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掃盲運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中超過4億是文盲，文盲率高達80%以上。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個識文斷字的人來。文盲成為新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是關鍵。掃盲成為擺在新政權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在全國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文化學習中。掃盲運動從50年代初，一直持續到60年代初，10年間先後有近一億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規模並卓有成效的掃盲運動，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掃盲運動出現三次高潮
全國掃盲運動先後出現過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從1950年至1953年。毛澤東從事革命以來，一直重視掃盲工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說過：「中國曆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農村裡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對於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農民來說，首要的是爭取解放，包括爭得接受教育的權利。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來的廣大農民，祖祖輩輩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他們對建設社會主義充滿熱情，但對於如何建設新農村卻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領。「如果絕大部分的農民一不能看通俗書報，二不會記普通的賬目，三不會寫簡單的便條和信件，怎麼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我們連個簡單賬目都鬧不清，怎麼搞複雜的生產規劃，又怎麼去研究新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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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挾課本上學去的農村婦女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現狀將會給建設一個新中國造成多大阻礙。解放戰爭尚未結束，解放區的掃盲工作就已經開始了。那時，解放區里每到冬天農閑季節，農民們便被組織起來讀書、識字。由於這種學校只在冬天開課，因此大家叫它「冬學」。全國解放後，重新規劃冬學，成為新中國的頭等大事。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就宣布，「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民被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1950年9月20日，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工農教育以識字教育為主。會議對於工農業餘教育的組織形式、教材、教學計劃和經費等各方面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現場。毛澤東還與到會的學習模範親切握手、合影，與會代表受到了極大鼓舞，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掃盲運動的開展。
1953年11月24日，政務院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出《關於掃盲標準、掃盲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通知》規定，掃盲標準為：幹部和工人一般可訂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訂為能識1000個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常用的便條、收據；城市勞動人民一般訂為能識1500個常用字，讀、寫標準參照工人、農民的標準。各省、市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掌握。根據群眾要求，縣掃盲工作委員會或教育科可給考試及格者發掃盲畢業證書。
第二次高潮從1954年至1955年。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到告別了文盲才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1955年12月1日，團中央發布《關於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的決定》，指出「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戰略意義的任務，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必須加快掃盲的速度」，而且「現在我們所說的掃盲運動，已經不是一種隨便的掃盲運動了。因為農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將它當作經濟目的來看，那它正是要實現合作化。」所以，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大背景下，著眼於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以後農村進一步實現技術改革創造條件，掃盲運動出現了第二次高潮。
祁建華在進行速成識字教學
第三次高潮是從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國人民向現代科學文化進軍，於是，掃盲運動又掀起高潮。兩年後，陳毅元帥在有關會議上說：掃盲是使6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
全國推廣「速成識字法」
掃盲運動的首要任務是教會文盲用文字進行交流，解決生產和生活上的諸多不便，所以識字運動是掃盲的第一步，能認識多少字成為衡量是否脫盲的標準。
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詳細介紹了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發明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在短時間內脫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髮了獎狀。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速成識字法把掃盲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
祁建華髮明的「速成識字法」，精心挑選1200個常用字，每個字都對應有注音符號，藉助注音符號作為輔助識字的工具，製作成兩大張生字表。分三步：第一步，學會注音符號和拼音，掌握識字的輔助工具；第二步，突擊單字，先求會讀與初步會講；第三步，教、學識字課本，同時開展一定的閱讀、寫字、造句訓練，鞏固所認識的字。採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全軍的文盲。然後在全國推廣，各地迅速辦起了實驗班。組織展開「速成識字法」的重點實驗工作，要在工農教育中推廣速成識字法。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並確定河北省為「速成識字法」實驗區。5月、6月，教育部連續發出通報，介紹山西、東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識字運動的情況。
孫子當了奶奶的老師
1952年，經過短短几個月的推廣，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的掃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據東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到25.8萬人。其中大部分人通過150到200小時的學習，學會了1500至2000個單字，並能閱讀通俗讀物，會寫簡單文章。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祁建華以他對掃盲工作的突出貢獻，被任命為委員會副主任。毛澤東稱他是「名副其實」的識字專家。劉少奇評價他為「我國繼倉頡以後第二大文人」。
靈活多樣的掃盲形式
