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如何批評大清帝國？

文｜陳卿美

作為一個神秘而古老的東方帝國，中國一直備受西方國家關注。如果將中國比喻成一個東方美女的話，晚清時的中國則更像一個跟不上時代的愚昧、野蠻美女，且遭到了西方男人的不斷滋擾、調戲。這種「壞男人」就包括美國，在這個「壞男人」的家裡，還有一雙犀利的眼睛時刻注視著你，讓你很不自在。這雙眼睛就是《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是老牌的西方媒體，創刊於1851年，也就是咸豐元年。這一年，太平天國在廣西起事，大清帝國加速衰落。隨著國際衝突的不斷加劇，《紐約時報》的版面開始聚焦中國，以西方人的視角圍觀中國。

1875 年 7 月 6 日,《紐約時報》刊發《令人恐怖的考試製度—清國青少年的教育與功名的授予》的報道，對中國存續千年的科舉制度進行批評。

「無論起初多麼完美或符合時代要求 ,此刻它決不可能再適應於已經發生巨大改變的新時代了 ……把人的知識的來源限定在這些古代經典大師們身上, 是大清國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

「任何明智之士都不會否定對古代知識的研究 ,但把一個國家的整個教育方式限定在一條狹窄的思想道路上肯定是錯誤的 ,我們應該向孩子們開放人類知識的整個殿堂 。宣稱`世界歷史就是從創世紀到昨晚 10 點半" 的美國教育無疑是正確的。」

此時距離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還有整整30年，美國人率先對這項腐朽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尖銳批評。批評的同時，還不忘比較中美教育的區別。《紐約時報》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在中國國內同樣也有改革科舉制度的呼聲。

科舉考場現場

半年後，1876 年 2 月 20 日，《紐約時報》再次將目光聚焦中國的科舉制度，發表了題為《「四書五經」維繫著清國靈魂》的述評。文章首先肯定了「四書五經」價值，「這些閃爍著東方智慧之靈光的典籍比我們基督教教義的範圍更加寬泛 ,而且在統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絕對的權威,在東方世界確實遠比其他任何宗教信仰更有效地指導著人類。我們衡量其價值時不能不從它具有的這種效果來評判 。」

隨後又提出了批判，認為用這套古老的知識教育出來的人「反對電報、鐵路以及一切新鮮的東西」。「世界歷史或人類思想、智慧的發展史 ,以及所有事物發展和學問的來源之一切最本質的東西, 就在那個時刻停頓下來。從那以後, 華人就一直在不斷地咀嚼著那幾塊干骨頭。並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識的小舟敢於向他們靠近的話，他們就會咆哮不止。」美國人直接將「四書五經」比喻成了「幾塊干骨頭」。

1881年，清政府突然決定召回留學美國的幼童。此命令招致各方反對與批評，《紐約時報》為此發文，認為清政府的舉措不可思議。

「政府認為這些學生，他們花的是政府的錢，就應該只學習工程、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對他們周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要無動於衷。這種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這些孩子已經學會了電報技術，而眼下中國政府還不准許建設哪怕是一英里的電線。他們已經學會了鐵路建設知識，而大清國剛剛拆除了國內惟一一條鐵路線。他們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著什麼，而他們要把這些危險的學問念頭帶回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政府那裡。」最後一句夠犀利，直接稱清政府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政府」。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紐約日報》全方面、多角度報道了此次戰爭。在一篇《大清帝國軍事資源透析》的報道中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的軍事力量像大清國這樣脆弱」。「裝備極差，而且幾乎全軍都缺乏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在軍容嚴整的歐洲軍隊面前恐怕抵抗不了五分鐘。此外，清國軍隊軍紀惡劣，他們的兵丁通常是社會上一些舉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裡駐紮，哪裡的民眾就恐懼萬分。」

