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實亡於綠化？

寒冷氣候與農民起義

1633年底，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老回回等明末起義軍首領被困在如今山西和河南省交界處附近的黃河北岸。

當時的形勢是，西邊有曹文詔帶領山西、陝西的明軍，在陝西、山西間轉戰，屢次打敗起義軍，阻止起義軍北上逃入太行山，起義軍很畏懼他。東北方向有追擊的京營兵，左良玉、湯九州等人則在前面攔截，接連在青店、石岡、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作戰，多次擊敗起義軍。起義軍被壓縮在黃河岸邊，眼看就要被合圍全軍覆沒。

然而此時的明朝統治機器的運轉已經出了很多問題，內部傾軋嚴重，鎮壓起義軍也變得力不從心。曹文詔曾和御史劉令譽不和，而正是這個時候劉令譽按察河南，又與曹文詔發生口角。劉令譽便公報私仇，參了曹文詔一本，兵部認為曹文詔打了勝仗就驕傲起來了，把他調往大同。

這位劉令譽還真不是什麼好人，在清軍入關後降清，一直做到了太僕寺卿。

起義軍見他們最畏懼的曹文詔被調走，詐稱要求投降，監軍太監楊進朝信以為真，上奏朝廷。

等到天寒黃河結冰，起義軍終於擺脫困境突然從毛家寨渡過結冰的黃河。

隨後的經歷怕是起義軍都難以置信——河南各軍竟沒有扼守黃河，起義軍接連攻陷澠池、伊陽、盧氏三縣，然後像魚入大海一樣，轉戰今天的河南、湖北、重慶、四川等省，就這樣絕處逢生。

很顯然，明朝沒有於1633年在黃河北岸聚殲起義軍，也沒有在南岸堵截起義軍，最大原因是內訌和防務漏洞——明朝統治者的腐化無能要為其滅亡負主要責任。

在寒冷的北方，冬天黃河肯定會結冰，但那些年冬天也冷得太早了點。氣候在起義軍突圍的過程中起的作用正是它在明朝滅亡中作用的縮影——成為一劑關鍵的催化劑，使立國兩百餘年、本身積弊叢生的明朝滑向不可避免的結局。

正如肖傑等（2018）在《明清小冰期鼎盛期氣候變化及其社會響應》中提到的那樣，1571-1644 年北方大部出現了持續時間較長的異常低溫天氣，有36 次初霜、雪期提前，終霜、雪期推遲現象，其中1620-1640 年是明代最為寒冷的時段。

氣候變冷可不只是簡單的寒冷氣候，還包括越來越極端的氣候，比如反常的乾旱增多。根據劉倩等（2014）的《明末1637—1643 年極端乾旱事件研究》，1639年華北地區發生旱災的縣域明顯增加，尤其河北和河南境內特大幹旱明顯增多。

在此之前一年的1638年，洪承疇、孫傳庭在潼關大破起義軍，李自成全軍覆沒，只帶著十八騎逃入商洛山中。張獻忠也在這一年投降，眼看明末農民起義就要被鎮壓下去，明朝的防備也鬆懈下來。

卻不料1639年張獻忠降而復叛，李自成也東山再起，雖然又被明軍包圍，但李自成還是突入河南。

河南大旱，一斛穀子值一萬錢，走投無路的饑民不得不加入李自成的起義軍。李自成在河南開倉放糧救濟災民，並放出民謠「迎闖王，不納糧」，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假如河南沒有大旱、假如明朝中央到地方能夠妥善救濟災民，李自成也不會一年之間起死回生如此迅速。

明朝國家機器運轉二百餘年後早已銹跡斑斑，應對旱災等自然災害時反應遲鈍救災不力，面對關外的後金勢力崛起反倒加征三餉，導致災民迅速投向起義軍，而持續多年的旱災加速了起義軍勢力膨脹。起義戰爭波及更多地區，又讓地方政府行政能力進一步下降，更難以應對自然災害侵襲，產生更多災民。

上述惡性循環本可以早點中止，但從起義軍多次絕處逢生的經歷看，那時的明朝政府已經做不到了。

寒冷氣候與後金崛起

異常氣候也使關外屢遭自然災害，這對於後金也是很嚴重的災難，他們也要想方設法籌措糧食以應對災荒。

很多人以為女真是游牧民族，這是很大的誤解。女真人在比較原始的階段算是漁獵民族，靠在森林裡採集、打獵並與周邊民族交易為生。等到努爾哈赤反叛明朝後，女真人又向農耕方向發展，努爾哈赤時代就開始了八旗屯墾制度。

當然，光靠自己種地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戰爭中努爾哈赤擄掠大量漢人為奴，破壞了關外的社會和生產秩序的同時，也造成後金內部民族矛盾嚴重，不少漢人揭竿而起或逃亡，以至於皇太極時代採取了較為懷柔的政策。