農村的掃盲，各級政府根據農村實際、結合農民生活採用了靈活多樣的方法。為了配合農業合作化運動，掃盲工作制定了學習文化要為合作化服務的總體工作方針。各級政府從本地的實際出發，成立了掃盲協會，制定出掃盲規劃，力爭把整個過程放在合作化的規程之中。當時各級地方統一安排生產、學習、開會的時間，有些地方規定，評分記工在地頭做完，不佔學習時間，學習文化課、政治課以及何時召開黨團會議都作了具體的時間安排。當時尤其強調對農民識字課本的編寫，比較流行的是「識字記工課本」，從農民自己的姓名學起，然後是土地的名稱，各種農活兒、農具和牲畜的名稱，以及記賬格式。由於貼近農民的日常生產，僅用兩三個月的業餘時間，就可以使農民初步掌握記賬、記工的本領。
師資短缺，釆取「以民教民」形式，整合了當時的教師資源。當時的業餘教師隊伍中，通過掃盲運動已經識了字的農民，大批投入農業生產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也是一個很大的力量，此外還有100多萬農村小學教師。號召「發動識字的人教不識字的人，使一切識字的人，包括工人、農民、市鎮居民中識字的人，包括學校教員、高小以上學校的學生、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都加入到掃盲教師隊伍里。
高家柳溝村的壯年掃盲識字班
夜校利用小學校、廟宇、空院、田間地頭，辦掃盲班。解放前，很多村民吃了上頓沒下頓，更別說拿閑錢讓孩子上學了，村裡連個學校都沒有。只好把掃盲班辦到廢棄已久的廟裡。沒有課桌，用土坯壘成土台墩，上面鋪上木板當課桌。四周牆上沒有貼掛的東西，用紅色、綠色和黃色的彩紙寫上鼓勵學員學習的標語口號。沒有黑板，用牆壁當大黑板。村民踴躍參加學習，出現了夫妻互學，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識字班。
掃盲運動剛剛開始時，學校是臨時的，老師是業餘的，教材也五花八門，每個省市甚至縣鄉都有自己編寫的掃盲教材。「識字課本」有的是面對工人的，有的是面對農民的，還有的是專門教城市家庭婦女的。根據各自目標群體的不同，課本中的內容也不盡相同。如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職工業餘學校識字課本》中，第一課的內容是「工人」和「做工」兩個詞，極具工人特色。隨著課程的深入，也有「水蒸氣」「霧的成因」「空氣和風」等介紹自然常識的內容。
1956年由北京市編寫的教材《市民識字課本》，是一本為城市家庭婦女設計的日常生活教材。課文內容有認數碼、認日曆、認鐘錶、買菜、算賬、坐車，甚至怎麼看孩子成績表都有，真可謂五花八門。
1953年東北行政委員會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為東北農村編寫的《農民速成識字課本》，課文採用的是像《三字經》一樣的韻文體：「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咱，有力量……」「一個人，兩隻手，人有手，會勞動，工人做工，農民種田」，讀起來朗朗上口，學員們不但通過課文學會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會對於公民的政治教育。
毛澤東讚揚「高家柳溝經驗」
1955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毛澤東一邊在頤和園散步，一邊思索著怎樣才能把掃盲與農業合作化結合起來。他讓工作人員找來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毛澤東問胡耀邦，全國辦了那麼多合作社，有沒有農業社學習文化的典型？胡耀邦當即答道：「山東高家柳溝創辦記工學習班的材料不錯，我看了好幾遍呢。」隨後他把材料報給了毛澤東。
到1956年初，吉林省榆樹縣正義村已經基本上掃除了青壯年之中的文盲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一個僅有300多戶農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個人識字。許多社員的名字、農具、肥料都寫不上來。他們只好用畫圈、畫杠代替，時間久了，圈圈、杠杠滿天飛，成了一筆糊塗賬。針對這種情況，高家柳溝團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組織社員學文化，首先要解決記賬問題。團支部決定首先要從學寫社員的名字開始，然後再學各種農活兒、農具的名字，「做什麼，學什麼」。於是，高家柳溝村的學習班先從社員的名字學起，然後逐步學到土地、農活兒和各種農具的名字。初春時，社員忙著春耕和送糞，他們就學「春耕」「送糞」兩個詞語；捕打紅蜘蛛的時候，他們就學習「紅蜘蛛」；該深翻地了，他們又學了「深翻地」三個字。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學員們都集中起來學習，白天勞動間隙，識字班還辦到了田間地頭。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參加學習的115名青年，有19個能當記賬員，92人能記自己的工賬，不能記賬的只有4人。
毛澤東看過高家柳溝記工學習班的事迹後，非常高興。他把這篇文章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寫下了800多字按語：「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為了記工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彙，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彙。要編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裡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第二種課本……根據一個小範圍的地方的事物和語彙，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彙編出來，也只要幾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各級青年團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毛澤東對掃盲做出這樣詳細的指示，足見他對掃盲工作的重視程度。
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把掃盲與合作化運動相結合的想法，帶到了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會上，毛澤東說：「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而是掃盲。」毛澤東對高家柳溝村事迹的批示很快傳達到了全國。根據他的批示，全國各省、市、縣，甚至村都編起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新掃盲教材。很快在全國掀起了第三次掃盲運動高潮。
毛澤東重視掃盲中的浮誇現象
1958年3月，全國召開了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但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若在5年內完成掃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躍進形勢下，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許多掃盲口號也在此時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不做攔路虎，不當睜眼瞎，要當掃盲促進派」「五年摘掉全國文盲帽子」……為了完成指標，一些地方出現了浮誇、虛報的現象。據當時報道，僅僅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對於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有所察覺。1958年11月，在武昌會議上，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麼老實…… 比如掃盲，說什麼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毛澤東說了話，這場轟轟烈烈的「掃盲躍進」才有所降溫。
雖然這場全國性的掃盲運動出現過一些浮誇現象，但畢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64年，全國開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建國之初的掃盲運動，是新中國的一次文化建設高潮，不但在文化上使廣大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擺脫了舊社會的噩夢，打開了知識文化的大門，從而實現了自身的解放，而且為廣大人民通過技術革命改變城鄉的落後面貌，縮小三大差別提供了重要的條件，打下了文化基礎。建國初期的掃盲運動，與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共同發展，互相促進，所取得的光輝成就，永載共和國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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