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有兩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年號，是哪兩個？

宋朝三百餘年，一共使用了近六十個年號，其中有兩組年號，有著特點的坐標意義。

一個是宋仁宗的「嘉祐」。「嘉祐」本來並無特殊的政治涵義，只是普通的吉祥字，宋仁宗改元「嘉祐」，只是出於祈福之意，至和三年（1056），「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時，上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惡其年號，遂詔中書改元嘉祐」 。但北宋元祐朝之後，「嘉祐」的年號卻被賦予不尋常的政治內涵，簡單地說，一部分宋朝士大夫相信，「嘉祐之治」代表了一種近乎完美的施政狀態，後世君臣需要做的就是忠實效法仁祖，恢復「嘉祐之治」。

比如北宋大觀年間，御史官陳師錫上書宋徽宗，說：「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 南宋淳熙元年（1174），宋孝宗在一份詔書上說，「慶曆、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可見，至少在一部分宋人的心目中，嘉祐是「盛治」的標誌，是衡量後世施政是否「達標」的座標。

另一組具有座標意義的年號是宋神宗的「熙寧—元豐」，時人習慣合稱「熙豐」。「熙寧」與「元豐」原本也是吉祥字，並無特別的政治寓意，相傳「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似『美成』，上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擬『豐亨』，上曰：『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元豐。」 可見「元豐」的涵義也是祈福，祈祝五穀豐登。但神宗去世後，「熙豐」也被一部分士大夫賦予強烈的政治寓意，因為宋神宗在位期間，起用變法派，厲行新法，以圖革除祖宗朝積弊。他所用的年號，也因此被認為是「變法」的象徵。

比如元符三年，福建路提舉常平官鍾世美上書宋徽宗，「乞復熙寧、紹聖故事」，稱宋哲宗親政後，「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見熙豐之盛」 。崇寧三年（1104），大臣評議先帝，稱「哲宗皇帝早以元良，紹膺大統，臨御之初，恭默退托，而權臣擅政，朋黨蔽朝，肆為紛更，以逞私意，熙豐之良法善制掃蕩盡矣」 。

如此看來，在另一部分宋朝士大夫的心目中，「熙豐」也是「盛治」的標誌，象徵著敢於革舊鼎新的「良法善制」。

進而言之，崇尚「嘉祐」與崇尚「熙豐」的北宋士大夫，實際上分屬兩大陣營，前者為舊黨、保守派，宋人稱之用「元祐黨人」；後者顯然是新黨、變法派，宋人稱之為「元豐黨人」。陳師錫在進呈宋徽宗的奏疏上高度評價「嘉祐之治」；鍾世美上書宋徽宗則極言「熙豐之盛」，反映了元祐黨人與元豐黨人在爭奪皇帝對己派的支持，推行己派的政治主張。

進而言之，「嘉祐」與「熙豐」似乎有著某種內在的背反關係。「熙豐變法」所欲變革者，便是積累至嘉祐朝的舊制弊病，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給仁宗皇帝上萬言書，直言「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因而必須「改易更革」 。但嘉祐年間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未獲支持，到宋神宗熙寧年間才得以一展抱負。後來呂祖謙評論說：「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指上仁宗皇帝萬言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而在元祐黨人及其追隨者看來，「熙豐變法」亦是對「嘉祐之治」的反動。南宋光宗朝的御史劉光祖說：本朝士大夫議論，「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

南宋之世，由於國家經歷過北宋末的「靖康之恥」，王安石、蔡京等新黨人主持的變法被認為是導致靖康之變的誘因，受到士大夫眾口一詞的批判，「嘉祐之治」則大獲青睞，理想的政治即回歸「嘉祐之治」，這也顯示了南宋的整體施政風格帶有一種「向後看」的保守主義傾向，缺乏銳意進取、外向開拓之心。

這一「向後看」的保守主義風格還體現在南宋的年號上，如宋孝宗年號「淳熙」，原擬「純熙」，中書門下省認為：「若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主上取法祖宗之意。」 孝宗從之；孝宗之子光宗即位，改元「紹熙」，意為「紹淳熙之政」 ；寧宗繼統，改元「慶元」，則是「銳意慶曆、元祐故事」 ；宋理宗的年號「寶祐」，意為「紹開寶之宸謨，體嘉祐之聖德」 。卻無一個年號向「熙豐」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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