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時期的三個切片——第一次商人罷市、房產稅和豐年不喜
本文將會涉及，唐德宗時期推行的稅收制度改革，並用「長安商人罷市」、「房產稅」和「豐年不喜」三個切片，來透視中唐時期國家的經濟狀況。
唐德宗李適是個挺倒霉的皇帝，天寶元年（742年）他出生時，大唐還是威震天下的東亞霸主，作為唐肅宗李亨的嫡長孫、唐代宗李豫的嫡長子，根正苗紅的他可謂錦衣玉食、風雨無礙。
這種花團錦簇的好日子過了十四年後，「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東北邊那個叫安祿山的死胖子，一不小心把大唐的褲衩揭開了，發現褲衩底下原來是兩條麻桿腿。
這下，不光李適的太祖父去四川自駕遊了，身為奉節郡王的李適，也跟著一起風雨飄搖，親身感受了一把國家離亂和戰火洗禮。
我相信，沒有一個皇帝成心相當亡國之君，掛了以後被人「尊稱」為「哀宗」、「思帝」。
當779年（大曆十四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於長安，三十八歲的李適即位後，他也勵精圖治想干一番事業出來。
但唐朝在經過了安史之亂、僕固懷恩之亂和藩鎮割據後，已破碎的像一面千瘡百孔的篩子，根本不是他只吃馬齒羹，不放鹽和乳酪能解決的。（「嘗召韓王迥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資治通鑒》）
擺在他面前最緊迫的事情，就兩個字「沒錢！」
吐蕃王朝憑藉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無力西顧的機會，歲歲寇邊將大片河隴州郡收入囊中。至代宗廣德元年（763），蘭州（甘肅蘭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肅東鄉）、鄯州（青海樂都）、洮州（甘肅臨潭）、岷州（甘肅岷縣）、秦州（甘肅秦安）、成州（甘肅西和）、渭州（甘肅隴西）等數十州已經相繼淪沒。
沒軍隊不行，養軍還不能小養，得大養。擁軍在外的將領也不傻，知道自己手裡的大頭兵是緊俏貨，個個價碼都開得巨高。唐朝為鼓舞士氣，不得不咬牙切齒的拿出三倍的高價。
等到最後實在沒錢了，皇帝甚至得拿私庫里的珍寶珠玉換錢供給軍資，沒幾年時間，皇帝私庫消耗的空空如也，老鼠進去都是含著眼淚離開的。
面對沒錢的窘境，李適是真下了狠心，為了給天下人打個樣，他從自己身邊下刀。
即位第三天，便罷了諸州府歲貢鷹鷂的慣例。一天後，又詔告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貢一次以供享宗廟，其餘一律停止。隨後又廢止了，地方上貢的奴婢和春酒、銅鏡、麝香及珍禽異獸，甚至規定銀器不得加金飾。
緊接著，把文單國（今寮國）所獻的三十二頭舞象和給皇上狩獵用的五坊鷹犬全都放了，順手還裁撤了，梨園使、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及宮女百餘人。
上述手段都算是節流，但朝廷沒錢靠節流不行呀，還得開源。李適任命了財稅專家楊炎為宰相大力開始推行「兩稅制」。
唐初的國家賦稅實行的是「租庸調製」，既「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這種以「人丁為本」的賦稅制度，到玄宗末年，因為國家動亂面臨戶籍制度廢弛，土地買賣，財產變化，戶冊久不更新，早已無法實施。
但官吏徵稅時，依舊按照舊戶籍向鄉里按丁收稅，百姓無旬無月不在納稅，「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多逃亡為浮戶，戶籍所在「十不存一」。
而楊炎推行的「兩稅法」是針對資產徵稅，納稅指向不針對人丁，而是指向擁有資產的多寡，有錢人多納稅，沒錢人少納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貧富負擔賦稅不合理現象。（「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
