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至聖先師」頭銜是怎麼來的？歷朝「公關」PK大戲
孔子的頭銜：歷朝「公關」大戲
「流水的皇帝，鐵打的孔子」，歷朝歷代為表「尊孔」，在賦予其稱號上煞費苦心，孔子幾乎坐穩文化圈第一把交椅。
孔子，名丘，字仲尼。仲，是說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尼」是他最親民的一個昵稱。生存在春秋戰國時代背景下的孔子，胸懷治國理想。然而，孔子的政治生涯一波三折。政治上未能有所突破的孔子，23歲開始收徒講學，在業內打造了「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門十哲」的良好口碑。因此，談及孔子，一個最普識性的標籤多半是「教育家」。
「孔子」和「孔夫子」是當時最常見的對孔丘的敬稱。在感受了老師的淵博和智慧後，孔門弟子已經不僅僅滿足於沉浸在以孔子為師的自豪中，進而仰視其為「聖」。
弟子子貢評價老師「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也。」「聖人」在論語中，被推上了新的高度：不僅頭腦聰慧，同時也要具備高尚的德行。
公元前500年，孔子任魯國大司寇，政治作為在齊國干預下被迫中斷，離開魯國，開始周遊列國。14年後，年近70歲的孔子被迎回故鄉魯國尊為國老，卻也並未受魯哀公重用。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73歲的孔子逝世，魯哀公在誄辭中尊稱孔子為「尼父」，為其離去深感內疚，悲傷到不能自已。而「尼父」也成為孔子死後獲得的首個官方敬稱。
顧頡剛曾說：「春秋時的孔子是君子，戰國時的孔子是聖人，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東漢後的孔子又成了聖人……」在經歷了秦「焚書坑儒」的低谷後，儒家思想在漢代迎來了春天。
對儒學的認可在漢武帝時迎來了巔峰，孔子入世的政治理想也在加工改造之下得以實現。儒家學說在西漢後的思想界獨領風騷，孔子也順理成章地被推上文化界「一哥」地位，堪稱完美。
在漢代，孔子獲得了官方賦予其最早的謚號。《漢書》記載，漢平帝時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位列頭等爵位。「褒成」為國號，「宣」為謚號，「公」為爵號。「宣」在《謚法》中被解釋為「聖善周聞曰宣」。此後，以「宣」字為孔子的謚號延續到之後的許多朝代。
對奠定孔子地位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筆，便是司馬遷所作《史記》。《史記》中有200多處提及孔子，引用孔子言論近100處，還將他一介布衣與王侯將相置於同等地位，作《孔子世家》。孔子「至聖」稱號便來自《孔子世家》中「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的評價。
除卻官方記載的封謚與褒讚，江湖上還流傳著孔子身為「素王」的傳說。「素王」本為道家術語，出自《莊子·天道》，稱孔子為「素王」，首見於《淮南子·主術訓》：「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稱讚了孔子雖不居帝位，卻具備帝王之德，肯定了其「聖人」之智與「刑德兼治」的政治主張，是當之無愧的「無冕之王」。
在漢一朝，將「天降大任」於孔子演繹得有聲有色。緯書里，孔子變身「黑帝之子」，身高兩米多、手長過膝，胸口天生帶有六個大字「製作定世符運」，超凡脫俗，自帶氣場。有此等命運的天降之才，必將承擔天降大任。為了將「素王」演繹的有聲有色，僅「手垂過膝」一項，就跟後來劉備、司馬炎、符堅等「帝王之貌」出奇的一致。
至此，官方肯定和民間潤色的雙管齊下，孔子和他的儒家學說首次得到了肯定和弘揚，孔子本人也成為帶上了神秘色彩、功在千秋的「神」。
漢代以後，追孔的熱潮漸漸恢復到常溫。自魏晉到隋唐，儒、佛、道三教併流，佛講修心，道重養生，儒論治世，三者在逐漸發展中漸漸走向調和。北魏孝文帝定孔子謚號「文聖尼父」、北周靜帝封「鄒國公」、隋文帝追其為「先師尼父」、唐高祖定「先師」、唐太宗先定「先聖」又改為「宣父」、唐高宗尊為「太師」、武則天定「隆道公」。至此，對孔子的敬稱一直保留，卻讓人深感「不慍不火」。
特別是干封元年（666），唐高宗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建太和宮以祭;唐玄宗天寶年間近乎痴迷地對老子「三連封」：玄元皇帝、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讓與之「同期」的孔子望塵莫及。這一時期，當政者對孔子或師，或父，或公，或聖的稱號，更像是「面子工程」，未曾有所突破。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4年後，真宗追尊道教之神趙玄朗趙氏皇族先祖，為「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廟號聖祖。孔子謚號因避諱聖祖「玄」名被改為「至聖文宣王」。
從形式的疊加上來看，孔子的「至尊」稱號出現在元代。蒙古挺進中原，儒士的處境經歷了一段黑暗時期。儘管自忽必烈起就有意識地學習「三綱五常」和「孔聖治國之道」，但對於儒士和儒學的認同在元一朝也僅停留在「皮毛」階段，元朝統治者看重的也無非是其在促進民族認同、籠絡人心上的長處。
無論元代在「尊孔興儒」一事上是否出於真心，在追封孔子上卻顯得異常「大方」。元大德十一年（1307），剛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璽書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後人稱讚道：「自有孔子以來，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大成」出自《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至此，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疊加，讓孔子獲得了一個「頂級」稱號。
在明代，隨著中央集權統治的不斷加強，儒家本身經歷著「由台前走向幕後」的過程。明太祖朱元璋「願與諸儒講明治道」，並且設立各類學校進行儒學教育，科舉取士全部依據理學經典，明代儒學進一步理學化。但明成祖朱棣滅方孝孺十族後，一批儒者不再對治國平天下孜孜以求，而是退隱修身，追求「內聖」。以王陽明為代表的一批心學家，在發揚儒家思想上功不可沒。當政者的態度又進一步扭轉了儒學在明朝的處境。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熜授意大學士張璁改孔子「王」謚。以孔子稱王名不正言不順，去王號和大成文宣之稱，堅定地認為稱孔子為「王」是「僭越」了。至此，孔子由「王」轉為「師」，稱「至聖先師」。
清軍入關後，儒學成為清政府獲得百姓認同的有力手段。清帝請儒者講學，而且欽定、御纂經學。孔子在清代順治二年（1645）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康熙親自為孔廟寫下「萬世師表」的匾額、雍正帝頒詔「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
至清末，皇權專制制度接近土崩瓦解，單純的儒家思想已經無法挽救瀕危的政局，一批尋求改革的思想力量逐漸強大。思想革新和實用主義逐漸興起，一批新理論、新思潮讓儒學地位岌岌可危。1905年，清政府下詔停止科舉考試，儒學失去了制度上的養分，曾經被神化的孔子雖有聖者稱號，但他所承載的意義已經不復昨日。
作為儒學的開創者，歷朝歷代崇拜的「偶像」，或為粉飾太平，或為齊一天下，孔子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都為封建統治提供了捷徑。作為老師、聖人、王者的孔子，其實都是「被需要」的。「包裝」孔子就這樣成為中國古代歷朝的「公關」大戲。
（平陽薦自《國家人文歷史》）
責編：Ester
作者：劉瀛璐
來源：《今日文摘》2018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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