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卡媽媽」回國生娃兩頭佔便宜？沒錯，我就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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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大了

「綠卡媽媽」回國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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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每年有幾萬名孕期女性赴美生子，在美國生產及坐月子期間，至少花費在25萬人民幣以上，就為了自己的孩子能夠生在美國，成為法律意義上的「真正美國人」。

而與此同時，一股「迴流」卻也在中美之間涌動，那就是一些已經拿到美國綠卡的華僑，紛紛回國生娃，就為了孩子能有一個中國一線城市的戶口。

今天就給大家帶來一位「迴流」媽媽的故事。

10年前，她和丈夫做了一個重要決定，花費所有的積蓄在美國接手了一家中餐館，從此開始了美國十年創業的生活。

由於勤奮經營、菜品優良，餐館的熟客和口碑都不錯，幾年後發展成了有5家分店的餐飲公司，夫妻倆的美國綠卡也順利拿下。由於一直忙於事業，兩人沒有要孩子，如今事業穩定，也該是要個孩子的時候。

2018年國慶節後，她拖著7個月身孕，登上了回中國上海的飛機。她和丈夫思索再三，為自己也為將要出事的孩子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回中國生娃。

促使兩人做出這一決定的，是今年5月份的一則新聞：當時上海曾經傳出，對於定居海外的華僑將進行註銷戶籍和身份證。儘管後來上海警方出來闢謠，說這個規定的解讀有誤，因為目前對於定居海外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標準，所以暫時不執行。

但這件事給兩人提了個醒，如果孩子在美國出生，雖然能自動獲得美國國籍，但很有可能就上不了國內的戶口，尤其是上海的戶口了。

「也許30年後，中國經濟就能超越美國呢」，這些年，國內的經濟發展迅速，兩人也看到了許多機會：「如果孩子以後沒有中國戶口，那不是吃虧了嗎」？

「而且，把孩子生在上海，先把上海戶口給拿到，同時咱兩保持美國綠卡，這樣孩子長大後就多一個選擇」。

對這個消息感到最高興的，是她在上海的公公婆婆，得知兒媳要回國生娃，早就把一切都布置妥當，冷清的家庭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

但她的這次回來，也引起周圍一陣不小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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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但誰因此受到傷害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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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為過於高興，公公婆婆將兒媳要回國生娃的事情，逢人便說，到她回到上海家中的那天，小區里的老人幾乎都知道了這個消息，一時成為老人們跳完廣場舞后最熱的談資。

談著談著，一些話就變了味。公公、婆婆開始越來越多聽到一些議論：

「你家兒媳可是真精明啊，這兩邊的好處都佔了，果然是生意人，腦子就是靈光」。

「咱中國可真是越來越好了，連拿了美國綠卡的，現在都要趕回來生孩子了，現在這中國戶口可比美國綠卡要值錢多了」。

「還好你家兒媳回來得早，這以後想上中國戶口可沒那麼容易了」。

「你家兒媳真是有眼光，這什麼事都趕上了先鋒，拿綠卡人家拿得早，現在上戶口又上得及時，真是好厲害」。

同學群里，有人說她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美國和中國的便宜兩頭占。

這些話，她一開始都當成笑話來聽，畢竟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心養胎，平平安安地把寶寶生出來，所以不管別人說了什麼，她都當沒有聽見。

兩個多月後，孩子平安出生，丈夫也暫時放下了美國的生意，回到了上海照顧月子。後來，夫妻倆帶著孩子去上戶口，因為他們的中國戶籍和身份證都還在，所以按照規定孩子的戶口上起來基本沒有問題。

但麻煩的事情還在後面，孩子滿月後，夫妻倆決定先帶著孩子回美國，可美國那邊有規定，新生嬰兒入境美國需要「驗明正身」，得去廣州大使館辦理才行，於是夫妻倆只好又飛了一趟廣州，幾經輾轉才辦理下來。

這讓周圍的人又有了話講，幸災樂禍的聲音越來越多。

「誰讓她那麼精，兩頭便宜占」。

「那麼小的孩子還要坐飛機跑那麼遠，真是受罪」。

「她自己都不回國，卻要讓孩子占著一個中國戶口，將來給美國人賺錢，來中國享福，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真是到了極點」。

這一次，她不再選擇迴避，而是在朋友圈正面回復這些議論：

自我回國以來，各種冷嘲熱諷就沒有斷過，作為一位母親，我為了孩子的前途選擇回國，不知道錯在了哪裡？有人說我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還就是了，「利己主義」不高尚，但也不低賤，我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著想，有何不對？我有傷害過別人嗎？難道你們都是「捨己為人」的活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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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選一次

綠卡和回國我都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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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完這個朋友圈，她和丈夫就帶著孩子飛往了美國，孩子尚在襁褓，需要母親的餵養和照顧，將來她打算把孩子送回上海念書，至少是在基礎教育階段。

「中國的基礎教育還是比較紮實的」，她說：「美國好多孩子上中學了，基本的正負數演算法都搞不清」。

回美國後，她也乾脆把社交賬號的簽名改成了：「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有點自嘲，也有點對外人的議論無所畏懼的感覺。

在中國，首先提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觀念的人，名叫錢理群，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他目睹了中國高校里學生們不再有理想、有情懷、有學術追求，所有的學習、社交都是為了能夠在日後社會上能「賣個好價錢」，感到很痛心，於是提出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觀念，希望大學生們能夠引以為戒。

但錢理群教授有時候也很難解答，需要怎樣才能使這些年輕人不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次在貴州民族大學演講，錢理群教授在台上花了很大力氣，對台下的少數民族學生說，希望你們能多學習本民族的語言，如果本民族語言失傳了，那麼民族的文化和歷史也就斷了。

結果他收到一位學生遞上來的紙條，上面寫著：「錢老師，我不想學習本民族語言，因為這對我的就業沒有任何幫助，現在英語好倒是能幫助就業，所以我想請問怎樣學好英語」。

面對這樣的學生，錢理群也很尷尬，他一方面對這位年輕人「精緻的利己主義」感到無奈，一方面又不嫩去苛責他，因為對他來說，什麼民族文化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樣先就業，先擺脫貧窮。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所有知識分子都在喊「娜拉要出走」，呼籲女性獨立，離開專制家庭。只有魯迅是冷靜的，他說的是：「娜拉走後怎樣」？如果娜拉走後無法獲得經濟上的獨立，那麼她只會陷入更悲慘的境地。

而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們被優厚的待遇養著，紅口白牙批判年輕人的「精緻利己主義」時候，可曾想過「娜拉走後怎樣」？

她，只是一位母親，沒有遠大的理想，沒有崇高的情懷，只有一個目的：給自己的孩子以後更多的選擇。對於這個社會來說，她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對於這個家庭來說，她是一位合格的母親。

不管是年輕時選擇拿美國綠卡，還是回國生孩子，這些決定雖然歷經各種麻煩，但她從不後悔這些選擇。

「別人議論我，是因為我做了她們想做卻做不了的事情，所以我為什麼要後悔？」她說：「我從沒傷害其他人，在法律的允許內做事，所以我更不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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