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和計劃者

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按：本文摘錄自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馮克利 譯）第十章「工程師與計劃者」，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3-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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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現象進行自覺控制的理想，在經濟領域裡影響最大。當前「經濟計劃」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唯科學主義觀念的得勢。這個領域中的唯科學主義理想，是以應用科學家、尤其是工程師所採取的特殊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我們不妨把討論這種影響與評價工程師的典型理想結合起來。我們將會看到，他們的唯技術論立場或工程學觀點對社會組織問題的影響，要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近年來，這種用工程技術解決社會問題的慾望，已經變得十分明顯；「政治工程」和「社會工程」，已經成了時髦的口頭禪，它們就像當前這一代人對「自覺」控制的迷戀一樣，也是他們的世界觀的特點：在俄國，藝術家甚至為斯大林授予他們「靈魂工程師」的稱號而自豪。這些名稱反映著對工程師的任務與大規模社會組織的任務之間的根本差別的混亂看法，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思考一下它們的性質。

這裡，我們只能限於談談工程師的專業經驗常常造成並決定著其世界觀的特殊問題的幾個突出特點。首先，他的典型任務通常有著完全自足的特點：他只關心單一目標，對為此目標而做的所有努力進行控制、並為此而支配範圍明確的現有資源。這使他的工作有可能獲得一個最典型的特點，即至少從原則上說，複雜的操作過程的各組成部分，事先就在工程師的頭腦里完成了，作為其工作基礎的全部「數據」，已被清楚地納入了他事先的計算，並被繪製成藍圖，以此支配整個方案的實施。

然而指出一點是很重要的，工程師把他的任務視為一個自足的整體，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幻覺。他在一個競爭社會中的處境，使他能夠這樣看待自己的任務，這是因為他能夠把他當作自己的素材之一的、來自於整個社會的幫助視為既定的，他不必為此操心。他能夠以既定的價格買到他所需要的物料和人力，只要他發給手下人薪水，他們便可保證自己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通常把這視為理所當然。由於他是把自己的計劃建立在市場為他提供的條件上，這些計劃才適應更為複雜的社會活動。由於他不必關心市場如何提供他所需要的東西，他才能把自己的任務視為自足的。只要市場價格不出現意外的變化，他在自己的計算中就能夠以它們為指南，而不必過多考慮它們的意義。

但是，即使他不得不對此有所考慮，它們也不具備與他所理解的其他事物相同的屬性。它們不是事物的客觀屬性，而是反映著既定的時間和空間內的特定的人類狀況。他的知識並不解釋為何出現了對他的計劃有影響的價格變動，任何這樣的變動在他看來都是不合理的（即不受自覺支配的）因素，他討厭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對他沒有意義的大量因素上。因此，他一再提出的典型要求，是用「符合自然的」（In natura）計算，即對事物的客觀屬性做出明確說明的計算，去代替以價格或價值為根據的「人為」（artificial）計算。

工程師覺得「不合理的」經濟因素妨礙了他根據對事物之客觀屬性的研究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這種理想通常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純技術的最優方案。他很少認識到，他對這些特殊的方法有所偏愛，完全是他經常解決的那類問題所造成的結果，這種偏愛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才是正確的。……工程師的「最優技術方案」，經常被證明僅僅是在資本供應不受限制或利率等於零時才能採用的方法，在這種條件下，我們當然可以致力於使當的的投入最大限度地轉化為當前的產出。但是以此作為直接目標，等於忘記了只有把為當前需要服務的資源長期轉移到設備的生產上，才能達到這種狀態。換言之，工程師的理想是以不考慮最基本的經濟事實為基礎，而這種事實，即資本的匱乏，卻決定著我們當下的處境。

利率雖然是個最少被人理解因此也最讓人討厭的因素，它卻是作為非個人的因素起指導作用的價格之一，工程師的計劃如果打算適應整個社會活動的模式，他就必須服從這樣的指導，他對這種價格限制感到不滿，是因為它們反映著其「合理性」（rationale）不為他所理解的因素。它是自動記錄人類各種複雜的知識和需求的符號（雖然這不是說它們不會出錯），如果個人希望跟系統內的其他人保持協調一致，他就必須予以注意。假如他不利用這種價格體系以簡約的形式傳達給他的信息，而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回到客觀事實，自覺地對它們進行考慮，這等於擯棄一種使他有可能自己局限在眼前的環境中的方法，而用另一種方法取而代之，它要求把全部知識集中於一個中心，並將其明確而自覺地納入一個統一的計劃。把工程學的技術運用於全社會，這當然要求那個領導者具備有關社會的全部知識，就像工程師具備其微觀世界的全部知識一樣。集中的經濟計劃不過是把這種工程學原理運用於整個社會，它所依據的假設是，所有相關知識的全面集中是可以辦到的。

