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辜負了歷史始自兩祖皇帝二化士大夫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之大結局
明朝辜負了歷史始自兩祖皇帝二化士大夫
通讀明史可知，作為趕走蒙元、復興華夏的一代新朝，大明肩負著民族復興偉大使命。但是這個王朝卻深深辜負了歷史，最終將中國大好河山又一次拱手送給了北方邊陲游牧部落軍。其不堪比亡於此部落的北宋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大明王朝奠基人的二祖皇帝，無疑種下了失敗的種子。
明朝的不堪，早在洪武永樂兩朝就已埋下伏筆。
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朝統治了中國31年，這31年間，大明帝國相繼爆發了八場全國性的大運動大風暴。而明成祖朱棣的永樂朝治理了中國22年，他之所以取年號為「永樂」，是想表達讓天下人永遠快樂之意。可在這個被史學家評價為「姿行誅戮」暴君肆虐下，那22年間，殺血親、誅十族、屠宮女、滅狂士，除了他以外還有誰會快樂？
可以說，在西方世界進入將權力關入籠中的啟蒙憲政時代，而東方帝國的開國祖，卻以醜陋人性及倒退政制，僵化奴化中國士人，將其關入無形鐵籠。
我們知道朱元璋父子以暴力起家，身上流淌的是流氓血液，那裡沒有一絲文化與高貴基因，於是帶給他們統治下的中國是一次次文化浩劫。他們讀書甚少，自己不是文化人，在文化人前面，他們的自卑感和征服欲超強。掌權前期，他們尚能尊重和重用士人，因為那時候，他們需要士人幫他打天下、收攬民心。但取得權力後，骨子裡的東西顯露出來，為維護自己獨裁統治、更出於自卑征服雙重心態，開始殘酷鎮壓、給文化人立規矩。
我們知道，就明代政治制度的構成而言，並無多少原創內容，由於開國者文化水平極低，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製智慧，所以在建制上基本上是抄襲前朝——承襲元制。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蒙古帝國的制度，是活脫脫奴隸制，金制則是奴隸制與封建制的混合。而另一邊，華夏民族的政治精華，以唐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開明封建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所以，換個角度可以說，自元朝始，中國就進入了政治制度倒退的中古近代，包括所謂「恢復中華」的明朝，施行的都是蒙元的那一套半奴隸半封建制。
其中，對士人最具影響的，就是家臣制回潮。
查考歷史可知，本來元之前的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南宋時期，一位宋臣曾如是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
而到了元明清，統治者則將他們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家族私產。 宋人相信，皇帝和士人應該分享國家權力，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 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而元明清時，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 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牲畜。
作為復興華夏的一代王朝開創者，朱元璋本當辭舊迎新，但因為文化水平及政治視野所限，卻抱殘守缺，他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臣制等落後政體。 更要命的是，人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去精華取糟粕。元制中好的一面，卻被朱元璋堅決扔掉，比如具有近代進步意義的對外開放與寬縱統治，竟成為這位太祖皇帝總結的「失敗教訓」。得天下後的朱元璋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當上皇帝後，果然剛猛苛嚴。尤其對士大夫，斷糧、斷頭、侮辱刑輪番上陣，動輒死罪，想怎麼整就怎麼整。明初對於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的控制，比蒙元都要嚴厲得多。乃至很多元朝遺士，不禁懷念起蒙古鐵騎的統治，這對於一個標榜華夏復興的王朝，是多大諷刺！而朱元璋四子朱棣建立的永樂王朝，看似繁榮，實則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鄰國為向中國朝貢爭先恐後。但本質上卻是賠本賺吆喝。整個國家的政治文明進一步倒退，新生帝國未老先衰、死水一潭。
