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當年那個亢奮的年輕人談起互聯網往事 | 1999 回憶錄⑦

中國商業今天的格局，基本上被 20 年前成立的企業塑造了，這一點誰也不會想到。

搜狐，1996 年 8 月成立。

網易，1997 年 6 月成立。

騰訊，1998 年 11 月 11 日成立。

新浪，1998 年 11 月 30 日成立。

阿里巴巴，1999 年 4 月成立。

攜程，1999 年 5 月成立。

噹噹，1999 年 11 月成立。

盛大，1999 年 11 月成立

……

在 1999 年的互聯網創業不完全版圖上，我們能看到這些如今依然有影響力的公司：

網易是當時訪問量最高的站點，郵箱和個人主頁業務如火如荼。28 歲的丁磊從廣州趕到北京領獎，4 年後，他將位列胡潤富豪榜的榜首。

張朝陽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回到北京，成為最出名的互聯網創業家。他將公司改名「搜狐」，聽起來和互聯網創業傳奇「雅虎」有異曲同工之妙。

王志東被任命為新浪的總裁兼 CEO。此前他最重要的成就是開發出了 Windows 中文平台系統，並創辦以軟體為主業的四通利方。現在他開始轉向互聯網業務，此時距離新浪在納斯達克上市不到一年。

騰訊推出了即時通訊軟體 OICQ，也就是後來的 QQ。市面上叫類似名字的產品不只一家，它們都模仿一家以色列公司的 ICQ。起初 OICQ 很卡。兩年後，在深圳華強北的辦公室里，馬化騰為融資苦惱。

馬雲從北京回到杭州，儘管阿里巴巴的業務尚未明晰，但他登上了次年《福布斯》的封面。人們對他最突出的印象是英語好。

攜程旅行網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幾位聯合創始人中有資本運作高手沈南鵬。

噹噹網模仿亞馬遜，開始在線上銷售圖書。第二年，雷軍擔任總經理的金山軟體將卓越網的主營業務也改為網上書店。

同一年的 11 月，盛大網路成立。兩年後，盛大獨家代理的韓國網路遊戲《熱血傳奇》將會重新定義流行和沉迷。

這些企業背後，是形形色色消失和被遺忘的同業和競爭者。他們有的一時風頭無兩，最終歸於沉寂；有的雖然改寫遊戲規則，但最終被又一輪創新者顛覆……

我們採訪了幾位最早的互聯網記錄者，希望通過他們還原那個時代。

他們中有人把它比作伍德斯托克，有人回憶起從未有過的自由、無限制的環境，有人讚美財富的積累有了全新的方式。

「勇氣」「堅持」是最常被提到的辭彙，甚至超過了「理想」。當然還有，「運氣」。

但也有人認為，如今看來不可思議的東西，在當時都覺得稀鬆平常；那些後來成為創業英雄和財富榜樣的人，就是身邊的普通人，那會兒你根本無法一眼認出他們來。

我們陸續刊發這些記錄者的口述和他們自己的故事。這是第七篇。

2001 年， 25 歲的許知遠出版了兩本隨筆集。《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取名自菲茨傑拉德的短篇小說集。大蕭條到來前，菲茨傑拉德熱衷書寫青春愛情和美國的上流派對，樂此不疲。

另一本《納斯達克的一代》，聽起來就像《經濟學人》或《大西洋月刊》的重磅專題。馬克·安德森是納斯達克一代的代表，發明網景瀏覽器時，他才 24 歲。同年 8 月，網景 IPO 讓馬克成了億萬富豪。

「我感興趣的是一個沒有後台，卻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如何贏得榮譽、財富、美女。」許知遠在書的後記里寫。在中國，人們找到了一個類似的偶像，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張朝陽。2000 年 4 月 8 日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搜狐首席執行官張朝陽說：「互聯網是永不破滅的泡沫。」這句話被擺在了後記的開頭。