在繼續思考這種合理組織社會的觀點的含義之前，簡單介紹一下商人或生意人的工作，大概有助於說明工程師的典型觀點。這不但能進一步澄清利用分散在眾多個人中間的知識這個問題的性質，而且有助於解釋對商業活動的厭惡態度——表現出這種態度的不但有工程師，而且是我們整個一代人——以及相對於被不太正確地稱為「分配」的活動而言，對「生產」的普遍偏愛。

跟工程師的工作相比，商人的工作更具有「社會性」，也就是說，它同另一些人的自由活動交織在一起。他為今天這樣明天又那樣的一些目標的取得做出一份貢獻，他很難掌握服務於某種最終需求的全過程。他所關心的，不是他參與其中的整個過程的最終具體結果，而是最好地利用他所了解的具體於段。他的特殊知識幾乎完全是特定的時空環境內的知識，或是在某個既定領域內搞清楚這種環境的技能。雖然這種知識不是可以用因果命題加以表述的知識，由於這個原因，它在科學時代只被視為一種低等知識，然而就一切實踐的目的而論，它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科學知識。可以把全部理論知識集中在幾個專家的頭腦中，因此可以被某個中央權力機構所利用，這也許並非不可想像之事。但是這種具體的知識，有關一時一地之情況的知識，除非分散在眾多的個人之間，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種具體的原料或設備在什麼時候能夠最有效地得到利用，或在什麼地方能夠最迅速或最便宜地獲得，這方面的知識對於具體問題的解決，就像有關最好的材料和設備的知識一樣重要。這種知識同工程師所研究的事物的不變屬性毫無關係，而是涉及到具體的人類條件的知識。以考慮這些事實為職責的商人、有可能和工程師的理想、他的計劃和他的厭惡態度不斷發生衝突。

可見，保證我們的資源能夠得到有效利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使一時一地的具體知識得到最有效利用的問題；合理的社會秩序的設計者所面對的任務，是要找出如何使這些分散的知識得到最好的利用。這使得人們通常把這個問題說成是如何利用「現有」資源以滿足「現有」需求的問題。但是，不管是「現有」資源還是「現有」需求，都不是工程師在自己有限的領域裡所處理的事實那種意義上的客觀事實：一個從事計劃的機構，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它們的全部相關細節。只有通過一些了解它們的人，對實踐目標有用的資源和需求才有可能存在，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事情，要大大多於哪怕是最有能力的權力機構所能知道的事情。因此，成功的做法不能以直接處理客觀事實的權力機構為基礎，而是必須以利用分散在社會所有成員中的知識的方法為基礎，在任何特定的場合，這個權力機構既不知道誰擁有這種知識，也不知道它存在於何處。因此，要想使它得到利用，就不能自覺地把它納入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只能利用某種機制，它把具體的決策留給擁有這種知識的人去做，並為此向他們提供有關一般環境的信息，使他們能夠最好地利用只有他們自己了解的那些具體條件。

這正是各種不同的「市場」所發揮的作用。雖然它們的每個參與者只知道一種商品可能的供應來源或其用途的一小部分，他們卻是直接或間接地聯繫在一起，他們的相互關係使價格記錄下了影響供需之全部變化的相關凈結果。我們若想理解市場和價格的功能，就必須把它們視為以簡約或濃縮的形式向關心某種具體商品的所有人提供信息的手段。它們使眾人的知識得到利用，而無需先把它們集中於某個單一機構，它們使我們在一個競爭系統中看到的決策分散化和決策的相互調整成為可能。