歸結明朝政治制度之敗，主要敗在四點：
一是皇權獨大，二是皇位低質量繼承，三是宦官弄權，四是士大夫僵化奴化。而這個格局都是兩個祖皇帝把持的洪武永樂兩朝奠定的。
追溯隋唐政治制度，如果有人說中國士大夫向來就是皇帝的奴僕的話，那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國整段歷史。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中書省、門下省與尚書省分別掌管擬旨，審核與執行的權力，與皇權相互制衡，可謂中國特色的三權分立制度。明朝以前，有三公坐而論道的說法，賈誼和漢文帝談話，不覺膝之前席，可見不但三公，連小官見皇帝都是坐著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學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處。
隋唐以前丞相作為政府首腦，有龐大的理事機構，可以封駁聖意，具有相當的決策權力，所以出現了諸如霍光、曹操、司馬氏一類的權相，傑出的政治強人，在君主不堪時，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執掌國家。
而到了宋代，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士大夫與皇帝對話，不許坐，只能站著。而元明清時代，進一步倒退。元朝肢解三省僅剩中書省，明朝做得更絕，裁撤中書省，廢除丞相制度。這兩個舉措，利於朱家人統治、即便是無賴也能穩固權力，但對國家的政治發展而言，卻都是敗筆。沒了士人權力空間的明朝，顯然比元朝更加沒落。
明代的士大夫與皇帝對話，不但不許坐，站著都不行，得跪著說話了。從坐到站到跪，說明了三個時期的君臣之間的關係，也說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本來，士大夫從漢唐共存共治，到兩宋由合伙人降作店小二，已經江河日下了，而到了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賣身的奴隸，士大夫成為皇家的奴役了，當然後來的清則更慘，公開爭做奴才，士人地位掉入谷底。
政治地位的下降，必連經濟基礎的削弱。明朝士大夫既不像漢魏世族那樣有威勢，又沒有隋唐以來世族的莊園經濟基礎，所以「求皇家豢養」幾成生存唯一路徑。士人拼讀指定教材，中舉做官得懂君主的心曲，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為意志、是非為是非、喜怒為喜怒，從辦公事上分一點殘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業。一有不是，便喪家破身，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軍、做苦工是從輕發落，不但尊嚴談不上，連生命都時刻在死亡的威脅中。其中雖然偶有被寵用的酷吏特務類士人看似風光，可那像胡惟庸一樣，不過是狗仗人勢。在朱元璋心目中，甚至口頭上，只把這些人當惡狗，養著咬人。皇帝越威風，士大夫越下賤，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士大夫越受壓制，皇帝就越尊貴。君臣關係嬗變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體貼入微地逢迎阿諛，把皇權抬上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
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殺士局，令中國士大夫的人格乃至整個族群的人種都發生了變化。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隱逸是中國士人的自由，並且得到朝廷的鼓勵和褒揚，但明代士人連這個自由也沒有。朱元璋制定法律不準士人隱居，朱棣則是一心把天下文人都刻於一個模子。大明律法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不為君用者，殺且沒其家；為君用者，不解君意，動輒得咎，結果多數還是被殺。真是無可奈何，無所適從。古代「刑不上大夫」，洪武永樂二祖時代，刑不僅上大夫，而且大夫常被侮辱，有的當朝被打死，被打屁股，被批頰，被抽筋剝皮。還有戴死罪和徒流罪辦事，即判刑戴著腳鐐還坐公堂上審案處理別的罪犯，或被打了大棍後仍回原衙門上班。士人最講究自尊自重，但被朱氏父子侮辱到這種地步，還有什麼自尊呢! 於是，二祖之後，士人們每日膽戰心驚，惶恐不安，誰也不敢亂說，更不要說寫出優秀的詩文了。
