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1940，軍統派出特務冒充宋子文弟弟與日本談判停戰

抗日戰爭進入1940年，深陷戰爭泥潭的侵華日軍高級將領在結束對華作戰的問題上同樣急迫。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都積極主張與蔣介石政權秘密接觸以謀求戰爭之外的解決方式。

西尾壽造上任之伊始，就確定了「解決事變第一，作戰第二」的原則；板垣征四郎則對「汪蔣合流」極為熱衷；多田駿甚至已經為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而托關係找門路了。

鈴木卓爾回到香港，請求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從中斡旋，促成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弟弟宋子良會面。宋子良時任中國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公司總經理，常住香港。宋子良聽說此事，一開始斷然拒絕，之後又答應可以會面。於是，一場撲朔迷離的政治遊戲拉開了序幕。

參與「桐工作」的日本人，此前誰也沒有見過宋子良。宋子良不但按時抵達秘密會見地點，還帶來了重慶方面的立場：一、中國準備在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希望得到美國等第三國的調停；二、談判前實行停戰，日本方面必須保證談判成功後從中國撤軍；三、日本方面應該信任國民政府有鎮壓共產黨武裝的能力。

同時，宋子良也向日本人提出三點疑問：一、日本政府已經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現在又主動要求接觸談判如何解釋？二、一旦談判成功，日本方面是否有誠意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態勢？三、日本方面能否給蔣介石本人寫一封信，讓世界知道是日本方面主動要求和談的？

鈴木卓爾與宋子良見了三次面，他漸漸覺得眼前的這個人並不是真的宋子良。他讓人從門鎖的鑰匙孔里秘密拍下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送到南京偽政府讓周佛海和陳公博等人辨認。

但是，放大數倍的照片依舊清晰度不夠，兩人一會兒說可能是一會兒說不太像。板垣征四郎的態度是：「只要是同重慶進行著聯絡，即使是冒充的也沒什麼妨礙。」

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日軍逮捕了一名「重慶間諜」，審問時被擔任過「桐工作」現場翻譯的日軍軍官認了出來，這個人就是當年在香港與鈴木卓爾周旋的「宋子良」，其實他是重慶軍統局頭目戴笠派出的一名特務。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在中國戰場上走進死胡同的日本人，對談判抱有急切的希望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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