除了兩稅制以外，楊炎還施行了另外兩點財政改革：
其一、將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再度剝離：
其二、在中國財政史上首創了「財政預算制度」。
中國古代，皇室和國家的財政一直都是獨立運營，皇宮內苑的收入以商稅、礦稅為主，國家財政以農牧稅為主，兩個體系各自閉路循環，互不牽扯。
唐朝初年也按此規則運行，天下的錢帛均貯存於「左藏」（國庫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報數額，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實錢帛的收支情況。
但唐肅宗時期，國家都亂套了，長安城中豪門大族動輒上奏索取賞賜，唐肅宗李亨這人呢，被他老爸捏得太狠了，性格不夠強勢，有點按不住盤子。
當時擔任度支使的第五琦（這是個人名，姓第五，名琦）眼瞅著好容易徵收上來的財稅，就這麼流失了很心疼，就出了個歪主意。
他上奏朝廷，請求將「左藏所貯全部貯藏歸大盈內庫」。他的想法是既然政府管不住錢，不如都揣皇帝私人兜里，豪紳們直接從皇帝兜里掏錢總得有點顧及不是？！
結果，兩庫合併之後，宦官們可高興了，這下錢多了花起來好痛快，還沒人在一邊嗶嗶！宮裡一下冒出三百多個宦官司庫幫著一起花！
（「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
等到德宗上台後，楊炎覺得這樣公私不分不是辦法，便對李適說：「財稅是國家大事，就像是人的咽喉，現在宦官（中人）掌管大庫，收支如何大臣們都不知道，如何根據財政狀況謀劃政策？」
另外，楊炎第一次在中國財政史上提出了「財政預算」的思想。
中國古代的財政制度長期奉行「量入為出」的原則，即有多少錢辦多大事兒。
但楊炎針對當時百弊叢生、雜稅橫行的狀況，第一提出了「量出為入」的思想，即首先預算國家一年所需的經費，據此規定相應的課徵收入。（「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
公允的說，肅宗朝第五琦施行的鹽鐵專營（榷鹽法）和德宗朝楊炎的兩稅制改革，是唐朝在遭受安史之亂重創後，還能搖搖晃晃支撐一百五十多年的重要原因。
但國家稅制改革是涓涓細流，指望用來救火肯定緩不濟急，而李適的屁股恰巧坐在了火盆上。
大臣們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開始給他出斜招了。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節度使組團對抗中央敕令，旋即戰火再燃。
時任宰相盧杞讓度支使杜佑算算需要的軍費，杜佑算出的結果是「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
五百萬貫呀！好大一筆錢，盧杞估計報上去李適也不出來，他眼珠一轉，心中有了定計。
次日早朝，他讓太常博士韋都賓上奏，「國家沒錢平叛，可富商有錢吶！家財超過萬貫的，留一萬貫持家，多出來的借給國家，五百萬貫小意思，分分鐘搞定。」
李適一合計也是哈！等仗打完了，再還唄，咱也不賴賬！（「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
但他忘了一件事兒，雖然以國家信譽背書向民間借貸，也可以算國債的一種，但如果不是以自願為前提，就跟搶錢沒區別了。
結果，京兆少尹韋禎、長安尉薛萃下手太狠，有不願意的當場就捶，逼得走投無路之人上吊自殺，京城富戶如同被盜賊洗劫。但即便如此，搜羅的財物估值也只有八十八萬貫，離五百萬貫的目標相差甚遠。
這兩小子一看不中，要完不成任務，就把手伸向了市場,將「僦櫃納質錢」、「積錢貨」、「貯粟麥」等，皆取1/4，並封了櫃窖。
（「僦櫃納質錢」，「積錢貨」、「貯粟麥」是唐朝商業發展後，自發形成的信用體系和存儲規則。「僦櫃」其實就是資金保管箱，商人為財物的安全和避免搬運麻煩，常將錢物儲存櫃坊，取用時要交手續費。「貯粟麥」則是，官府向大糧商購糧時支付的預付款。這些錢都放在市場內的「櫃窖」里。）
