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視角，用積極的眼光去看清朝的經濟和文化，重新審視這個朝代

昨天我們說了清朝的版圖、人口。這次來看看清朝的經濟。

我們之前說過宋代商貿的發達，但是這種發達的表象之下，卻有著市場不夠完善的兩個標誌。第一，宋代跨區域貿易，買賣的大多是都市人群消費的奢侈品，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就是，一些「剛需」的產品，還是很難通過市場來解決；第二，宋代，也包括唐代的糧食從東南富庶地區運往北方，更主要是出於國家的調用，而不是市場行為。那這兩個問題，在清代都得到了完善。清朝的市場品類更豐富，而且那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糧食，剩餘產量更高了，也就更多地進入市場了。全國有10%的糧食、一半以上的棉布、90%的生絲，都不是為了自用，而是為了到市場上售賣而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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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有更多的人從生活必需的生產當中解脫出來，可以從事商業和手工業，更多的非農業人口，增加了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所以一些新的商業形式、資本運作，也都發展起來了，這些都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

除了國內貿易，國際貿易方面也很值得一說，我們說起清朝，常用提到「閉關鎖國」。其實這是一種很片面的印象，清朝政府確實是有過「禁海令」，但是從康熙年間收復台灣之後，中國的民間主導的海外貿易一直在復甦。舉個例子，當時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統治下，也是嚴格執行鎖國令，但是在長崎，單獨保留了一個口岸，專供兩個國家來貿易，就是中國和荷蘭，從這裡就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商人對日貿易的規模。到日本的主要是江浙一帶的商人，當時航海技術進步，他們到日本比到中國內陸還方便，而且這種跨國貿易高風險高回報。為了抗風險，他們就搞出了新的組織形式，大家集資入股，誰投的股本多，就可以在貨船上占更多的貨位，然後通過中介，就是所謂「牙行」，僱用專業的水手來航海，各位股東本人不需要出海。

這就是早期的公司，跟近代歐洲的海上貿易公司已經差不多了，而這些都在乾隆年間就出現了，可見即便沒有後來西方人進入中國，中國內部自己也能發展出今天的公司的雛形。

下一個可能顛覆你故有印象的點，我們從文化方面來找。我們都聽過一個詞叫「吃人的禮教」，就是說所謂「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對人性的壓迫，到了「吃人」，也就是「害死人」的程度，並且我們傳統上認為，這種壓迫是越來越嚴重，到清代達到頂點的。

我們在以前講宋朝的時候提到過朱熹，宋代以後的新任儒學理論權威兼形象代言人，他提過一句影響特別壞的口號，就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一種針對女性的單方面的道德標準，一經提出就受到歷代道學分子的廣泛歡迎，同時也把女性害苦了。不過在清朝，學界對這種極端化的要求做了反思，比如有一位學者叫汪古，他就批評朱熹這個提法，有悖於傳統儒家提倡的基於人性的悲憫。

而這不是個例，在國家政策方面也能看出這種新的價值觀傾向，在儒學的價值體系里總是強調一種單向的義務，像子女對長輩的「孝」，妻子對丈夫的「貞」，這些都是一種單方面的忠誠，而這最終都可以被引申成對國家的「忠」，這對政府是很有好處的。所以，清政府也提倡儒學，也會褒獎寡婦的守節行為，具體方式就是傳說中的立貞潔牌坊。但是當看到一些大家族拿貞節牌坊作為家族地位的象徵，政府開始懷疑，可能有些寡婦的所謂守節，是非自願的，所以就淡化了對「貞潔」的表彰。

更人性化的是，政府反對極端化的「守節」，也就是所謂「殉節」，丈夫死了妻子也跟著自殺。政府認為鼓勵寡婦殉節是一種不道德的、缺乏尊重生命的行為，不予提倡，對「殉節」給予獎勵的情況非常少見。

所以可見，跟我們印象中的不太一樣，在清朝無論官方還是學界，對於這種「道德規範」與人性的衝突，都是有過反思的。

另一個反映清代文化的是小說，小說的流行，背後是識字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擴大。清代出現了很多偉大小說，像長篇的《紅樓夢》《儒林外史》，還有短篇的「志怪小說集」《聊齋志異》。比如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應是清代最偉大的諷刺小說。而隨著小說的流行，不論是一些比較主流的價值觀，還是一些諷刺與反思，比如《儒林外史》對科舉制的諷刺，都更在市民階層當中流傳開。所以當時有人開玩笑說，自古以來有儒釋道三教，現在又多了一個「小說教」，小說當然沒有宗教的組織和形式，但是從普及文化、啟發思想的角度來看，小說確實起到了像宗教一樣的傳播作用。

所以，說起清朝，雖然有非常嚴酷的文字獄，但是民眾，特別是城市民眾，文化的普及度、思考的深度和廣度，是比以往有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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