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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財閥讓韓國從一個貧窮國家變身為亞洲四小龍,同時也造就了隱患

縱觀韓國商業史,基本將時代變革、經濟盛衰、商業脈絡清晰梳理出來,其中最耀眼的一條主線,莫過於財閥。毫不誇張地說,財閥的成長軌跡與韓國經濟發展一脈相承,它的興衰成敗關乎國運,其中隱秘的政商邏輯值得探究。

韓國學者林炳潤曾指出:「財團就是韓國經濟之全部的比喻,並非誇大其辭。由於財團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和發揮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說,沒有對財團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韓國的經濟。」

韓國的大財閥

2003年,韓國前十大財閥的總資產為371.29萬億韓元,占韓國GDP的48.4%。10年之後,2012年所佔比例增加到85%,資產總額達700萬億韓元。另外一組數據顯示,從2007—2013年,以j星、現代、LG為代表的韓同前五大財閥,企業產出占韓國GDP的比重從1/3左右上升至57%。另外,截至2011年,韓國前30大財閥企業的製造業僱員佔到僱員總量的10.7%,製造業銷售額佔到銷售額總量的45%,製造業增加值比率佔到全部增加值的41%;資產比例佔到總資產比例的50%。

這些枯燥數字生動反映出一個現象:在過去10年中,韓同財閥的勢力不僅沒有岡為改革而削弱,反而愈加強大,財富集中度更高,壟斷地位更強,對國計民生的影響力更大。1980年代末,韓國「反托拉斯法」將總資產在4000億韓元(當時約合5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企業集團統一划為「財閥」,當時韓國有43家財閥.共涉及672家企業。

財閥在商業和經濟發展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許多韓國人都以進入財閥大企業工作為人生最高理想。但是,正如美國好萊塢電影《教父》中一句台詞所說:「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財閥主導型經濟幾乎可以與「政商勾結」「權貴資本」劃等號,自1948年韓國建國以來,歷任韓國總統幾乎都深陷醜聞,甚至身敗名裂,禍根就是財閥導致畸形政商關係的勾連和博弈。韓國政經真可謂成也財閥,敗也財閥。看似多黨輪流執政,實則財閥當國。


財閥讓韓國迅速崛起

財閥對於韓國乃至全球商業的影響,很難以好壞優劣論定,它是在非常復時代背景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獨特企業形態。1961年,韓國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被列為世界上最貧困國家之一,到2013年人均收入超過25000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歷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教授表示,韓國發展的特色在於其走出了一條「壓縮式發展道路」,並在短期內走上「價值鏈的高端」。

這種「小國大商」的獨特經濟發展模式,核心優勢在於政府動用大量國家資源扶持幾家大財閥,使其有足夠多的資金和資源快速擴張,進入高端領域。與此同時,大量經濟、社會、政治矛盾突顯,財閥成為當前韓國最大的隱憂。已故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曾指出:「經濟增長——特別是快速的經濟增長——經常涉及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

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將引起不同產業重要性的巨大變化、勞動力需求的變化以及產品的地緣配置,並導致人們生活、丁作方式和地點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經濟增長意味著收入分配的巨大變革。此外,經濟增長意味著快速的經濟變革,經濟變革必然引起社會混亂。不管經濟增長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都將成為一種不穩定的力量。」經濟增長意味著國家發展,也導致分配不公、社會分化和不穩定岡素增多。


財閥帶來的隱患

表面來看,韓國財閥都有深不見底的強硬政府背景,因政商結盟帶來特權而強大,比如李秉哲的父親是李承晚的至交,金宇中的父親是朴正熙的恩師,鄭周永與朴正熙私交甚篤,他們利用子女聯姻、贊助選舉等方式與政界結盟,關係盤根錯節。可事實上,與韓國歷任總統悲劇收場一樣,大部分韓國財閥都難以善終,幾乎所有人都遭受過政治打擊。崔泰源被判刑,鄭夢憲自殺,金宇中逃亡,就連被譽為「經濟總統」的李健熙也兩度被判緩刑。政商結盟是一味甜美的毒藥,服用需謹慎。客觀來說,政商關係離不開,更靠不住。讀懂財閥,就是讀懂韓國商業史、經濟史和政商博弈史。理解韓國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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