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過考試打撈「自然貴族」？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據《福布斯》3月12日報道，在美國一起全國範圍大學招生欺詐案中，馬薩諸塞州的聯邦檢察官安德魯·萊林起訴了50人，其中包括曾憑藉《美國重案》多次獲金球獎迷你劇/電視電影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女演員菲麗西提·霍夫曼（Felicity Huffman）和《傾聽心靈》演員洛莉·路格林（Lori Loughlin），還有著名時裝設計師莫辛莫·賈恩魯里（Mossimo Giannulli）以及多名企業高管。嫌疑人涉嫌行賄高達600萬美元，讓其子女進入包括耶魯、斯坦福在內的精英大學。此案是聯邦司法部起訴過的最大一起高校招生醜聞。

最近戴一飛等人翻譯了《美國式「高考」——標準化考試與美國社會的賢能政治》，難得地展示了二戰前後美國社會中有關大規模考試機構生長、考試實踐以及社會反應的複雜分析，讓我們得以窺視美式高考腐敗背後的制度機制。

怎樣才能讓社會中最優秀的人為集體服務，或由他們參與或主導人類社會發展？這是一個大問題、大難題。不過，從目前人類所積累經驗來看，在維護人類長遠發展與社會公平正義方面，考試具有難以比擬的優勢。

中國很多學人，曾花費大量精力論證科舉考試是中國為世界貢獻的「第五大發明」。但是，新的時代下大規模考試何以繼續，何以實現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才分流、階層分流、社會分層，卻很難找到令人信服的專業研究。最近戴一飛等人翻譯了《美國式「高考」——標準化考試與美國社會的賢能政治》，難得地展示了二戰前後美國社會中有關大規模考試機構生長、考試實踐以及社會反應的複雜分析，為中國今日考試改革及教育變革，提供了難得的參照樣本。

如何選拔精英是世界性難題

崇尚並實踐公平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明試以公，傅納以言」，講求從實踐中選拔人才，參與公共管理，實際上始於堯舜禹的洪荒時代。誠如鄧嗣禹等人考察一樣，近代西方的文官制度曾對中國的科舉制度多有借鑒。美國傑出的政治家托馬斯·傑斐遜說過：「吾輩終不能斷言究竟何種政府架構，才可最為高效地將自然貴族選入政府擔任公職，豈非此乎？」

怎樣才能擺脫資本、市場、代際關係等影響，將最優秀的人才選入公共管理機構，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美國社會更是重視個人發展的機遇，極力排斥特定的社會機構對於個人發展的干預，因而在美國的特定社會土壤中，生長出一個類似中國傳統科舉考試的大規模現代性考試及其考試機構，本身就是一個難以解釋的社會組織進程中的「奇葩」。作者運用高超的寫作技巧，展示諸多難以忘懷的歷史細節，巧妙展示美國主持SAT大規模考試的開展以及機構ETS的建立。作者並非簡單記敘一個機構的建立和一項制度的推行，而是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優秀人物怎樣抓住難得機遇，一次次推進社會組織管理的成功實踐。

美國女演員菲麗西提·霍夫曼

怎樣塑造一個精英階層，他們既不是現有財富和政客的衍生品，更不是當下種族與階層的固化物，而是選擇一些真正有責任又智慧的「自然貴族」，這是哈佛大學科南特等為首的教育精英的改革目標。他們越來越多地相信類似潛能測試等標準化考試是一個可以達到上述目標的可貴的技術。

作為考試機構的天生創始人，亨利·昌西雖然相信考試技術的革命性影響，但是他一直等到美國軍隊的相關測試，才使得大規模考試的實踐得以實施。特別是二戰後，允許退伍軍人進入大學以及公共教育的發展，都為大規模考試的到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1948年1月1日，新的全國性考試機構ETS正式運營，隨後其主持的SAT在高中升學以及其他考試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至1961年，美國高校招生超過400萬名，而僅1957年參加SAT考試的學生人數超過50萬，SAT成為美國高中生，乃至教育界不可忽視的重要考試人才選拔樞紐。儘管遭遇同行的競爭，ETS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獲得了飛速的發展，考試在教育發展中扮演了關鍵的助推劑因素。顯然，社會的需要，歷史的機遇，精英的奮鬥才使得新型大規模考試及其機構成為可能。

