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孫叔平先生的足跡

孫叔平（1905—1983）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哲學史家、教育家。安徽蕭縣人，武漢大學外文系肄業。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孫叔平的學術研究領域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哲學史等方面。曾出版個人專著《歷史唯物主義綱要》（1958、1959、1961、1980）、《辯證唯物主義綱要》（1960）、《資本主義經濟規律》（1962）、《中國哲學史稿》上下冊（1980—1981），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61、1980）。其中，《中國哲學史稿》獲第一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榮譽獎。

孫叔平先生離開我們已30餘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時時在我腦海中浮現，他的諄諄教導，仍不斷指引我前進。他的哲學貢獻和學術思想，值得我們緬懷和紀念。

推動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

先生既是一名學者，也是一名有著豐富經歷的革命家，謀國家之繁榮昌盛、人民之幸福安康，求科學之進步發展是他一生努力奮鬥的目標。他20多歲時就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積極投身革命事業，歷任中共蕭縣第一屆委員會書記、中共睢寧縣縣委書記、中共徐（州）海（州）蚌（埠）特委書記、中共徐州特委書記、中共銅山中心縣委書記等職。1939年冬，他參加了彭雪楓領導的活動於豫皖蘇邊區的新四軍六支隊。1940年3月，他又到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分校任教，主講「中國革命運動史」，並廣泛閱讀馬列原著，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進行系統的學習和研究。1944年，他先後擔任抗大四分校訓練部長和校務部長，1945年任教育長。1946年，調任華中建設大學任教務處主任，並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發展史」等課程，為新中國的成立培養了一批建設人才。1947年，他又調任華東野戰軍特種兵縱隊特科學校副校長，主持日常行政工作。1949年，他調至南京市軍管會高教處，以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南京高校工作，並來到南京大學工作，從此走上高等教育戰線和理論戰線的新征途。1951年，南京大學改成校長制，先生擔任副校長。1952年院系調整後，南京大學成為一所文理綜合性大學。1953年，先生擔任南京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行政工作之餘，他還向全校師生講授哲學、經濟學和社會發展史等課程。

先生對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在工作實踐中更具有前瞻性。1956年，先生根據自己的教育實踐，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高等教育的辦學思路。1958年，先生調離南大，創建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及《江海學刊》雜誌。1978年，受匡亞明校長之邀先生再回南大工作，任哲學系主任。先後被聘為哲學教授和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並擔任首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在南京大學創建了全國第一批中國哲學博士點，招收並培養博士生。如今南京大學中國哲學學科不斷發展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已建立了三個學科博士點，在全國高校中樹立起自己的特色地位，這與先生的開創之功和前瞻之思是分不開的。

教我科學的研究方法

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1977年恢復高考，我有幸到南京大學哲學繫上學。大學畢業時，我報考了中國哲學專業的研究生，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在大學期間對中國哲學產生了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對孫叔平先生的崇拜。當時他剛出版了近百萬字的《中國哲學史稿》（上下冊），並且正式招收研究生。《中國哲學史稿》是先生在廣泛閱讀了中國古代哲學家原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總結中國豐富的哲學遺產而寫成的一部系統地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個人學術專著。這部以時代為篇章、以哲學家為線索的中國哲學史，通過對中國歷史上55位有代表性的哲學家的系統研究，探討並揭示了中國哲學發展的脈絡與規律，展現出他對中國哲學的一種獨到的理解，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的一家之言。著作出版後，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和好評，並由教育部審定為「大學文科教材」。

在我考上研究生時，先生已年近80高齡，雖然身體不太好，但他仍堅持親自給我們上課。當時，倫理道德的重建是較為迫切的任務，先生便給我們開設了「倫理學概論」的課程。每次講課，先生都以理論聯繫實際，歷史結合現代，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他還特別注意培養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教會我們正確的研究方法。他強調資料和觀點相結合的重要性，研究中國哲學史，既要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又要很好地掌握第一手的古代哲學家的資料。

為我確立研究方向

受先生的影響，我從1982年讀研究生開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以中國佛學為主攻的研究方向。在先生擔任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時，就主張佛教哲學是中國哲學不可分割的部分。20世紀60年代初，他曾專門邀請佛學研究專家呂澂先生指導張春波、高振農、杜繼文三位年輕人學習和研究佛學。孫叔平先生在《中國哲學史稿》的《序言》中特彆強調：「中國佛學是中國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二者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魏晉南北朝以後，中國哲學家大都『出入佛老』。」他希望年輕的同志能好好下功夫研究一下佛教哲學。

為了使我掌握一手的原始資料，更好地完成畢業論文，先生為我提供了佛學原著的閱讀書目。正是在閱讀原著、系統掌握佛學發展源流的基礎上，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乃至這些年開展的儒佛道三教關係研究、承擔的「百年佛學研究精華集成」攻關項目等，都圍繞中國佛學而展開。

先生晚年身體不好，常住在醫院，我有空就到病房去陪他。即使在醫院裡，先生仍然堅持讀書、思考或寫作。有時身體狀況實在不允許他工作時，他就會和我討論一些問題，內容基本上都與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相關，又常常與現實生活相聯繫。得自先生的指導與幫助，我的學術研究主張全面把握中國哲學的發展及其特點，從外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總結出對現代新文化建設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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