在 1999 年謳歌青春和互聯網文化，完全是件順理成章的事兒。「1999 年的夏天北京的空氣里充斥著這種蠢蠢欲動的氣息。我突然發現，我周圍同學都已經開始討論休學創業問題了，而在北大東門曾經擁擠了文學青年與藝術青年的雕刻時光咖啡館裡，時髦男女頻率最高的談話是『我做一個網站』。」

1999 年，許知遠從北京大學微電子專業休學一年。他開始為報紙、雜誌撰寫稿件，並希望成為李普曼、亨利·盧斯那樣的人，創辦有極大影響力的媒體。他的文筆大膽老道，對美國文化如數家珍。這年冬天，許知遠加入一家 50 人左右的創業公司，他們希望做成中國版的 GQ，而且是線上的。他的宣告真誠又略帶表演性：「我堅信，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在這家公司最初的三個月度過的。」第二年 5 月，許知遠離職。新東家是 1999 年成立互聯網公司 e 龍。e 龍發展迅猛，但打動他的是兩位創始人自由的矽谷做派和美國背景。

可到了 2001 年，事情變得複雜、讓人困惑。彼時互聯網泡沫已經破裂，納斯達克指數走到 5048 點後開始持續下跌。瑪麗·米克爾過去是助力網景的股價由 18 美元升至 171 美元的華爾街明星分析師，她說的「pageview 比短期贏利更重要，eyeball 比財務狀況更關鍵」備受追捧，此時卻成了眾矢之的。中國的創業公司搜狐和網易在納斯達克「流血上市」。網易因為提供了虛假財務報表在 2001 年 8 月被停止交易。而王志東，34 歲的中關村技術天才，剛剛被董事局踢出了他一手創立的新浪。

人們都感到，「中國互聯網業青春期的正式終結」。美國也一樣，本來擺滿技術精英辦工作、厚得能「砸死人」的新經濟雜誌 Business 2.0 「（2000 年）12 月 26 日那期廣告就比上一期減少了 100 頁」。

儘管如此，年輕人想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的願望沒有隨著互聯網泡沫破滅而消退。因為「僅僅從商業角度來衡量這場運動是愚蠢的」。因為「我承認我們驚羨於財富，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自己的生活視線被令人吃驚地撕開了」。許知遠寫道。

「我想成為世界的一部分」——這個國家當時的願望也與之接近。中國在 1986 年向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了申請。在 1999 年，15 年的談判（是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到了最後關頭。和美國的談判已經進行了 25 輪。

那幾年，幾乎所有互聯網公司都找到了一家已大獲成功的美國公司作為標的。這場模仿運動持續了十多年，直到移動互聯網興起時才稍有緩和。

不過，裂痕在 1999 年也已出現。這年 5 月 8 日，美國轟炸機發射的五枚彈藥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傷亡。各地都出現了反美示威遊行，帶頭的是年輕學生。但遊行結束後，他們似乎還是照計划行事。1998 年有 17622 人出國留學，2000 年增長了超過一倍，有 38989 人。其中有超過一萬人去了美國。

今年 3 月初，我們在北京見到了許知遠。他如今的行程很滿。一方面是因為他創立的「單向街書店」正忙著門店和業務的擴張。同時，他參與制作了備受爭議的視頻節目《十三邀》，並計劃在近期推出一檔新節目。出於對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轉型時期歷史的著迷，許知遠還在寫一本關於梁啟超的書。

和多年前一樣，他依然認為「僅僅從商業角度來衡量這場運動是愚蠢的」，他希望從「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的角度談一談 1999 年和此後 20 年的互聯網發展。但不可避免地，這會觸碰到「房間里的大象」。這讓他在表述時感到痛苦。

我們盡量保留了對話的原樣。

Q：我覺得那個時候大家對於美國都有一種想像， 但是您的想像好像和創業者的想像不一樣。我就想從 1999 年大家對於美國不同的想像開始聊起。你那個時候是以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去看待互聯網熱潮？