演員洛莉·路格林

公平與效率的角力從未停歇

考試變遷與教育發展如影相隨，互相影響，互相成就。二戰後，美國公共教育獲得發展，最為明顯的個案是美國加州。克拉克·科爾為代表的精英人士通過一攬子的教育發展計劃，將加州高等教育體系分為三個不同發展層次，且宣揚各個層次都是免費，允許全民享受教育發展的紅利。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公私教育體系都得到迅速發展，以耶魯大學為代表的新式教育，在教育招生制度上實行大膽改革，招生對象由原來的定向特殊招生轉向全國的學術精英招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考試從來都是社會發展的平衡器，任何社會的波瀾都會影響到考試的結果，尤其是錄取與招生。儘管美國二戰後轟轟烈烈的平權運動，取得社會領域的關鍵性發展，黑人、亞裔等權利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考試的自身特定錄取習慣來看，黑人似乎成為考試發展的犧牲品，他們的錄取率跟他們的總人數似乎總是不讓人滿意。怎樣在教育和考試領域中體現民權法案帶來的進步效果，成為當時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儘管考試專業機構ETS並不認同這種特殊的照顧，但平權行動成為一種社會洪流，通過考試實行精英的代際選拔，已經被民權行動所衝擊，人們被迫採取新的特殊政策招收特殊的群體學生。

伴隨著新一代學術精英的上台，包括亞裔精英群體的出現，人們對特定的教育政策，無論是加州的分類計劃，還是特殊的保護政策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雖然考試和公共教育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他們的緊張關係似乎從未結束，而是更加複雜。是維護教育的整體性公平，還是保證個性發展的自由權利？教育與考試關係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驗。

著名時裝設計師莫辛莫·賈恩魯里

當考試走上神壇

政治總是社會發展的發動機，來自政治的變化對於教育的影響非常人所能了解。1994年的大選，使原本保守的共和黨人掌握參眾兩院，反對平權行為成為一個不是熱點的熱點，重新進入教育討論的熱點領域。儘管許多學術精英為了保護平權行動，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包括絞盡腦汁地爭取當時總統柯林頓的支持，但是最終的結果是，教育的理想在政治鬥爭中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出於政治選舉的考量，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約而同地站在一種表面符合民眾利益的立場。維護平權行動的失敗，更多不是個人能力的較量，而是不同黨派在民意壓力下的默契放棄，使得本可維護教育公平，維護「賢能政治」底線的平權法案遭到放棄，美國由學術精英進而實現「賢能政治」的夢想越來越遠。教育的絕對公平與絕對自由，在人們的非理性要求，以及特定的政治邏輯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張揚，使得教育為社會提供精英的渠道越來越窄。

與此同時，教育跟考試的捆綁越來越嚴密，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SAT及其他的ETS考試已經深入到美國教育的每一個細胞，已經成為美國中上階層生活的重心，乃至全部。他們不得不為了孩子在SAT考試中獲得更好的分數而焦頭爛額，誰也不能例外。考試SAT走上了教育評判的神壇，教育離精英的理想治國越來越遠。

無可奈何的捆綁糾纏

考試日益神化，成為社會分流、人才選拔最後的保護傘與平衡器。考試在未來社會中，承擔社會風險的位置更加突出。《美國高考》一書帶給考試研究、教育研究諸多新風。

一是直面社會現實難題的理想與勇氣。對於教育考試和公平及效率怎樣兼顧，怎樣在維持整體公平的基礎上，維護社會的效率，達到社會的良性分流，成為考試無法迴避的社會責任。與美國平權法案相似的是國內的加分政策，分省高考模式，省級教育平衡，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作為考試的研究者，要洞悉教育政策背後的社會需求與政治影響，要觀察考試機構的自身定位以及決策人物的個人魅力與政治訴求，將考試的發展與教育的實施放置於客觀而複雜的現實中，落實在具體的社會人的爭鬥、糾纏中，我們才能理解教育政策與考試政策的落地生根，才能解決他們背後的複雜糾結。

二是防患教育技術的自我繁殖與有意傾斜，防止考試機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防止考試機構的專業智障。作為考試機構的產生和發生作用，應該關注的是其實施的社會效果以及帶來的深遠的社會影響。如美國對賢能體制的追求，才能真正實現人才的良性選拔和流動，而不是在舊的資金圈、校友圈、階層圈等固化利益圈中打轉、停滯。要防止絕對的教育唯科學主義、唯分數主義，忽視學生的自身豐富性，而更多強調測量的技術性與客觀性，美國高考制度的得失可資借鑒。

三是解開教育與考試的捆綁，給予考試特定的評價空間。在維護考試的公平性基礎上，首先要堅持考試測量的科學性，尤其是擺脫狹隘的科學概念。未來社會發展中，人類公共教育的位置更加重要，考試不應該成為其他失靈教育機制分流的替代物，更不能成為所有選拔的標準，否則會徹底毀滅考試的專業性與特殊性。教育的科學與公平在特定的美國社會，並未有效擺脫政黨利益的糾纏，平權行動維護的失敗有力地說明這一點。對我們自己而言，既不能以考試來絕對衡量教育發展，也不能因教育的失敗而否定考試的存在價值，否則他們的良性關係會受到外界的扭曲。

誰都不能逃避教育與考試，對於孩子，我們送給他們的應該是一個個良性的測量鼓勵，而不是一次次扭曲心靈的殘酷鬥爭。站在這個意義上，《美國高考》一書正是今日我國高考改革不可或缺的參照系。前車之事，焉可不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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