這篇文章用語很不嚴謹，且明顯是情緒化語言。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的軍事力量像大清國這樣脆弱」、「裝備極差」等描述，根本與事實不符。事實上，當時的北洋海軍的整體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也能排在世界前列。

《紐約日報》不只是躲在大洋彼岸圍觀中國，還親派記者赴中國採訪。有記者沿長江旅行，在感嘆風光之美的同時，也發現了民生之艱。對於地方官員的腐敗是這樣報道的：「揚子江上每個航段的地方政府都有權對過往商品課稅，而每個航段內又有小官吏和胥卒設置的關卡要強行收費。這些稅被公認是『敲竹杠』，那些關口被稱為『竹杠關』。」

1895 年 3 月 11 日，《紐約時報》刊發《清國官場腐敗危及人類道德》的述評，文章認為，大清帝國是一個「受賄者兼掠奪者的國度」，「是現行官僚階級的無能和腐敗。只要目前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繼續存在下去，大清國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而持久的社會進步。」

《紐約時報》不僅有對中國的宏觀剖析，對於中國社會的觀察也非常細緻入微。比如對中國人痴迷燒香拜佛一事提出批評，「迷信和偶像崇拜非常明顯。手裡抓著金元寶的財神爺及其他一些據認為對掙錢有幫助的神靈們，都有各自的神像和祭台，祈福的人可以對著他們焚香膜拜。」

「寺廟的僧侶沒有半點敬神的樣子，接受禮拜者的饋贈的禮物，兜售護身符之類的東西，更像個寬敞的貿易中心，而不是一處表達人們虔誠信仰的聖地。」

類似這樣的近距離在《紐約時報》中比比皆是。如官司訴訟，發現中國人根本不重視證據。「對清國人而言，他們哪裡知道證詞在西方宗教和法律體系中的神聖與莊嚴。」同時犯人的權益也得不到保障，監牢內的死亡率很高， 「人的生命被看得一錢不值。」

對於中國人的性格，《紐約時報》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遇事缺乏嚴謹而認真的態度」，「極為缺乏民族自豪感和慷慨赴死的愛國主義精神」。

「我們從清國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像力。他的面容從未閃現出絲毫幻想的靈光。他並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沒有創造性。在人類智力發展的進程中，他們是世界上最教條、最刻板的人。個人如此，整個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難脫出既有的條條框框、缺乏進取心，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漢民族的這種特性就好像是與生俱來的、深入骨髓的。實在不應該是這樣的啊!」

《紐約時報》還曾採訪過晚清時期兩位重要的中國高官，一位是李鴻章，一位是袁世凱。1896年，李鴻章訪問美國。9月2日上午9時許，李鴻章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紐約時報》的專訪。1908年6月14日，《紐約時報》刊登了特派記者在北京採訪袁世凱的報道。有意思的是，李鴻章與袁世凱在採訪中，對美國都表達了讚美與敬意。

當然，《紐約時報》對晚清的中國的報道是全方面的，涉及方方面面，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包括風土人情等。既有批評，自然也有表揚，如對洋務運動的改革，立憲的改革的報道，中國的各種革新都被《紐約時報》看在眼裡，並發出了表揚與鼓勵。透過這些改革，《紐約時報》認為，「這顯示出了清國人的進取精神，他們準備從外國人那裡獲取到科學的萌芽，並把它傳播到社會和民眾中去。」

東方睡獅已醒，《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未來也是積極看好的。

「大清國當然有未來，而且充滿希望的未來，這毋庸置疑。大清國正像由各個國家和民族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每一個新成員那樣有著一個光明的未來。」

「假如我們這個世界允許她按自身的方式發展的話，那麼在其努力下，大清國肯定會擁有一個令人矚目的未來。」

總體來說，《紐約時報》對晚清中國的報道還是比較客觀的。大量的報道成為了西方人認識中國的窗口，也為美國政府的決策提供了參考。

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敵人。近代中國的進步自然也有《紐約時報》一份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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