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拍不出的電影《新華字典》，又被韓國人搶先了！
我們求之不得的電影《新華字典》，又被韓國人搶先了！
四年前，《新華字典》因傳聞要被改編成電影而上過熱搜。
消息一出，質疑聲四起。
當時正值IP熱，不少圍觀群眾甚至圈內人士都紛紛唱衰。
認為這不過是國內影視行業創意枯竭前的一次飲鴆止渴。
畢竟，一部字典有能拍出什麼花頭來呢？
魚叔也曾是吐槽大軍的一員，覺得這不過是場賣弄噱頭的作秀；
但現在回過頭再看，反倒開始轉變了態度——
《新華字典》怎麼就不能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呢？
這世界上沒有無聊的故事，只有不會講故事的人。
我們的嘲笑聲越大，就越證明了自己沒有想像力。
當我們忙著看笑話、編段子的時候，隔壁鄰居卻已經用一本字典的故事，創造了又一個票房冠軍——
《詞典》
本片上映之初，即以王者之勢橫掃院線。
在《玻璃先生》、《無敵破壞王2》等好萊塢大片的夾擊下，連續數周稱霸韓國本土票房榜。
口碑方面更是逆天，在韓國影評網站 Naver 上，它的評分甚至超過了神作《計程車師傅》。
難道一本詞典的故事，會比蕩氣迴腸的民主運動更吸引人？
一切都要從一百年前說起。
1910年，日本正式吞併朝鮮半島，並開始在朝鮮全境推行日語教育。
摧毀一個國家精神根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先摧毀其文化。
利用這種文化控制手段，日本即可不戰而屈人之兵，根除朝鮮境內的獨立反抗思想。
而學會了日語的新一代朝鮮年輕人，將會被送上戰場，替日本軍人擋子彈。
就像《華盛頓郵報》中的編輯們，用出版來捍衛出版權；
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朝鮮的有識之士們也意識到，保護母語的唯一途徑，就是使用母語。
他們亟需一本詞典，作為推廣母語的工具書。
於是，日佔時期的朝鮮愛國人士們成立了朝鮮語學會，致力於編纂一本囊括了各地方言與標準釋義的朝鮮語詞典。
不過我們這次的主角可並不是日以繼夜編纂詞典的語言研究者，而是一個文盲。
其貌不揚的金判秀，是日佔時期京城（現首爾）一家電影院的的檢票員。
他不僅滿嘴髒話、毫無教養，而且還是個慣偷，時不時與同夥在火車站蹲點扒竊，賺點外快。
家國讎恨什麼的宏大情感，從來就沒在他腦子裡出現過。
喜歡韓國電影的朋友們，一定對這個賊眉鼠眼的丑大叔印象頗深，他就是韓國影壇的金牌配角劉海真。
這已經是我能找到的海真大叔最好看的照片了
過低的顏值，使得海真大叔沒有任何偶像包袱，可塑性極強，所以出演過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性角色。
他是《老手》中，對劉亞仁俯首帖耳的財閥軍師。
也是《計程車師傅》里的全力支持民主運動的光州司機。
不過別看人家顏值掉線，魅力指數絕對爆表。
當年可是追到了萬千宅男的女神——
因主演《老千》而一舉成名的「性感妖姬」金惠秀。
這對CP因此被網友們戲稱為「美女與野獸式的愛情」，可以說是很貼切了。
如今，海真大叔也逐漸從配角上位，開始在一些商業作品中擔當主演。
他很有可能會像崔岷植、宋康昊等前輩那樣，踏上不靠顏值拼演技的成名之路。
這部《詞典》就是塊很好的跳板。
一個偶然的機會，「社會人」金判秀在朋友的安排下，到一間書店打工，而店主正是朝鮮語學會代表柳正煥。
這位柳代表也是銀幕上的熟面孔了，正是出演過《酒神小姐》、《犯罪都市》等大熱片的尹啟相。
偶像派出身的尹啟相，近年來也逐漸開始拓寬自己的戲路。
去年的他，還在《犯罪都市》中飾演十惡不赦的黑幫老大，如今在《詞典》里穿上西裝戴上眼鏡，就秒變知識分子。
在書店工作一段時間後，金判秀慢慢發現，書店中的職員原來都是朝鮮語學會的成員，他們正在秘密地編纂一本詞典。
你能指望一個胸無點墨的文盲，轉瞬間醍醐灌頂，領悟編纂詞典的重要性嗎？
顯然不能。
所以當得知朝鮮語學會竟耗費了十年收集語言文字時，金判秀不僅毫無敬意，反而直言不諱地道出了低文化水平群眾的心聲：
「十年的時間攢錢才對，攢語言幹嘛？」
當與自己的狐朋狗友們提起書店工作時，金大哥也是滿臉的不屑：
「不就是搜集一些方言嘛，他們還特顯擺，以為在做什麼了不起的事呢。」
書店裡的大姐，試圖用朝鮮語中「盒飯」一詞被日本人改為「便當」的案例，來解釋捍衛文化的重要性，得到的卻是判秀的實力嘲諷：
「無論盒飯還是便當，只要吃飽就行了，有什麼關係啊？」
有關係，關係可大了！
隨著影片的推進，文化滅絕政策的可怕之處，開始被凸顯出來。
判秀的兒子，因在學校中說朝鮮語被體罰，導致他回到家中都用日語與親人交流，還給自己改了個日語名字。
做父親的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的孩子說朝鮮語要挨打。
哥哥的行為直接影響到了妹妹，判秀的小女兒還沒上學，就已經開始學習一些簡單的日語句型與童謠。
文化控制最可怕的，就是讓尚不能辨是非的孩子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洗腦，並認為那是正確的。
