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80後對理想的追求，是從閱讀李敖開始的

撰文/田方萌，大學教師

1994年，我16歲，上高一。那年暑假，在家鄉太原的書攤上，我見到一本黑色封皮的書。書名叫《我的皮肉生涯》，讓人誤以為是某名妓的回憶錄。一翻才知道，作者叫「李敖」，是個台灣人。從此李敖成了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今天還能背出他書中的不少段落。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自從李敖被介紹到大陸，生於七八十年代的讀書人就注意到他的作品。李敖接續了五四以降的自由主義文脈，在台灣大學師從胡適和殷海光，成為《文星》雜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早年的文字在穿越海峽後，又成為新一代青年的啟蒙讀物。他在大陸的影響不亞於長他一輩的柏楊，也勝過晚他一輩的龍應台。

一個在精神上有點追求的青年開始接觸中西思想的時候，總希望找到能夠直接對他說話的知識人。李敖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扮演了這樣的角色。面對那些未經世事的懵懂少年，他像教父一樣現身說法，同他們分享針對各種問題的觀點。他主持的電視節目取了個恰如其分的名字《李敖有話說》，我的一位朋友看過後說：「李敖講話的樣子就像中學老師。」

安-蘭德是二戰後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很多共和黨人年輕時都讀過她的作品，由此決心投身政治。對他們來說，生命中的志業通常始於蘭德。類似地，我和很多同齡人對社會理想的追求，也是從閱讀李敖開始的。在人生的青蔥年華，他將我們帶入了思想的世界，我從他的書中第一次知道了杜威和錢穆。現在回想起來，李敖充當了為我們引路的門戶人物，根源還在於他那頗具魔力的寫作風格。

李敖是個勤奮著述的作家，他自稱一天能寫三千字，他的全集長達上千萬字。李敖也是個文字淺顯的作家，他將讀者的文化程度設定為高中水平。這兩條很多作家也都具備，可極少有人採用李敖那種話語方式。用流行音樂的術語來說，他的文風具有很高的「辯識度」。李敖說自己包攬了中國白話散文的前三名，難免讓人覺得妄自尊大；可不滿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妙語連珠，文采橫溢。

李敖的文章經常使用兩種話語，都有助於他吸引年輕讀者。第一種是自大狂式的標榜和批判。他用「狂叛」一詞形容自己的文風，自外於傳統的二十四品。為了顯得狂叛，他便不能人云亦云，而要不時表達一些聳人聽聞的論點。他在大學時期將自己塑造為特立獨行的「長袍怪」，晚年則穿著「招牌紅夾克」在電視上露面。這種標新立異的服飾風格就像他的語風一樣不驚人至死不休，受到具有叛逆心理的年輕人追捧。

眾所周知，李敖喜歡攻擊他人，在「罵人黨」中堪稱老大。他的批評有技術，也有技巧。用李敖自己的話來說：「別人罵你是王八蛋，而我卻能證明你是王八蛋。」他在台灣思想界的獨行俠身份有點像方舟子，可以向任何不順眼的人物開炮。李敖的話語策略在於扮演非主流中的主流，因此他在獨裁時代張揚自由，自由時代又攻擊民主；他在保守的年代批評老年人，在新潮的年代又教訓年輕人。他的自大狂個性很像特朗普，兩人都參加過電視節目，參加過競選，也許不是巧合。當然，相比於吹噓自己閱讀量的特朗普，李敖確實讀過很多書。

涉性修辭是李敖慣用的第二種話語。他談論性問題時從不臉紅，也不忌諱暴露個人隱私。他寫過一本諷刺歷屆美國總統的書，取了個扎眼的標題《陽痿美國》，在大陸出版時編輯不得不改為《審判美國》。除了這種標題黨式的做法，李敖有時也會靈機一動，想出有趣的妙喻。例如，他寫過一篇介紹樂器史的短文，提到兩種笛子，一種有膜，一種無膜：「這一膜之有無，決定了笛小姐的身價。」