封了市場的錢櫃，商人頓時就炸了，長安城內所有市場全部關門罷市。憤怒的市民堵住道路，指名道姓的要求盧杞出來走兩步，給個說法。（「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於道訴之」）
盧杞雖極力解釋，但百姓情緒越來激憤，一副擼胳膊挽袖子要揍他的架勢，嚇得盧杞一溜煙跑回了朝廷。（「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即疾驅而歸。」）
盧杞謀劃的強行「借款」的行動一共才徵集二百萬貫，還不到當初預計的一半，結果長安城裡差點翻了天，搞得德宗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
建中三年（782年）四月長安罷市事件剛過去一年多一點，盧杞又開始動歪心思了，這次他盯上了房產稅（「稅間架」）
建中四年（783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又請求收「房屋間架稅」、設立「除陌稅」。
「間架稅」實際上就是最早的「房產稅」。
「間」是量詞，指的是計稅的單位，「架」指的是兩根柱子之間的空間，這個空間就是「一間」。
趙贊的間架稅里，「凡房屋兩架定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每間收稅二千，中等收稅一千，下等收稅五百。」
為防止納稅人弄虛作假，趙贊還制定了相應的核查懲罰手段。讓主管官吏拿著筆和計算用具，進入人們的宅舍進行計算核實。如果發生了隱秘造假的情況，凡隱沒一間，杖打六十，舉報人賞錢五十貫文。
盧杞的這條計策就有點釜底抽薪的意味了，因為當時國家離亂，大量百姓逃散，或帶著田產委身豪門為奴，這些都是逃稅的常規手段。
但人能跑房子跑不了，徵稅的官吏砸開門，進去就量，量完了馬上告訴收稅多少。交錢吧！沒有任何免稅額度，不交錢後面跟著六十大板呢！
而且稅收的打擊面實在太廣泛了，所有有房子住的人一個不落，家裡窮的百姓，一間破房也得上千錢，不是個小數目。
（注意一間是兩根柱子之間，就是一個窗戶，一般的房屋都是三開間，一門兩窗）
有錢人家繳的就更多了，富商巨賈廣庭大院，收稅人員衝進來，一個窗戶一個窗戶數，一間兩千錢，地主家也有點懵逼。
三開間唐代古建南禪寺
趙贊的「除陌稅」其實就是「商品交易稅」。
以前的商品交易稅稅負是20%，現在直接加到50%（「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如果是以物易物的交易，直接折算成錢徵稅。
如有不經過市牙（中間商）私自交易的，隱瞞一百錢就沒收；隱瞞兩千錢杖六十；舉報的人賞錢十千，賞錢由隱瞞者出。
此法推行後，真正獲益反倒是市牙，他們壟斷了商品的買賣權，勾結徵稅官吏隱瞞收入，國家所獲收稅不到應徵稅額的一半。
但以上兩個加稅的政策，導致唐朝百姓民怨鼎沸，「痛怨之聲，喧囂遍及天下」。
就在這種情況下，動亂遽然襲來。
建中四年（783年）八月，叛將李希烈囚禁了名臣顏真卿（後殺害）後，率軍三萬圍攻襄城（河南許昌襄城縣）。
九月，唐德宗為解襄城之圍，令涇原諸道兵馬援救。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抵長安。
涇原諸道（今甘肅涇川縣）的士卒一直都是隴山防線抗擊吐蕃的主力，算得上驕兵悍將。三年前，便因為唐庭想要西進復築原州城（甘肅鎮原縣），但士卒認為原州故城，地貧民敝難以養家，不願意奉詔徵調，釀成士卒嘩變。
雖然，在朝廷的招撫下嘩變平息，但涇原士卒心中的怨氣卻並未消弭。
這次離開涇州東去河南平叛，多數將士都帶著家眷，希望離開涇州邊境，在長安得了朝廷賞賜，好在中原安家。結果直到兵過長安，朝廷沒有一點反應，於是怨憤之氣再度瀰漫。
京兆尹王翃奉命犒賞軍隊，卻只準備了粗茶淡飯，涇原軍士大怒，具言：「我們將戰死沙場，食且不飽，怎能拒敵！聽說京城中瓊林、大盈二庫（天子私庫），金帛盈溢，不如入內取之。」
