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即人生：棋牌遊戲的簡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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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和餐桌文化類似，棋牌遊戲過程中同樣對一個人的品性作出大致的判讀。你是急功近利的急性子，還是放長線釣大魚、步步為營的謀略者，或者是亦虛亦實地打著消耗戰的狡黠之人，似乎都可以在棋牌遊戲的博弈過程中看出些許端倪。

棋牌作為經久不衰的文化項目之一，我們也可以在其發展過程中清晰看到社會留存在其中的一些痕迹，這種現象即便在今天也廣為存在——比如銀行贈發的撲克牌，背面肯定會印有銀行的名字。

文/Alex Andriesse

譯/Rachel

校對/Yord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9/02/20/progress-in-play-board-games-and-the-meaning-of-history/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Rachel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在十八九世紀，玩家沿路線移動棋子，爭做第一個到達終點的人，這便是棋牌遊戲的原型。亞歷克斯·安得列斯（Alex Andriesse）研究了一類流行的典型棋牌遊戲，這些遊戲隨著歷史進程向前發展，通常以一些明確的意識形態、道德上的典範，抑或國家理想作為遊戲目標。

在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陶器還未發明，那時人們在鑽有兩排或多排孔洞的扁平石板上玩遊戲。到3000年後的古埃及王朝早期，就已經有象形文字記載了棋牌遊戲。在公元前12或13世紀建造的奈費爾塔利（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大王后）陵墓的牆上，畫著王后在玩塞尼特（Senet）棋牌遊戲的壁畫。塞尼特是古埃及流傳至今的三大棋盤遊戲之一，另外兩個遊戲分別是盤蛇圖（Mehen）、獵狗和豺狼（Hounds and Jackals）。

王后奈費爾塔利在和一個看不見的對手玩塞尼特遊戲。

古希臘人則有白板棋（Tabula），這是西洋雙陸棋的原型；羅馬人發明了羅馬棋（Latrones），而這是國際象棋的原型。在整個古代近東地區，人們都在玩一種叫二十格（Twenty Squares）的遊戲。而在古代中國，人們玩的遊戲叫六博（Liubo）。在古代印度，人們玩的是莫克沙帕塔姆（Moksha Patam），維多利亞時代，殖民者曾把它引進英國，重新命名為《蛇爬梯子》（Snakes and Ladders）。說來也奇怪，哪裡有文明，哪裡就有棋牌遊戲。

綠釉陶六博俑，漢代，河南省靈寶市出土，藏於河南博物院。

一直到17世紀，這些棋牌遊戲都是傳統民間發明，無法追溯到具體是何人發明的。遊戲的棋盤也相對抽象，由正方形、三角形、螺旋形或孔洞組成。然而，隨著啟蒙運動的到來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歐洲的棋牌遊戲也像歐洲大陸上的其他許多事物一樣開始發生變化。到18世紀末，棋牌遊戲開始面向市場，遊戲推廣的內容從輪渡到殖民征服無所不有。為了吸引消費者（過去從未有過這類人），遊戲被設計成在印有特定地點、人物和物品圖片的棋盤上進行。設計這些遊戲的藝術家努力吸引公眾的眼球，抓住公眾的想像力，以迎合當下人們的追求，即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對「新奇和震撼」的追求。

許多這種帶有圖片的新型棋牌遊戲都是競技類遊戲，比如《蛇爬梯子》（Snakes and Ladders）和《鵝的遊戲》（the Game of Goose）。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玩家根據「某種形式的隨機發生器」，如旋轉的陀螺或骰子得出的數字沿著既定的路徑移動棋子。每條路徑都有其獨特的構成，其中包括安全格，懲罰格，危險和捷徑；但是所有競技遊戲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到達終點格，成為第一個從棋盤上取下棋子的人。

El juego de la Oca，西班牙文版《鵝的遊戲》，19世紀出版於巴塞羅那。

十八九世紀競技遊戲的主題和審美範圍十分廣泛。比如，荷蘭的《汽船遊戲》（Stoomboots Spel）為手工上色，充滿童趣，十分吸引人。其人物和風景讓人聯想到約瑟夫·H·戴維斯（Joseph H. Davis）或約瑟夫·沃倫·萊維特（Joseph Warren Leavitt）所畫的美國民間肖像。為了出售從鹿特丹到多德雷赫特的汽船票，遊戲的目的也是直截了當——躲過各種危險伏擊到達多德雷赫特的港口，這些危險（畢竟這是一種「營銷手段」）大多是一些令人愉悅的干擾：一杯杜松子酒，一杯咖啡，或者是搭乘馬車。Pesthuis（即刑房）是棋盤上唯一的兇險存在。

《汽船遊戲》（Stoombots Spel），19世紀初出版於鹿特丹市。

於1790年在倫敦出版的遊戲《新遊戲人生》（The New Game of Human Life），就並不那麼輕鬆了。遊戲注重文字部分，更注重新教道德觀念，棋盤部分少量借鑒了《鵝的遊戲》。在18世紀晚期，《鵝的遊戲》已經深植於當時的歐洲文化，歌德在書中寫道，生活本就是像鵝的遊戲：