對我來說，當然是更大的啟蒙過程的一部分。這次啟蒙是以技術和資本為驅動來進行的。矽谷讓我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之前我可能受過 1960 年代美國自由文化的啟蒙。但我最喜歡的美國文化，可能是新英格蘭那種文化，19 世紀愛默生（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那種文化——真正的個人主義，尋找到自我，更充分地理解自我和外部世界的關係。很多次浪潮在驅動這樣的變化。從康德說「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就開始了。

80 年代在中國也是啟蒙的，他們可能是通過尼采、通過弗洛伊德，通過這些人文思想啟蒙。而 90 年代的啟蒙對我來說是通過矽谷的新的技術、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平等精神，包括信息的平等化。

我當然激動了，那意味著年輕人的可能性。那種感覺我不好複述，你可以看看我當時寫的文章，叫《我曾是一個 dot-commer》，一個年輕人的興奮心情。我以前只能在北大倉庫里買到五塊錢一本的 Time 雜誌去看那個世界，突然通過互聯網看到很廣闊的一個世界，看到年輕的商人們——當時張朝陽是我很崇拜的一個對象，突然可以這麼直接地改變中國的商業環境。這是個非常大的鼓舞，他身上洋溢著一種平等的精神。

Q：你那篇文章裡面提到和張朝陽的一段採訪，你那時候應該在 PC life，你說你想讓張朝陽知道「你面前這位年輕的記者是未來中國的沃爾特·李普曼。你不過是創造了中國的雅虎」。

嗨，年輕的時候總是有一些自我的驕傲。其實你現在回看，李普曼也並沒有那麼重要，當時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坐標。

對我們說，張朝陽他不僅是個商業人物，那時候他是個啟蒙者，意義非常重大，他把一種新的聲音、新的理念帶入到中國。 我始終覺得是很了不起的。

第一波浪潮，比如說張朝陽、田溯寧那批人，他們身上都有很強的啟蒙意識。到了 2000 年之後，它慢慢變成一個正常的商業形態，它的嶄新性慢慢消失，更朝氣蓬勃的、更有開放性的東西就會減少了。 到現在互聯網就變成一個巨大的生意，它不再具有原來那種精神，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初期必然是更有朝氣的、更打破禁錮的，全世界當然也是，中國更明顯了，它創造了一個新的疆域，新的空間。

Q：聊聊你自己的 1999 年，那個時候你休學了。

對，我休學了。因為我實在不想上課了，實在太頭疼，我就去找事情，然後順便就創了業。1999 年先去《三聯生活周刊》，我待了幾個月，它是我知識趣味形成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我始終也沒對商業真正感興趣過，我還是對思想經驗感興趣。又去 PC Life。然後我和王鋒，我們做了一個網站叫 Sir. China，中國先生網。

突然覺得生活有這麼多的可能性，精神上的和物質上都是的。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每個月掙 8000 塊錢。你想 99 年，對一個 20 歲出頭的年輕人， 8000 塊是很大的一筆錢，可能相當於我父親好幾個月的工資。

Q：意識到了「美國精神」里財富的那一面？

對，也是一種解放。有了經濟保障，你的精神某種意義上可以更自在。後來意識到我們只是泡沫的一部分，但這個泡沫也是必要的，因為泡沫會慢慢變成一個真實的東西。所以後來中國就慢慢被互聯網改變了。

Q：當時創業為什麼很快就結束了？

我提前走了，因為錢花完了，正好趕上泡沫。我們其實想做一個網上的 GQ。所以後來王鋒果然做了 GQ 的主編。它都有內在邏輯的。

Q：如果有錢的話就能夠繼續運轉下去？

有可能，因為當時美國也有這樣的新的網站，Men』s Journal，他們就想做網上 GQ 的感覺，新型的男人雜誌，同時把時尚和思想混在一起。

後來還去了 e 龍網。我當時負責一個 30 多人的部門，做內容總監。e 龍那段時間是門戶網站，它後來才變成一個純粹訂票的網站。那時候新浪是目標。做了三個月就離開了，因為不適合上班，受不了，我頭疼。已經是很自由了，但畢竟還是個公司。後來我真創業之後，就知道你還得來上班，你不可能（像書里寫的矽谷）那麼自由。