以往女真人與明朝之間還有互市，而在薩爾滸之戰後，明朝加大了對後金的封鎖。皇太極在位時期的辦法是征伐朝鮮，逼迫朝鮮與後金互市。1627年初，皇太極征伐朝鮮，同年夏天后金便爆發饑荒。皇太極要求朝鮮賣糧食給後金，說是買賣，其實就是明搶了。

等到皇太極第二次征伐朝鮮之後，朝鮮被逼迫每年給後金進貢「米萬包」。除此之外，朝鮮為贖回戰爭中被後金俘虜的人口，不得不將一萬數千石米獻給後金。

另外一項獲取糧食的重要手段是從明朝搶掠。比如1622年攻取廣寧右屯衛，掠奪糧食「老米四十二萬一千一百三十石五斗二升、小米一萬五千零二十石七斗一升、黑豆五萬四千三百二十石一斗一升、高粱一萬三千二百一十石五斗三升，共五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從明朝掠奪糧食，對於後金一方不僅能緩解糧食緊張，還能激發士兵的掠奪慾望。然而對於遼東明朝勢力來說，則意味著戰爭、社會秩序破壞、人口損失和災難，造成了極為慘重的後果。此消彼長之間，後金實力不斷擴大。

寒冷的氣候有時也會對後金有利，如《努爾哈赤的八旗鐵騎是如何跨海作戰的？》里提到的，後金在極度寒冷的天氣里，趁海水結冰的時候拔掉明朝的海上後勤基地覺華島。

除此之外，後金也趁著饑荒蔓延的時候，專門撥出存糧吸引漢民歸附、蒙古人歸降。通過撥付糧食給歸附的蒙古部落，後金鞏固了其在蒙古部落中的影響力。所謂滿蒙一家，也是飯桌上來的。

等到李自成率領的起義軍徹底推翻了在北京的明朝朝廷，後金才在帶路黨的指引下進軍關內，平定了北方。

而在對政治風向不怎麼敏感的南方，起義軍和南明殘餘勢力的抵抗又持續了18年，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美洲的綠化與寒冷氣候

比如南明最後碩果僅存的永曆政權，已經被清兵逼到了西南一隅，導致永曆皇帝病急亂投醫，甚至向澳門葡萄牙當局求援，同意皇室集體信天主教。

所以才有1647年葡萄牙僱傭兵在桂林幫助南明守城，擊退了清軍。第二年，永曆皇帝便同意皇室集體受洗，包括嫡母王太后（教名赫烈納）、生母馬太后（教名瑪麗亞）、王皇后（教名亞納）和皇太子慈煊（教名公斯當定）。

隨後南明政權還派使者覲見羅馬教皇。

說起來南明政權如此熱心於天主教，與天主教在明末多年傳教有著很大的關係，此時的南明大學士瞿式耜的伯父就曾跟隨利瑪竇學習。羅馬天主教會對南明政權還有影響，也是多虧了地理大發現之後，海上從歐洲到東亞的路線被開闢了。

不過永曆皇帝肯定想不到，發現了自己的歐洲人還往另一個方向去過，點開了一片新大陸的地球迷霧。

那也就是哥倫布陰差陽錯發現美洲的故事。

發現美洲後，所謂的「哥倫布大交換」，即東西半球之間人口、農作物、動物乃至病原體之間的交換開啟了。歐洲殖民者帶來了東半球的牲畜和黑奴，連同東半球的病原體。

大多數病原體，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和後來的瘧疾、白喉、斑疹傷寒和霍亂的病原體來自東半球的動物。而西半球馴養的動物很少，帶到歐洲的也就更少了，這就讓病原體幾乎是在西半球單方面肆虐。當然，西半球的病原體也不是毫無斬獲，據說梅毒就是從美洲傳到歐洲的。

這對美洲土著可不是什麼好事。歐洲人帶來的瘟疫殺死了大量美洲土著，而隨著歐洲人到來的戰爭和奴役也加劇了土著人口的滅絕。美洲土著社會隨之解體，社會失序和饑荒又殺死了大量美洲土著。

最近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上的一篇研究就估算，美洲因為瘟疫、戰爭、奴役、社會失序和饑荒等多重原因，在16世紀的人口損失高達5500萬人，而在哥倫布到來之前的美洲人口據估算達6050萬人——相當於消滅了美洲90%的人口。

這也就是前幾年的一本奇書《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主要內容。還沒看過的話可以長按下方的二維碼買一本看看。

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損失，造成的結果就是大量被開發的土地廢棄，美洲有5600萬公頃土地在16世紀發生次生演替，重新恢復自然狀態——而這意味著植被重新生長，大量二氧化碳通過光合作用被固定到植被和土壤中。

15世紀，美洲還是個碳源，也就是在向大氣釋放二氧化碳，據估算向大氣釋放了15億噸碳元素。而隨著人口滅絕和土地廢棄，在16世紀，通過光合作用，美洲從大氣中凈固定了74億噸碳元素——里外里美洲這是在一個世紀里減少了空氣中99億噸碳元素。