於是披甲張旗，鼓噪返回長安，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彈壓不住，被士卒用長戈架了出去。
德宗聽說涇原軍再次嘩變，急忙命宦官前去傳旨，允諾每人賞賜兩匹帛，士卒聞之益怒，明明朝廷有財物，不鬧就不給賞賜，於是直接射殺了傳旨的宦官，沖入京城大肆擄掠京師府庫財物。
德宗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時亂軍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可遏止。涇源亂軍入城後，對著惶恐不安的百姓大呼：「不收你們僦櫃納質了，不稅你們的間架、除陌稅了！」
這下長安城內出現了一幕奇景，嘩變的亂軍在前鼓噪而行，長安百民夾道而觀，圍觀者數以萬計，涇原軍變幾乎演變成了一場市民狂歡的花車遊行。
德宗在皇宮中彷徨無計，傳令禁軍前來護衛，結果「上召禁兵以御賊，竟無一人至者」。
見勢不妙的德宗只得帶著太子、貴妃和一百多太監倉皇逃出長安，直奔奉天（今陝西乾縣），成了唐朝歷史上第三位出奔的皇帝。
這場史稱「涇師之變」的動亂，耗時九個多月方告平息，期間還夾雜著「朱泚稱帝」和「奉天之圍」。
等到784年（興元元年）正月，李適也知道了盧杞給他挖的坑有點大，「僦櫃納質」、「間架稅」、「除陌稅」都成了叛軍聚斂民心的口號了。
沒辦法打臉也得受著，在大臣的建議下李適頒布了《罪己詔》。
在這份由陸贄執筆的《奉天改元大赦制》中，李適先把自己好頓埋汰（「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然後表示自己準備好好乾，給天下一個交代，（「將宏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緊接著又說，包括叛軍在內的老百姓都是好人，除了已經稱帝的朱泚沒辦法了，其他人都既往不咎了，好好過日子吧。（「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
就這樣，唐朝的房產稅徵收了不到半年便草草收場了，不過「涇師之變」以及河北藩鎮的叛亂對李適的雄心打擊很大。經過此事之後，他一反之前疏斥宦官的政策，開啟了宦官控制禁軍的先河。
之後，掌握長安軍權的宦官勢力越來越大，李適兒子順宗、孫子憲宗以及後來的敬宗、文宗皆死於宦官之手。這一狀況的最終形成，都與李適對宦官態度的改變有直接的關係。
唐德宗的「豐年不喜」
《資政通鑒》上曾有這樣一個很有趣的記載，貞元三年，是歲糧食豐收，米斗值錢百五十，粟八十，這是自天寶年間以來，從未有過低價，德宗很得意。
十二月，德宗在新店（今河南陝縣西）打獵，來到百姓趙光奇家，問道：「你快樂嗎？」
趙光奇說：「不快樂」。
德宗很奇怪問道：「今年豐收，你為啥不快樂？」
「皇上說話不算數，當年罪己詔說好的除了兩稅之外，再無其他徭役，結果現在其他的雜稅收的比兩稅還多。
後來又說官府買糧，結果就是明搶，根本沒給一文錢。以前說上交的糧食，百姓只要送到家旁的路上，官署自來收取，結果現在讓送到京西行營去，幾百里路，車都跑散架了，馬也累死了，眼看都要破產了，愁都愁死了，樂個毛呀？！
每次皇上下詔書都說要關注百姓疾苦，光發文件，凈玩兒嘴炮，一點實際的都沒有，估計呀，皇上天天待在宮裡，外面的事兒啥也不知道！」
德宗被老百姓一頓噴，也覺得有點悻悻然，於是交代官署免了趙光奇家賦稅。
這位名叫趙光奇的老百姓無意中怒噴皇帝，結果名垂《資政通鑒》得以和出將入相的重臣比肩，造化弄人頗有喜感。
縱觀德宗一朝，李適為了改變國庫捉襟見肘的窘境，採取了多個稅制改革的嘗試。這些嘗試有成有敗，但不管什麼政策都是基於當時國家經濟的現狀制定的。從這些措施中，我們可以略略窺見當時唐朝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活。
中唐以後，隨著邊患的加劇以及藩鎮割據的熾烈，唐庭對百姓的盤剝日甚可見一斑，白居易的名篇《賣炭翁》寫的便是德宗晚年的社會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