Q：1999 年還發生了反美的示威，你也去了。

那是湊熱鬧。我是覺得好玩，沒去參加遊行。

Q：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

我們學校有大巴把大家拉到三里屯去。我覺得很好奇，為什麼大家要去？因為我知道我的同學們都想去美國留學，都在考托福，申請美國大學。我想理解一下。

Q：你怎麼理解的？

嗯……我覺得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展現。我以為是很短暫的，但沒想到它是個漫長的階段的開始。非常兩面性，因為你知道每個人都是很兩面性。第二天一點都不耽誤他們去簽證。

Q：你那個時候沒有想去美國留學？

想去，但我的 GPA 成績太差了。所以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更年輕的時候去了美國讀書，我現在的人生軌跡是不是會很不一樣？不知道。

Q： 2002 年你第一次去美國，是《經濟觀察報》派你去做訪談吧。什麼感覺？

非常親切，因為那是我閱讀的世界，它變成真實的世界。當然也有反差，閱讀世界跟真實世界之間比較也不太一樣，但總體來講，是一種很親切熟悉的感覺。

Q：我看張灝寫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它裡面提到梁啟超剛到美國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落差，覺得跟他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樣。很失望。

他們那時候中國跟世界的差距更顯著，包括文化上的差異。我那時候已經沒那麼顯著了，現在就更不顯著了。沒那麼強烈。而且我待的時間很短，就一個月，構不成那樣的……浮光掠影，去了很多城市。

Q：那幾年有一大批的商業媒體在中國出現。《經濟觀察報》也剛辦起來，它想要做成一個什麼樣的媒體？

那時候挺明確的，我們想做一個商業類的知識分子的報紙。

我們這代人，包括我們的創辦人比我們大七八歲、十歲，我們身上還是受 80 年代啟蒙文化的影響，我們仍然有這種意識，想把更好的、更多元的思想傳入到中國。 那時候中國又是一個想要特別開放的狀態，剛加入 WTO，有很多東西要向美國學習，向西方學習。所以我們報紙在當時是這麼一個橋樑，我們像一個「新的知識分子 + 新型商人」的混合體。商人和知識分子應該有某種聯盟的關係，是一種共同體。

《經濟觀察報》很快就變得非常有影響力。我們寫了一些非常假裝學究化的文章，那麼多商業人物喜歡看。這是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教育背景導致的。那時候普遍來講大家對精英文化有一種渴望和嚮往。而過去十年基本上是俗文化的共同體，不管什麼樣的人都用過分接地氣的語言來表達。

Q：精英指的是知識上的，還是財富上的集中？

當然是知識上，觀念上的。那時候我們沒錢。

Q：你怎麼看待 90 年代特別流行的「知識英雄」這樣的說法？

對，那也是個轉變。《知識英雄》，劉韌寫的書。那是第一次非常明確地把知識和財富產生關係。那之前沒有人會覺得知識和財富之間是有關聯的。在中國，知識在知識的世界裡，商業在商業的世界裡，那一刻就結合起來了。

當然現在看起來，當時的知識只是某一類的知識，某一類的知識跟財富更密切相關。但也確實變了，現在成功的商業確實是以處理信息為主，但它不是我們想的人文知識，人文知識反而變得越來越邊緣了。

那個時候大家沒有那麼清晰，認為所有知識都可以轉。所以那是一個很樂觀的年代。

Q：後來王志東被踢出董事局的時候，你也寫了一篇文章，認同當時流行的觀點——這是青春期的終結。

最初的創業者要讓位於一個更成熟的制度和管理。股東的利益，資本的意志，創業者要服從這樣的意志。他們之間發生了戰爭，發生了衝突，但是這麼一個最初的創業者、更理想主義的人出局了。

Q：你拿王志東跟喬布斯相比。

唉，那時候我二十四五歲，我哪懂啊，我不亂寫嘛。我就說，希望他有第二次嘛。喬布斯也被踢出去過。類比都是無法非常確切的，年輕的時候更不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精確性，都是直覺。