有著幾千年士大夫傳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到了此時，已蛻變為:唯上是天命，奉旨寫諛文。
常言道，人必自尊而後人尊之。明代文人面對皇帝諂諛實際上是自輕自賤，士人並不覺得自己高貴，甚至連解縉這樣的狂士才子，也因拍馬屁拍到馬蹄上而英年絕命，大明芸芸眾士，還會產生什麼精神貴族，及其可以傳世的高質文化產品！
明末大學者顧炎武認為,「洪武、永樂之間」為「世道升降之會」,也就是說，二祖時代，是世道人心發生大面積崩塌和扭曲的時代。也就是說，朱元璋朱棣所作所為，甚至劣化了中國人種。
對比古代史，這絕非誇大其辭。
提及中國人，我們知道，自古以來有個更榮耀的稱謂：華夏人。「華夏」這兩個字做何解？成於東漢、中國最早的大字典《說文解字》如是說：華，榮也。夏，中國之人也。所謂「華夏」的正解應該是：榮耀的中國人。後來，華夏族成為中國漢民族的前稱。可見，中國華夏人，自誕生以來，帶著與生俱來的一份榮耀。這份榮耀，與祖先的年齡和人口的數量關係不大，而主要是與民族品質息息相關。
為什麼今天人們提及華夏民族，無論中外，都盛讚先秦呢？因為這個時候的中國人，品質可愛。知恥的義士、殉道的武士、持劍的文人、不屈的貴族、陽剛的君主……比比皆是。隨後的漢唐，雖然儒教三綱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但好在此時中國尚存政治開明空間，文化爭鳴與陽剛雄風尚在，兵家還受推崇，鐵血士大夫攜儒家五常五品「仁義禮智信」，走在尊王攘夷的正統大道。
但是到了大明王朝，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已發生大變。偉岸士人少見，太監宮女人格盛行。華夏文明中有兩個獨特的「發明」，在明朝被發揚光大。但包括近鄰日本在內的全世界是不學的，什麼發明？那就是閹割與纏足。
這世界就雌雄兩種人，朱明皇室，一是讓男人「去勢」，二是讓女人「去步」，一個令其繁殖不能，另一個使其行動不便，從而組成了最令統治者放心的「准人類」族群。
縱觀明朝士人。在野的，忠君不渝，只求貨賣帝王家，不以探究真理、造福國家民族為崇高目的，僅以維護帝制皇權運行方略為生計前途。出於對皇權安全化的迎合，他們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精神閹割，這種太監化的文化行為深刻持久地存在，致使他們與西方同代獨立知識分子拉開了巨大差距。縱然他們有怎樣的美德業績與立言，都不可能超出忠君報國的封建價值體系。
在野的，即便偶有反抗者，也烏有開明。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張獻忠，其政治素養不及隋唐十八路反王，其政治訴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鐘相楊幺，鐘相楊幺尚能喊出「等貴賤均貧富」這樣彪炳史冊的口號，而李自成、張獻忠卻只能喊出粗鄙口號「吃他娘、喝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重複的是強盜邏輯。他們反抗統治者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成為統治者，他們從來都不是為新世界而戰，因為他們沒有政治信仰，也無政治制度更新之想像力，不過是「權力的擊鼓傳花遊戲」。如此，即便他們坐穩了皇位，百姓還是擺脫不了受奴役的命運，甚至要面臨著一個更糟糕的強盜世界。整個民族陷入內耗、退化的深淵而在劫難逃。
提及近代中國恥辱，人皆以為源自1840年晚清中英戰爭，其實，當你發現這個房子撐不住了，首先不是居住者的問題，而是建築者的問題。 清朝是近代中國最黑暗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別忘了，明承元制，清承明制。我如此深刻批判明朝，並非是為清朝洗白，而恰恰是想探究，中國為什麼一步步跌入了失敗的近代深淵，就近代史的排序，明在清之前，且是主體民族建立的王朝，如果明搞好了，中國就可能不會有清，直接進入民國，那將是中華民族多大之幸！但可惜，歷史不容假設。於是追究近代中國恥辱源，就要上溯八百年，揭開近代中國之發端。
說來說去，我以為近代中國之劣化，朱元璋父子難辭其咎。可以說，後來清兵入關，中國近代百年恥辱，都與朱元璋廢相，朱棣束閣，製造士人劫難息息相關。可以說，中國與西方拉開距離，始作俑者就是把皇權推上頂峰的朱元璋父子。他們通過兩盤很大的棋，把士人搞成小草、螞蟻，阿貓阿狗，如此他們再也無法造次。他們的皇權更集中了，但華夏文明和全體中國人卻失去了活力，集體向後轉。這是士大夫的劫難，更是整個華夏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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