庫全書本。
[xiv] 《太宗實錄》卷八一「永樂六年七月甲戌」。
[xv]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傳》。
[xvi] 李賢：《古穰集》卷一二《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四庫全書本。
[xvii] 《英宗實錄》卷三五六「天順七年八月丙辰」。按，文中「禮部右侍郎」當為「禮部左侍郎」。
[xviii]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墓志銘》，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
[xix] 朱昱：《重修毗陵志》卷二《人物》，成化二十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
[xx] 胡儼：《胡徵士墓表》，見光緒重修《胡氏宗譜》卷2。按，胡儼此文，四庫本《頤庵文選》未收，北圖所藏殘本《胡祭酒文集》卷二二收錄。
[xxi] 梁潛：《泊庵集》卷一六《跋胡氏族譜後》，四庫全書本。按，文中「濙」原作「濚」。另，梁潛所跋胡氏族譜僅是毗陵胡氏之譜，當時跋此譜的還有楊榮（見四庫本《文敏集》卷一五《胡氏族譜後序》），正統四年九月胡濙將其此譜與江西南昌之華林胡氏之譜相合，統為一譜，三楊、王直、王英等序譜，是即本文引用的《胡氏宗譜》，而據楊士奇及楊榮之序，當時尚稱《華林胡氏族譜》。
[xxii] 《太宗實錄》卷一八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午」。
[xxiii] 李詡：《水東日記》卷五《胡忠安自述三事》，中華書局。
[xxiv] 李賢：《古穰集》卷一二《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xxv]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墓志銘》。
[xxvi] 光緒重修《胡氏宗譜》卷一《歷代事迹·國朝大宗伯胡公祭文》。
[xxv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樓觀部第七·清微宮》，見楊立志點校本《明代武當山志二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xxviii] 胡濙：《跋衛生易簡方後》，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xxix] 胡濙：《進衛生易簡方表稿》，見《衛生易簡方》卷首。
[xxx] 《太宗實錄》卷二六一「永樂二十一年七月辛丑，壬寅，戊申」。
[xxxi] 《太宗實錄》卷二六二「永樂二十一年八月甲寅，庚申，乙亥」。
[xxxii] 《太宗實錄》卷二六三「永樂二十一年九月己卯朔」。
[xxxiii] 胡濙：《榔梅碑陰志》，見《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誥副墨第一》。按，李素希，元季至武當，洪武初度為道士，住持五龍宮。永樂三年和四年兩次遣道士向朱棣進獻榔梅，以為豐年之兆，朱棣亦於三年六月和四年七月兩賜敕書褒獎。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李素希羽化，年九十三。其墓塔今存。（朱棣的兩通敕書載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李素希之傳在卷七《采真游第六》。）
[xxxiv] 胡濙：《次韻並引》，見《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一五《金薤編第十一》。按，「引」中所言王公，名王和，李素希羽化時在旁。蟾宇，即《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編纂者任自垣，蟾宇為其號。
[xxxv] 朱棣的聖旨，載錄於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所撰《金籙大醮意》和《延禧表式》中，其文見《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誥副墨第一》。
[xxxvi] 胡濙：《榔梅碑陰志》，見《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告副墨第一》。
[xxxvii] 楊榮：《北征記》，見《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一輯〕，薄音湖、王雄點校，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按，永樂二十二年七月朔日為甲戌。
[xxxvi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誥副墨第一·青詞式》。
[xxxix] 胡濙：《進表稿》，見《衛生易簡方》卷首。
[xl] 金幼孜：《書衛生易簡方後》，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xli] 貝泰：《衛生易簡方後題辭》，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xlii] 朱昱：《重修毗陵志》卷二《人物·胡濙》。
[xliii] 王英：《題衛生易簡方後》，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xliv] 楊榮：《後序》，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xlv]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墓志銘》。
[xlvi] 李賢：《古穰集》卷一二《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xlvii] 《英宗實錄》卷三五六「天順七年八月丙辰」。
[xlviii] 黃瑜：《雙槐歲鈔》卷九《東海二仙》，中華書局1999。
[xlix]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誥副墨第一》。
[l]《皇明恩命世錄》卷三《命邀請真仙張三仹敕》、《再命尋訪張三仹》，見萬曆《續道藏·正一部》，台北藝文印書館《正統道藏》本1977。
[li] 蔣夔：《張神仙祠堂記》，見《歷代石刻史料彙編》〔14〕，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lii] 黃淮：《後序》，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li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樓觀部第七》。
[liv] 按，《明史》卷二九九《方伎·張三丰》亦言：「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齎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我們沒有查到這條材料的來源，其所言「內侍朱祥」參與其事，目前未見其他記載。且此《張三丰傳》並未言及尋訪建文帝之事，與《胡濙傳》之言之鑿鑿相左，則《三豐傳》與《胡濙傳》在史料來源上似並不一致，故其所述當自有所本，不應泛泛視之也。
[lv] 王鏊：《王文恪公筆記·建文》，見鄧士龍《國朝典故》卷六一。
[lvi] 祝允明《野記》四，見鄧士龍《國朝典故》卷三四，許大齡王天有點校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lvii] 陸深：《儼山外集》卷一二《玉堂漫筆》中。四庫全書本。
[lviii] 黃瑜：《雙槐歲鈔》卷九《追複位號》。
[lix] 黃瑜：《雙槐歲鈔》卷二《詠初月》。
[lx] 《太宗實錄》卷八一「永樂六年七月甲戌」。
[lxi] 李詡：《水東日記》卷五《胡忠安自述三事》。
[lxii] 光緒重修《胡氏宗譜》卷一《歷代事迹》。
[lxiii] 《太宗實錄》卷一六八「永樂十三年九月己酉」，卷一八六「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卷二九「永樂十七年三月丁巳」，卷二二六「永樂十八年六月辛丑」。
[lxiv]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墓志銘》。
[lxv] 胡濙：《進表稿》，見《衛生易簡方》卷首。
[lxvi] 楊榮：《後序》，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lxvii] 胡濙：《跋後》，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lxviii] 《衛生易簡方》最早的版本是胡濙宣德年間以存留於武當山的副本刊刻的，目前所見《衛生易簡方》卷首為楊士奇的序和胡濙的《進衛生易簡方表稿》。稱為「稿」者，當是他作於武當山的底稿，而非呈進的正式表文。卷首之後為正文，卷末為胡濙、夏原吉、楊榮、黃淮、金幼孜、楊溥、貝泰、曾棨、王直、王英等人的跋文。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李春芳奏請重印該書，各地相繼刊行，所用底本當即胡濙刊刻本，進表亦稱為「稿」，唯在卷首加入李春芳的題奏，存世最多的是此時的重刊本。
[lxix] 姚夔：《姚文敏公遺稿》卷九《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墓志銘》。
[lxx] 李賢：《古穰集》卷一二《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lxxi] 《英宗實錄》卷三五六「天順七年八月丙辰」。
[lxxii] 金幼孜：《書後》，見《衛生易簡方》卷末。
[lxxiii]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誥副墨第一》。
[lxxiv] 《太宗實錄》卷二六二「永樂二十一年八月甲子」。
[lxxv] 見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誥副墨第一》。按，此處言胡濙八月十九在沙城奏報，則朱棣此時駐蹕沙城。但《實錄》八月乙亥條言：「車駕次沙城」，則朱棣乙亥到該地。查，八月初一為己酉，乙亥為二十七日。二者未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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