Q：1998 年北大校百年校慶，那時候什麼樣？

挺熱鬧的。那時候已經開始被官方壟斷了， 但仍然有相對自由的空氣。余傑就是那時候起來的。有一批民間的、自由派的知識分子那個時候挺活躍的，朱學勤、劉軍寧……也出了很多哈耶克的書。97、98年，你可以說是相對開放的、思想活躍的時代，雖然不懂商業，但就是信賴市場經濟，某種程度上相信歷史的終結……現在的輿論環境我這麼表達也不對，反正你也沒法充分表達。

Q：你剛進大學的時候，你對北大的想像好像是另一種。

我活在 1920 年的北大和 1980 年的北大，活在兩個時期，不活在真實的北大之中。

Q：你在北大的時候，互聯網文化已經變得很熱了，你說大家都去追逐，那是一種什麼氣氛？

他們都要進大公司，去做跟互聯網有關的事情。比方說去搜狐、新浪，包括進IBM、 HP 都是很重要的選擇。 那時候沒有什麼創業條件的。當時沒有風險投資這樣一個平台，這是後來才發生的事情，才突然到處有足夠的金錢，拿到五十萬、幾百萬都是很正常、很小的一件事情。 那時候怎麼可能呢？

包括做媒體的，那時候《計算機世界》《中國計算機報》這些東西都很受歡迎。PC Life 不都是這樣的嘛？我跟著王鋒去的，掙點兒零花錢。沒別的意思。

Q：你為什麼有一種很不想談論 1999 年、不想談論自己過去的感覺？

有什麼可談的呀？因為我都寫過了，我的記憶並沒有比當時寫的時候更清晰起來，那些經驗也沒變得更重要起來，就沒有必要去想它們。

Q：單向街是 2013 年融到一筆錢的。你也作為創業者去參加一些活動。你自己肯定也變了，你觀察創業的氛圍有什麼變化？

我開始就有點懷疑這次創業浪潮。怎麼說呢…… 一件事情變得太時髦了，我都比較懷疑。我創業的時候最流行的是什麼呢？我想想……大公司當然已經非常成功了， BAT 已經非常穩固了。流行的是什麼呢？黃太吉是吧。對，互聯網+，互聯網概念。我開始就有點懷疑，我覺得怎麼這麼輕巧就會發生呢？

而且我很討厭創業文化，創業文化把自己變得自我英雄主義，自我浪漫化。然後誇張裡面的苦澀，誇張裡面的艱難，變成很奇怪的一種精神狀態。其實它就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Q：1999 年那批人，他們的創業文化是否一樣？

那批人已經非常成功了，要不就不做了。應該是 2000 年初和他們見得比較多，那時候我做報紙嘛。我記得 2002 年我跟馬雲他們在復興門喝咖啡。我就覺得，這個人口才太好了，但我都不知道阿里巴巴是幹嘛的。我就知道這是新興的互聯網企業家。沒別的。

變化都是在 2007、2008 年之後陡然發生的，變成一個巨大體量的公司。之前沒有太深的感受。

1999 年代末創業那批人，當然不是說所有人，主要的人，都成為了 empire builder——成為一個帝國的創造者。

說句實話，馬雲、馬化騰他們這代人其實很有點像數字時代的洛克菲勒、摩根。這代人創造一個巨大的帝國，後來這代人就不再有這樣的機會了。歷史上只有很少的幾代人有這樣的機會，比如剛修鐵路的時候，剛發現石油煤礦的時候，或者剛創造印刷機的時候，有這樣的一種可能性，他們趕上了，所以他們是一個瞠目結舌的成功。

我們仍然繼續在向一個數字化的社會轉移，也出現一些新的產物、新的人，但不再具有昔日這些帝國創造者的機會了。這是大的一個區別。

我其實也不是特別熟悉他們，不太了解。

但是我覺得王興他們也很了不起，能再次創造一個小的帝國。groupon，還有陌陌……我其實比較冷感，我很晚才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 一開始也是懷疑的。所以我不是一個對商業的變化很敏感的人。本質上不太敏感，也不太感興趣。