而在判秀工作過的電影院里，群眾們喜聞樂見的朝鮮本土電影——
也被軍國主義題材的日語影片所代替。
判秀進入放映室，看到大銀幕上正播放著日本軍官的訓誡畫面。
「為了皇國臣民的無上榮耀而獻出生命」
「報答天皇陛下的恩惠」
顯然，這部日語劇情片，實則是軍國主義徵兵宣傳片。
而坐在影廳中接受「教育」的觀眾，是一群乳臭未乾、心智不成熟的朝鮮高中生。
判秀的兒子也在其中。
判秀雖然不懂什麼民族大義，但他不希望這群孩子們在學會日語後，被送上戰場，成為日軍的炮灰。
為了保護自己所愛的親人與同胞，這個不求上進的文盲，終於決定睜眼看世界。
捍衛語言，得先從學會語言開始。
判秀開始下苦功學習母語文字，他做聽寫時候的認真樣子，像極了當年在數理化補習班上拚命薅頭髮的魚叔。
一段時間後，判秀具備了流暢閱讀的能力，就經常捧著書店裡的小說，看到天亮。
要是碰上了虐心悲劇，他還會哭得像個兩百斤的胖子。
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意識到了編纂詞典的意義，並身體力行地支持朝鮮語學會的工作。
他不僅召集來自五湖四海的混混朋友們，為朝鮮語學會提供方言素材，還幫助學會成員們躲避日軍的追查。
金判秀對文字態度的轉變，是影片著重刻畫的內容。
通過對人物行為的展現，影片無需任何歌頌與說教成分，就可以激發觀眾熱愛祖國、人民團結的主旋律情感。
畢竟這可是連不學無術的文盲都能領悟的道理。
但即便片中幾位主角的表現都非常亮眼，讓魚叔感觸最深的角色卻是一個反派——
柳代表的父親柳頑澤。
通過柳代表的回憶我們得知，父親柳頑澤過去曾是一名愛國知識分子，他相信只要為國民普及教育，朝鮮就一定可以獨立。
在這種思想熏陶下成長的柳代表，自然成為了一位堅定的愛國者。
然而數十年過去，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卻最終也淪為了日本人的走狗，負責在京城推廣日語教學。
當書店被日本人查封后，柳代表聲嘶力竭地質問父親，為何會成為一名叛國者。
父親的回答很簡單：
「當時我還以為朝鮮能獨立，是我太傻，國家已經淪陷了三十年了，再也沒有獨立的可能了。」
多麼熟悉的理由呀。
在《暗殺》的結尾，身處和平年代的安沃允找到了叛變革命的廉錫鎮。
安沃允舉起了槍，念出了那句遲到了數十年的審判詞：
「為什麼出賣同志？」
廉錫鎮的臉上沒有一絲悔恨與內疚，唯剩驚恐。
「因為沒想到會解放，要不然就不會這麼做了！」
柳頑澤、廉錫鎮，甚至如汪精衛、貝當這樣的真實歷史人物。
他們學富五車、博聞強識，怎會真的不懂得護國安邦懲奸惡之大義？
他們有恆心，有毅力，也曾為革命工作出生入死，但為何最後要叛國通敵呢？
因為他們失去了希望。
認為革命永遠也不會成功，任由利益侵蝕自己腦海中的理想。
在看不見光明的道路上，他們已經提前替自己的國家舉白旗投降了。
這樣的人是可恨的，他們背叛國家、出賣同胞；
但他們也是可悲的，再多的學識、財富與地位，都藏不住自己內心的懦弱和恐懼。
摧毀一個國家最徹底的方式，就是摧毀國民心中的希望。
而若一個民族連自己的語言都被剝奪，連「希望」這個詞都要由侵略者的語言表達，又何談解放呢？
所以語言學家們才會冒著生命危險編纂詞典，所以韓國才會成為二戰後罕見的完整恢復了本國語言的殖民地國家。
編纂字典，就像是夯實地基，是普及民族文化的基礎工程。
那麼回到文章開頭的話題：
《新華字典》能拍成電影嗎？當然能。
日本的《編舟記》讚美「將一件事做到極致」的職業精神；
韓國的《詞典》是愛國者抵禦殖民者文化侵略的武器；
而《新華字典》則是新中國文化百廢待興的建設起點。
1949 年建國之初，市面上的字典以文言為主，收錄的意義、注釋和例句都是文言，不利於文化的傳播和普及。
於是在 1950 年，時任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聖陶先生連同語言學家魏建功、蕭家霖二人共同組建了「新華辭書社」，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用三年時間成功編纂出了中國辭書史上第一本完全用白話釋義的字典。
其中的坎坷經歷此處省略一萬字……
自 1953 年出版以來，《新華字典》歷經 10 余次修訂，重印 600 多次，總發行量逾 5.67 億冊，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工具書。
為新中國的掃盲工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字典的編纂只是起點，知識的普及才是真正目的。
一種語言只有讓更多的人掌握與運用，才能煥發無限生機。
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而流傳至今，靠的絕不僅僅只是個別文化領袖，而是整個民族的流傳。
但正如柳代表所說：
「比起一個人走十步，十個人邁出的一步更大。」
在這為國家命運而前進的步伐中，不存在高低貴賤。
逆流而上的人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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