你走得越遠，

就越早到達終點，

而那是一個沒有人想去的地方。

顯而易見，《新遊戲人生》的最終目標是最先變為老人，或者正如棋盤上寫得那樣，「活了84歲的不朽之人……這正是生命終結的典型，即只有轉世才能終結生命」。只有當玩家將自己的棋子走遍所有的83個格子之後，遊戲才會結束。這些格子代表了從襁褓到老耄的人生7個階段，中途還可能會接受「一些道德和判斷的審查」（棋盤上會有指示）。可以確定的是，至少玩家不會遇到像杜松子酒這樣的干擾項。

《新遊戲人生》，1790年出版於倫敦。

發展的概念，即一般意義上的向前運動，長期以來一直是棋牌遊戲的核心，18和19世紀，歐洲出版的無數遊戲都通過簡單的競爭以抵達終點線。終點線可能和《汽船遊戲》里多德雷赫特的港口一樣感覺很親切，也有可能像奧匈帝國的《北極探險》（Neueste Nordpol-Expedition）里的北極那樣遙遠，該遊戲旨在紀念卡爾·韋普雷希特（Carl Weyprecht）和朱利葉斯·佩耶（Julius Payer）的極地探險運動。

《北極探險》（Neueste Nordpol-Expedition），約1875年出版於維也納。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全球暢銷小說《八十天環遊世界》講述了一個任性的英國紳士斐利亞·福克（Phileas Fogg）為了贏得打賭，用八十天的時間環遊了世界。這個故事被改編成了許多種棋牌遊戲。而美國記者娜麗·布萊（Nellie Bly）則試圖現身說法，以打敗虛構的福克先生，而她也成功做到了，在短短73天里從紐約旅行至印度，然後再回到了紐約。

《和娜麗·布萊一起環遊世界》，1890年出版於紐約。

法國大革命開始後不久，發展概念的政治意義就出現在了棋牌遊戲中。這些革命分子可不像《新遊戲人生》中的道德家，他們開始質疑遊戲內容的輕浮，二話不說就把遊戲改成了符合他們自己目的的樣子。考慮到這些革命分子重新命名了天和月，重新編排了日曆，更改了分鐘和小時的計時方法，因此，他們宣布象棋中的國王「從此以後改叫旗幟（le drapeau）」，還徵用撲克牌背面的空白「為充公的貴族圖書館編類」的做法可能就更不足為奇了。兩位名為若姆（Jaume）和杜古爾（Dugourc）的熱心市民甚至重新設計了整副撲克牌，取消了國王、王后和男僕【英國撲克牌中叫傑克（jacks）或克納弗（knaves）】等帶有進攻意味的圖片，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法律、和平精神和新聞自由的圖片。

法國大革命紙牌里的宗教自由牌，大約來自1790年（或者更確切的說是共和國第二年）。

約於1791年出版的《法國大革命遊戲》（TheJeu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也和《新遊戲人生》一樣借鑒了《鵝的遊戲》，不過程度更深。它宣傳了政治進步，帶領玩家經歷革命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從巴士底獄風暴開始，經過廢除封建權利，法國去基督教化，九月大屠殺，殺死德·勞伊、富倫和伯蒂埃（de Launy, Foulon, and Bertier），最後來到巴士底廣場的自由守護神像前舉行國民大會。如果這個遊戲聽起來有點無聊，那它可能的確如此——除了那些最狂熱的共和黨人不覺得。遊戲中的懲罰格為遊戲平添了樂趣，在懲罰格中，象徵著法國舊政權議會的「傻瓜鵝」（棋盤上這麼寫的）穿著法官的衣服，可以拖後一位玩家的遊戲進度，就像他們可以拖後法國國家發展的腳步一樣。

《法國大革命遊戲》，約

1792年出版於巴黎。

政治進步同樣也是一款標題大概叫《世界歷史之星》（The Chronological Star of the World）娛樂遊戲的核心，這款遊戲由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於1818年在倫敦出版。遊戲由109個帶數字的精美圖片組成，這些圖片為新月、勳章及樹葉的形狀，整體呈星狀，講述了世界的歷史。學者恩斯特·斯特魯哈爾（Ernst Strouhal）寫到，「（這遊戲）不是故事的大雜燴，而是以目標為導向地追求進步，在達成成就的過程中引導人類一步步走向理性」。遊戲從伊甸園開始，當第一個玩家落在中央的圓圈上時，遊戲結束。圓圈上畫著一個手持英國國旗圖案盾牌的女軍人，還拿著一張紙，上面寫著:「為了廢除英國奴隸貿易制的榮耀」。

娛樂遊戲《世界歷史之星》，

1818年出版於倫敦。

維多利亞女王出生於1819年，也就是《世界歷史之星》出版一年後，而在1860年前後，倫敦出版了另一款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棋牌遊戲，女王剛好充當了這個角色形象。遊戲整體呈金字塔狀，玩家從伊甸園和通天塔開始往上，一直到羅馬入侵英國、發現美洲——以一種不合邏輯的方式一直上升到頂端——被家人圍著的女王。