我仍然是在尋找商業背後的意義。90 年代末，互聯網進入中國帶來很大的啟蒙價值。那這批移動互聯網，造成新的社交關係，那是在 Facebook 之後，新的人際關係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我一直對商業和技術背後的社會衝擊、社會影響更感興趣。

Q：1999年造成的是什麼樣的社會衝擊呢？

當然非常巨大了。我覺得就在 90 年代末之後，大概有十多年時間，中國社會處在一個商業很活躍的時刻，商業迅速膨脹生長的時刻，這跟互聯網技術有很大的關係。社會的學習的曲線、重組的方式，跟這場技術革命有很大的關係。

我覺得 90 年代之後，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就是商業技術的影響，娛樂——像好萊塢電影這樣的直接衝擊，不再是思想文化上的衝擊。所以美國的技術語言，商業語言和娛樂語言是非常強大的，是支配型的。

過去三、四年，因為中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很多人覺得中國已經不輸給美國了，覺得美國失去它的這種光環了。這個背後有媒體輿論導向造成的結果，他們在鼓勵某種情緒，慢慢傾向會發生變化，不能更公正地談論美國。而且過去四、五年，輿論有一種盲目的自得。

一部分這是正常的——當一個國家興起之後，它對外部世界看法會慢慢改變。美國的愛默生時代，盲目崇拜英國，盲目崇拜歐洲，所以愛默生也提醒他們，美國人你要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你自己的手腳來走路，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中國一樣，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更獨立的思考，更公正的觀察，是要以誠實的基礎展開，而不是以扭曲的信息的技術展開。

Q：你覺得這和 90 年代那一波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的情緒有什麼不同？

……那次更是防守型的，現在更是進攻型的。這個東西就很煩，如果繞開一些東西，談都是瞎談。背後最重要的是，「房間里的大象」在起什麼作用。

Q：換個話題，1999 年這波創業和 1992 年的創業有什麼不同？

1999 年是個巨大的升級，帶著同步的技術和資金進來：拿的是美國風險投資的錢，直接用了他們最新的技術手段和工作方式。1992 年還是內部商業性流通的激活。很多小的工廠，小的工業革命，但它屬於整個製造鏈的下游。中國進入更全球的市場這麼一個過程。

1999 年是更小的規模，但起步就是一個相對同步的過程。中國第一次跟全球技術革命差不多同步了。 過去幾年，大家認為我們至少在移動支付、移動領域是個全球領先者，這種心態的巨大變化也是對西方態度變化的很大原因。

但我的意思就是，中國這麼巨大的資源和潛力，如果有更公平的政策和好的方法，可以更顯著地爆發出來。我從來沒見過全世界有人這麼像中國人這麼愛生產，這麼愛消費的。

Q：你會怎麼理解互聯網在過去 20 年的發展？

可以找幾個節點。

中國互聯網是怎麼興起的？是一群留學生在美國看到中國在 1990 年代之後越來越開放，他們帶著錢回到中國開始創業。這是第一階段。2000 年上市，美國資本非常明確地進入，大家看到財富的神話，丁磊這麼年輕成為首富。

泡沫崩破之後，幾年的蕭條時期，其實是下一波人開始醞釀。阿里巴巴、騰訊，他們到了 2007、2008 年左右建立了一個新的 BAT。

互聯網一開始是個新的空間，大家分享信息就行了。當真的滑鼠和磚頭結合在一起——阿里巴巴賣東西是最典型的，互聯網世界和實體世界嫁接在一起了，立刻誕生一個新的巨大經濟體。這背後又跟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完全吻合。中產消費開始興起，騰訊的娛樂消費文化跟它結合。

這後面又是華爾街的危機，整個西方經濟危機的出現。中國模式開始誕生了，奧運會之後，它們就產生一種新的結合。

2008 年之後，更強的國家意志出現了。到了 2012 年、2013 年之後，又發生新的變化，因為意識形態的控制在加強。所有的新事物要變成舊事物了。巨大的 BAT 又變成帶有市場特性的國企了，變得很穩定。它不再代表當年那種新生的東西。整個社會就開始固化了。