根據南極冰芯樣本中的空氣二氧化碳濃度分析，自從1530年左右開始，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大幅降低，直到1610年降低了約10 ppm達到了272ppm的數百年來最低點。然後大氣二氧化碳低濃度一直保持到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開始——人類工業生產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時代到來了，二氧化碳濃度劇增。

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在16世紀下降了7-10ppm，對應的是空氣中148-222億噸碳元素被固定，而美洲大片人類用地再度綠化，形成森林或草原，減少了空氣中99億噸碳元素，大概能占空氣中被固定的碳元素的一半。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上的那篇研究還提到，估算美洲在土著大規模滅絕後再度綠化造成的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減少佔到那段時間二氧化碳濃度總減少量的一半，已經是比較保守的估計了——不保守的估算下，美洲的人類用地再度綠化甚至可能減少空氣中188億噸碳元素。

這相當於一輛油老虎SUV在地球和太陽之間來回跑33萬次的碳排放，如果它還沒散架的話。

「小冰河期」眾生相

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它在百年內大氣濃度驟減，會對全球氣候造成影響，人類迎來了一個叫「小冰河期」的特殊歷史時期。

「小冰期」的平均溫度一般要比正常時期低1-2℃，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業生產。氣溫下降1℃將使作物的生長適宜期縮減3至4周。

在17世紀的寒冷背景下，全世界很多國家戰爭、騷亂、饑荒等頻率猛增。西歐在17世紀初爆發了三十年戰爭，當時領有西班牙和奧地利在內的半個歐洲外加大片美洲殖民地的神聖羅馬帝國，也沒想到一場波西米亞的騷亂最終捲入了幾乎整個歐洲大陸的國家參戰。

戰前神聖羅馬帝國幾乎完成了對法國的包圍，在戰爭初期也是佔優勢，眼看就要把德國新教諸侯鎮壓下去，重現天主教在德意志的榮光了。然而瑞典和法國卻相繼加入神聖羅馬帝國敵對一方參戰，在紅衣主教黎塞留的老謀深算之下，天主教法國居然領導新教國家打敗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的世界霸權也在三十年戰爭後開始走下坡路。被西班牙統治的荷蘭和葡萄牙也相繼獨立，瑞典突然崛起。

最慘的是德意志，那個時候還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德國，在三十年戰爭中悲慘地淪為棋盤——絕大多數戰役都在德意志各諸侯領地上開打的，三十年戰爭和隨之而來的饑荒等讓德意志地區損失了25%-40%的人口。

之後歐洲各國的戰爭和內亂也沒停止。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並跑到倒霉的愛爾蘭燒殺搶掠（見《英國脫歐現原形》）。烏克蘭哥薩克爆發起義，從波蘭獨立出去，崛起的瑞典與波蘭交戰，沙俄也趁機入侵波蘭，即波蘭歷史上的「大洪水時期」，波蘭在近20年里損失了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法國則爆發了投石黨運動，差點推翻波旁王朝的統治。波旁王朝還是挺了過來，鎮壓了起義，隨後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王權是大大加強了的。

在這些歷史事件背後，是德國經歷的巨大的穀物產量損失；是法國在17世紀30到60年代早期，穀物損失比例達20%-40%；是西班牙在16世紀90年代及隨後的半個世紀中，穀物損失比例達30%-50%。

世界各國的統治者在寒冷的17世紀里，應對得好的就像法國波旁王朝一樣，有驚無險度過危機還打敗了外部最大強敵；有的就像瑞典瓦薩王朝，危機成了他們的機會迅速崛起，又在近百年後把北歐霸權葬送在軍事冒險中；差一點的則像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被打成豬頭，德意志也成了一地碎片；更差的則是波蘭的大貴族們，內亂不止，不少人還爭相為瑞典帶路，把普魯士這個魔鬼還釋放出來了，並最終參與了對母體的瓜分；還有更差的則是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倒行逆施之下被資產階級推翻，雖然短暫復辟但最終還是喪失了統治。

你可以把晚明的君主放在這個世界大背景下觀察一下，想一想他們應該排在哪裡。

17世紀影響世界歷史的外部因素是寒冷氣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洲人口銳減導致的人類用地再度綠化。但是縱觀世界上其它國家的情況，如果社會發展沒有到脆弱的臨界點，或是當地政府不那麼昏聵無能，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一定就會擴大危機。

明朝滅亡的最大一口鍋還應該扣在腐朽無能的統治階級頭上。最後不少明朝統治階級成員選擇了與清朝合作，而明朝的最後兩個忠臣竟是兩個原本的邊緣人物——大西王義子李定國和海賊出身的鄭成功。

17世紀世界範圍內危機還給人類帶來這樣的啟示：早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已經相當大了，而在工業革命之後，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激增，全球氣候的波動就更大了。在我們這個世紀，會不會有那麼一個臨界點，氣候的變化投射到人類社會，讓17世紀的慘劇反向演繹一遍？

亦或者，故事的前奏其實已經在上演了？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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