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生育很簡單：用錢來誘惑？
hey,bro!自從國家開放二胎之後，生還是不生，成了百姓民眾另一個民生難題。生，意味著生活質量不可避免的下滑；不生，看旁人兒女雙全心裡痒痒。作為機器人，我給不了正在面臨這種問題朋友們的建議，但往事雖不可追，但可以為鑒，今天我給各位講一個大美利堅曾經發生的「社會行為學」案例——生育競賽。
1926年萬聖夜，大律師Charles Vance Millar突發心臟病，死在了多倫多市中心自己的律師事務所里。
闊綽的律師Millar不僅是釀酒公司的大老闆，也是一個出色成功的賽馬主，名下資產眾多。
十一月初，多倫多各報紙就刊登了Millar意外去世的消息，隨後大家驚人的發現。Millar沒有伴侶和兒孫、沒有近親，但他死後希望把這些財產都散出去。但他又不想讓別人輕易得到——按照他的遺囑，他為同時代人準備了一份大禮包，只為考驗當代同胞的道德觀念和個人意志：
按規定，Millar的剩餘遺產（超過一千萬加元，約合人民幣五千萬以上）都將清算為現金，前9年拿來投資。在其逝世十周年之際，投資所得餘額將會贈給當地在這十年間生了最多孩子的母親。
「我知道這樣的遺囑極不尋常，可我沒有親人，也沒有愛人。我自己的財產，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l Millar的這一奇招讓很多人不解，有報紙認為遺囑是偽造的，不過了解他的朋友則笑道：「Millar就是想讓全國的人都圍著這份遺囑團團轉。」
l 「不管孩子的死活、撫養的成本代價，讓人卯足勁多生，有點良知的人都不會這麼干。」當時很多人都在討論這樣做是否違反公共政策。節育倡導者多年後還不忘抨擊，「讓女性淪為動物，真是令人髮指。」
l 當地法官認為，Millar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多口之家的母親的困境，她們往往因為缺乏避孕措施而越發貧困並深受其害。
l Millar的支持者則說：「Millar的初衷是為了通過這樣不加節制的生娃，讓多倫多淪為世界各地笑柄，從而讓政府將節育合法化。」
但無論是Millar本人還是吃瓜群眾都沒料到，在他死後兩年，一場席捲全球的經濟大蕭條的來臨，這使得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指望靠著贏得這筆獎金來過活，這就造成了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的死循環......
想到最後可能獲得巨資，很多婦女不顧Millar的遺囑是否真實有效，在接下去的幾年裡發生的事情，被當地媒體成為「生育競賽」。
假使多倫多女性在Millar死的那天，即生育競賽開始之日就剩下了一個孩子，並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每10個月就誕下一個孩子，那麼十年後她將擁有12個孩子。當然，人類做不到這樣不停地生孩子，子宮在生育之後通常需要幾個月的休息，否則下一胎極易流產。
但競賽者們不在乎，他們不僅不讓子宮休息，還仔細記錄生理周期好一蹴而就。
同時，盯上這筆錢的不僅是群眾，當地司法部長在1932年提出一項法令：出於為政府的利益考慮，Millar的遺產應該歸政府所有。
顯然，公眾和政治人物都反對他的法令。原本該屬於百姓的錢，政府卻想霸佔。人民憤怒了，Price被淹沒在14000多封信件中。
生了7個娃的Florence Brown說：「Ontario政府是在掠奪我娃的撫養費」。
有27個娃的Henry Brown同樣怒髮衝冠：「政府簡直就是飢不擇食，但他們不會得逞，一定抗爭到底。」
最後，政府讓步了，被迫撤回了法令。
經濟低迷，生育競賽成為了頭條新聞，多倫多的每日星報甚至指派專訪記者，專欄報道，並且和那些孕婦簽約。
參與比賽的多數女性主要都是為了錢，她們都是貧民，生活條件惡劣，還要撫養這麼多娃。多數人都是靠政府救濟金過活。
直到Millar的遺囑執行人在1936年10月31日下午16:30宣布比賽時間到，當天還冒出了幾個新選手。
最終，共有6人都以9個娃處於榜首，分別是：Lucy Timleck, Kathleen Nagle, Annie Smith, Isobel MacLean, Lillian Kenny和 Pauline Mae Clarke。
但還是難以確定比賽結果，有的說她的新生兒沒正式登記，有的是非婚新生兒，還不只有一個伴侶。如果這些娃都要算在內的話，就不知道誰是第一了。
Kenny, Clarke, Timleck和Nagle都說自己生了10個，但由於各種原因，她們不能證明她們生的所有娃都符合規定。為避免遭訴訟，除Kenny外，其餘三人都認可自己只生了9個娃。
1938年，共有四個人獲得了Millar巨額資產，各得到200萬的支票。
其餘兩名母親，Lillian Kenny和Pauline Mae Clarke由於娃夭折、不合法、未登記等原因，只獲得了小筆補償。
不難看出，這些家庭都是冒著生命危險試圖贏得頭獎，她們為了那筆巨資都孤注一擲。不管結果如何，毋庸置疑，她們原本的小家庭都變成超級大家庭。他們是幸運的，而在漫長的十年中，有數不勝數的家庭參與了這場競賽，在荒誕中重複生育然後徹底破產
如今人們更多地把它當作一個笑話。但是這長達10年的比賽致使眾多女人和她們的孩子、家庭陷入了極大的困境。然而，沒有人清楚Millard立此遺囑的真實用意。今天的我們只能將它看作是Millard的最後一個惡作劇，，但這也印證了為了爭奪錢財，人們所願意付出一切。
2002年，人們根據這個史實拍攝了一部叫做《負擔：多倫多生育大賽》（Bearing the Burden: The Great Toronto Stork Derby）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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