要想取得這種不是以某個全面的唯一知識系統或設計者的縝密推理為基礎，而是只能以許多人的分立的知識為基礎而產生的結果，那麼社會組織者的任務就與組織現有物質資源的任務有著根本的不同。單獨一個頭腦頂多只能知道全體個人所知道的事情中的一部分，這個事實限定了對不自覺的社會過程之結果進行支配的範圍。人類並沒有自覺設計這一過程，而只是在它形成之後，才逐漸認識到這一過程。但是，有些不但不依靠自覺控制其運動過程，而且不是出於自覺設計的事情，也可以帶來可取的結果，這是個讓自然科學家覺得似乎難以接受的結論。

道德科學傾向於向我們表明我們的自覺控制受到這些限制，而自然科學的進步則不斷拓寬自覺控制的範圍，於是自然科學家經常發現自己跟道德科學的教誨發生衝突。尤其是經濟學，在受到採用的方法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指責後，又因為它揭示了自然科學家用來不斷拓展我們征服和主宰自然的技能的局限性而受到加倍的指責。

道德科學與這種在科學家和工程師那兒被大大強化了的人類強烈本能之間的衝突，使它的教誨十分不受人歡迎。伯特蘭·羅素對這種立場有出色的描述：「有計劃的建設所帶來的歡愉，是那些要把智力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的人最強大的動機之一；只要是能按計劃來建造的東西，這種人就會努力建造它……創造的慾望本身並不是理想主義的，因為它是熱愛權力的一種形式，當存在這種創造的權力時，有人就會打算利用這種權力，即使不假外力的大自然所產生的結果，能夠勝過任何精巧的意圖。」不過這段話是見於題為「人工創造的社會」一章，而羅素本人似乎支持這種趨勢，他認為，「任何社會，除非精心建立起一種達到特定目標的結構，不然就不能被視為一個完全科學的社會。」大多數讀者都能理解這段話的意思，它準確表達了一種唯科學主義的哲學。由於它的普及，它對當前的社會主義傾向的形成起著比任何經濟利益的衝突更大的作用；那些衝突雖然造成某種問題，但未必意味著一種具體的解決辦法。就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領袖而論，也許至少可以正確地說，他們所以成為社會主義者，正如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所言，是因為在他們眼裡社會主義是「可以把清醒的意識和全面的眼光運用於人類活動全部領域的一門科學」。這種社會主義方案實際上來自於唯科學主義的哲學，對這一點的證明只能留待詳細的歷史研究。我們在這裡主要是想表明，在這個領城，純粹的知識謬誤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深刻影響人類的整個前景。

不願意放棄任何自覺控制能力的人似乎無法理解，放棄控制的權力（它肯定總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權力），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只是一種表面的放棄，是要求個人做出的自我否定，以便增強物種的能力，釋放無數的個人知識和能力——一個從上面進行自覺支配的社會，是根本無法利用它們的。我們這一代人的巨大不幸是，自然科學令人稱奇的進步所導致的對支配的興趣，並沒有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我們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更大過程，或使我們認識到在不支配這個過程也不服從別人命令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不斷地為共同的努力做著貢獻。要想理照這一點，需要做出一種與控制物質材料所必需的努力有著不同性質的努力，傳統的「人文科學」在這種努力中至少有一定的實踐作用，而如今盛行的教育形式所提供的這種教育似乎越來越少。我們的技術文明越是進步，不同於對人及其觀念的研究的對物的研究越是獲得更為重要而有影響的地位，這兩種類型的心智之間的分裂就變得越發嚴重：一種類型的代表是這樣的人，他們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圍的世界改造成一架龐大的機器，只要一按電鈕，其中每一部分便會按照他們的設計運行；另一種類型則是以這樣的人為代表，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人類心智的全方位發展，他們從歷史或文學、藝術或法律的研究中認識到，個人是一個過程的一部分，他在這個過程中做出的貢獻不受支配，而是自發的，他協助創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單一的頭腦所能籌劃的東西更大的事物。可悲的是，單純的科學或技術教育未能提供的，正是這種身為社會過程一分子的意識，這種個人的努力相互作用的意識。

最後，也許有必要再次提醒讀者，我們這裡所說的話，只是反對濫用科學；不是反對專業領域中合格的科學家，而是反對在他沒有資格的領域運用他的思維方式。在我們的結論與合理的科學之間不存在衝突。我們得出的主要教訓，跟科學方法最敏銳的研究者通過考察知識的全部領域所得出的教訓是一樣的，即：「科學教會了我們謙卑，我們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無所不通，這就像一切偉大宗教的教誨一樣：人不是神，也絕對不可能變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須俯首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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