《歷史金字塔》，約1860年出版於倫敦。

出版遊戲來宣傳健康生活和政治進步的做法（遊戲里的前進通常以正當權的政府形象為終點）一直持續了整個19世紀，並延續到20世紀。蘇聯政府就充分利用了棋牌遊戲。他們不同於熱切希望公民感受並汲取革命活動精神的法國革命分子，通常更在乎讓新興城市中的農民學習基本的健康和衛生知識。在20世紀10、20年代，蘇聯政府批准生產了一系列遊戲，其中包括《肺結核：無產階級的疾病》（Tuberculosis: A Proletarian Disease）《關注你自己的健康！新衛生遊戲》（Look After Your Health! The New Hygiene Game）和《孤兒》（The Abandoned），在《孤兒》這個遊戲里，玩家需要「收集無家可歸的孩子並把他們帶去孤兒院」。

1926年出版於莫斯科的遊戲《健康生活》（Healthy Living），旨在提高人們對梅毒、肺結核、酗酒的認識，以及告知人們不去正規醫院而找民間醫生治病的危險。遊戲的目標是爭做最健康的工人，然而很奇怪的是，玩家所遇到的危險和懲罰與荷蘭娛樂遊戲《汽船遊戲》中的特別相似。但不同於一杯熱咖啡或烈性杜松子酒這種干擾項，在這裡你會因為以下行為而受到懲罰：找民間醫生求醫（會讓你進墳墓），午飯時喝一杯啤酒（會讓你到流浪漢避難所），和陌生女人發生性關係（會讓你得梅毒）。

方格會告訴玩家各種數據（「46%的謀殺案和63%的搶劫案都發生在飲酒後」），並且試圖解釋最常見的醫療常識錯誤（「肺結核不是用藥物治好的，而是通過新鮮的空氣、陽光和食物治好的」）。棋盤以其巧妙設計強調工人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圖上的工人一手舉著遊戲規則清單、一手操作著飛輪的控制桿（上面都印著標語，呼籲工人要負責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

《健康生活》，1926年出版於莫斯科（可能並未公開）

儘管《健康生活》這個遊戲在今天看來可能十分奇怪，但在當時的蘇聯無產階級看來，它絕不會比美國強調資本積累的《遊戲人生》【Game of Life，即《大富翁》（Monopoly）】更奇怪。遊戲和宗教、歌曲一樣，史前就已存在。和其他兩者一樣，它們是我們無法壓抑的渴望、偏見和恐懼的產物。它們也許帶有強烈的政治性，比如《法國大革命遊戲》，又或者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了文化信仰，比如19世紀在法國、英格蘭和美國生產的遊戲《儒勒·凡爾納和奈莉·布萊》（Jules Verne and Nelly Bly）中，人們對速度的痴迷顯而易見。但是無論什麼樣的遊戲，都為人們創造了另一個空間，在那裡人們可以忘記日常生活的焦慮，按照明確制定的規則玩遊戲。而且只要不涉及現實錢財，就不用擔心有任何損害。羅伯特·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寫道：「在遊戲里即便感覺到了緊張，這種體驗也仍然...脫離了現實世界，就像置身於離地面兩掌遠的高度。」難怪各種道德和政治體系都在一兩個棋牌遊戲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記。很少有消遣活動能如此完美再現我們對發展進程的想像，這種想像似乎十分切合實際且應是必然的，但卻受制於機遇。

注釋：

瓊·阿魯茲、金·本澤爾和吉恩·埃文斯編，《超越巴比倫:公元前2世紀的藝術、貿易和外交》(Beyond Babylon: Art, Trade, and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Century B. C.)。(紐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魯大學出版社，2008)，第151頁。

戴維·帕萊特，《牛津桌游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Board Games ）(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第6頁，http://www.alexanderhamiltonexhibition.org/about/Jeffe%20-%20Hamiltoss%20Physician.pdf.

沃爾特·本雅明，《拱廊計劃》（The Arcades Project）譯：霍華德·艾蘭德和凱文·麥克勞克林(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9)，第560頁。

瓊·阿魯茲、金·本澤爾和吉恩·埃文斯，《超越巴比倫》，第151頁。http://www.americanheritage.com/content/paradoxical-doctor-benjamin-rush.

恩斯特·斯特魯哈爾，《De Wereld in Spelen》譯：安妮·瑪麗·科佩爾（希爾弗瑟姆：豐坦出版社，2016）第16頁。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生命像一場鵝的遊戲》（Das Leben ist ein G?nsespiel）第11卷（萊比錫：島嶼出版社，1920）第675頁。

恩斯特·斯特魯哈爾，《De Wereld in Spelen》第55頁。

同上，第60頁。

同上，第17頁。

羅伯特·卡拉索，《卡》（Ka）譯：蒂姆·帕克斯（倫敦：古董出版社，1999）第3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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