讀過李敖自傳的人，對他最深的印象恐怕還不是他的著作之多，而是女友之多。他在自傳里大談自己的情史，亦不避床笫之事。李敖開「身體寫作」之先河，衛慧和木子美之流皆瞠乎其後。我在地攤上曾見一本情色小說，男主人公就是我們的李大師。李敖後來也聽說了：「大陸出了一本書，把我寫成了西門慶。」讀者若真以為他是色情狂，那就上了他的當了。文人的風流主要在字裡行間，他們的情書多半比他們本人更可愛。李敖在女人身上花的時間，未必多過其他男作家。他自曝情感故事，主要目的在於招攬讀者，順便揶揄一下老情人罷了。

在一生中相當長的時間裡，李敖是個孤獨的男人，而且受過很深的傷害。他被大學時代的女友拋棄後，曾吃安眠藥自殺未遂，在醫院裡搶救過來。他記述過自己在監獄裡自慰的細節，還聯想到動物園裡手淫的黑猩猩。李敖的羅曼史雖然轟轟烈烈，可當事人未必真心幸福。他和胡茵夢那張有名的合影，表演的成分便多於自發的情意。

李敖與胡茵夢

李敖自稱他「思想才情獨邁千古」，其實他是個離不開時代的人。他的大部分文章屬於時事評論，博得一刻掌聲後，也就與時事同亡了。他的史學研究主要也是與蔣家父子鬥爭的產物。李敖最有深度的作品當屬《北京法源寺》，他在監獄裡完成了此書的構思，也許只有那裡才能讓他暫時忘掉時代。他的頭腦偏重文學和考證，不喜歡抽象的理論，對歷史缺乏系統性的思考。他曾大言不慚反問：歷史有什麼哲學？有記者問起他對尼採的看法，他也不屑地表示後者「思想混亂」。

作為「大收藏家」的李敖在收集和整理史料方面自有一套。他喜歡寫翻案文章，好發驚人之論，有些觀點的確具有洞見。不過，規規矩矩做學問的人很看不上他，研究民國史的謝泳先生就說過李敖只是有些「歪才」。李敖沒有做冷板凳的耐性，與學術體制也有些過節，因此不時流露出反智主義的情緒。無論中學西學，都被他一痛兒狠批。例如，國學大師錢穆就被李敖視為「思想迂腐」的過氣人物；治思想史的學者張灝與李敖師出同門，都是殷海光的學生，也被李同學罵作「專啃洋書的昏蛋」。

李敖生前感慨自己「生不逢時，又生不逢地」。如果他成長在清末民初，也許新文化運動又多一員幹將；他本有經邦濟世之才，卻終生委屈在一個小島上。在文化認同來看，李敖的思想的確是大陸本位的，我們也不應將他僅僅看作一位「台灣作家」。可他的格局和氣概確實受到島上環境的限制，他與那個社會糾纏一生，終未能寧靜而致遠。我們帶著他的偏見去認識世界，還需要將他的偏見再糾正過來。

2018年3月18日，李敖在台北駕鶴西去，就像他引用過的譚嗣同詩句——「願身成骨骨成灰」。兩個月後我去台灣旅遊，專程跑到他在敦化南路的書房，在門口憑弔了幾分鐘。想起那些年少時讀過的暢快文章，它們的手稿可能就靜靜地躺在裡面。在台大校外的舊書店裡，我見到了六十年代出版的《文星》雜誌，封底印著李敖青年時代的頭像。我雖然來了，他和他的時代卻已經走了。

李敖青年時代的頭像

李敖去世當天，我寫了一副輓聯懷念他：「嬉笑怒罵，風流盡顯，生前誰似我？是非功過，評說不一，身後任由他。」作為一代才子和文豪，李敖不會被世人很快遺忘，可也不像他生前說的「我死諸君思我狂」。真正難以忘懷他的，可能還是我們這些當年的小讀者，因為一切從李敖開始。

謹以此文紀念李敖先生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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