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泰：歷史編纂學史與史學史存在差異

與西方史學相比，歷史編纂是中國史學最為優長和最具特色之所在。當前，為了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和提升國際學術話語權，一項迫切任務是撰成系統的《中國歷史編纂學史》。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對歷史編纂學史與史學史學科之間的關係加以辨析。

中國史學史於20世紀初由梁啟超提出，此後百餘年中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逐步建立並日趨壯大，改革開放以來尤有引人注目的發展。白壽彝先生於1981年撰寫《談史學遺產答客問》四篇文章，即是按照歷史理論、史料學、史書編撰、歷史文學四項分篇論述。按此理解，中國歷史編纂學史就是中國史學史的分支學科，可與歷史理論發展史、歷史文獻學史相併列。而從這一分支學科角度看，除了全面研究、論述歷史編纂學發展進程、主要成就及其理論問題之外，我們要把跟它關係十分密切的歷史敘事技巧也包括進來；同時，也要論述與歷史編纂互有密切關係的歷史理論和史料學的相關問題。所有這些，目的都是為了推進對於三千年中國史學發展及其規律的認識。

根據歷史編纂學史的研究對象、任務，本學科的基本部件大致包括：史著產生的時代條件和史家著史精神；史著體裁選擇和內容特色；史書體例運用；史學名著的史論成就；歷史敘事技巧；史官制度的演變以及官修、私修的互動；史著成就的影響。凡屬於上述基本部件的要著重論述，尤其對於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應大力發掘、闡釋，以豐富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的學科內涵，凸顯原創性價值。歷史編纂學以時代條件和史家著史精神、體裁選擇和史著內容特色、體例運用等項為基本構件，從這些方面作深入開掘、闡釋，就能提出新課題，得到新創穫。進入近代以後，史家的歷史觀點、著史目的、史書記載的史實等都產生極大變化，儘管如此，歷史編纂學近現代部分仍應以上述諸項為基本構件，既要充分關注鴉片戰爭以後史著的時代性，又要保持研究模式的前後貫通性。

中國歷史編纂學史與史學史有互相交叉、重疊之處，但按照不同學科體系，探討和論述的內容各有側重，互有分工。譬如關於歷史編纂學史論述的「起點」。中國歷史編纂學史所要論述的是歷史編纂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其主要成就，應以有珍貴內容、有編纂目的、有編纂技術的史書載體之出現，作為論述的「起點」。《尚書》創立以「記言」為主體的史書形式，編排、組織有一定之法，成為中國歷史編纂重視體例的發端。又如，先秦諸子中的史論及其他史論成就在史學史著作中多有論述，對於史論之作不作詳細論述。再如，東漢時期的《東觀漢記》，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多家後漢史之作，原書已佚，對於這類著作，不作重點探討。還有一些屬於文獻彙編，或考史著作，也不作為研究重點。趙翼《廿二史劄記》，其中論歷代正史的編纂過程、體例特色等項內容，因與歷史編纂學直接相關，則要認真研討。

（摘自陳其泰《歷史編纂學史與史學史學科關係辨析》，《南開學報》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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