2013 年、2014 年之後也是一個資本財富的積累，無處釋放的階段。這個國家很多地方是無法釋放的。風險投資其實還是盤子很小的一件事情， 幾百億就會顯得非常風生水起。其實沒有多少錢，突然激起了一個新的浪花嗎，形成一個巨大的媒體神話，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大。

大概就這麼幾波。這個過程中你要尋找幾個方向，既有互聯網企業自身的壟斷擴張的慾望，也有政府對新技術的理解的過程、學習的曲線，怎麼把它變成自己體系的一部分。最終也變成了一部分。還有一條線就是，最初啟蒙是個人通過技術獲得自由，現在個人獲得自由了嗎？還是說技術已經把人包裹在新的一個熒光屏的束縛裡面？

這裡面的核心，對我來說，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2003 年、2004 年的時候，西方就開始警告說互聯網這東西不是都是自由開放，它有另一面，可以跟權力結合在一起。現在差不多已經實現了。

而且互聯網是冷戰之後一種全球化的象徵。它真正擴展是 1990 年代，那是一個歷史終結、美蘇冷戰結束的這麼一個時代，一個認為無國界的時代，它在這麼一個大背景之下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到現在大家又開始重新建立邊界，英國要脫歐，民族主義開始重新興起，各個國家的貿易壁壘開始出現。西方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從前是很希望中國變成利益相關者。互聯網在這麼一個時代，它也產生新的變化。你看俄羅斯要脫離國際互聯網。

所以對我來說，我們看到了我們這代人想分享的全球文化，現在遇到很多的新的壁壘。就是這樣的感覺。

包括 Google 退出中國的事件都是很重要的。Google 不退出，百度不會這麼糟糕。現在中國人至少在互聯網世界是多麼大的精神污染，全是最糟糕的辭彙、糟糕的東西混在一起，就像一個信息垃圾場一樣。這是過去五六年最顯著的一件事情。

Q：但一些人認為，如果 Google 沒退出中國，Facebook 沒有被屏蔽，百度和騰訊不會發展得這麼好。

對，但那種好是公司層面的，並不是對社會層面的最好。

另一個就是，互聯網帶來了文化上很大的民主——某種意義上的民主，平民化。因為在中國，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都相對更固定化、更強大。所以我們的平等衝動就發泄在文化領域了。所以在我們的互聯網領域，精英文化是最快被摧毀的。我們進入了一個混戰、無政府主義的狀態。沒有更高，沒有更低，都是一樣的。這也是社會的另一種能量轉移。

你沒有自己的社群，沒有表達自己的空間。突然在互聯網世界上，每個人都可以投票，每個人都會講話。因為我們的身份認同在日常生活中無法得到表達，所以我們的互聯網特別容易站隊。當然全球都容易站隊，但是中國會更顯著。

Q：創業是不是對於經濟平等的強烈渴望？

這可能是中國一直依賴的經濟形式的延續。在過去更傳統的商業時代，每個人都要開個小鋪子。因為我們缺乏一個更長期連續性的組織的形態。 你看日本企業可能上百年，但我們缺乏這樣的一個形態，就會不斷湧現各個小的獨立的東西。

創業文化其實是一樣的，從溫州那批人開始到現在，每人都充滿這樣的慾望。這後面跟大的結構不夠穩定有很大關係。

第二個就是中國人對機會的渴望。擔心錯過。下個飛機的時候都衝到第一個，即使飛機都沒打開艙門，就紛紛拿行李。

文化生活缺乏安全感，需要更多的財富，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自我證明的機會，經濟活動是最好的自我證明方式。因為在這個時代，學識是不能夠自我證明的。愛好也不能夠自我證明。唯一證明的渠道就是經濟上的成功。一張銀行信用卡的黑卡是可以自我證明的。所以把大家逼到自我證明一個很窄的軌道上。

Q：你覺得 70 後這個群體對於第一波互聯網創業有特別意義嗎？

他們是先驅。最成功的人，像丁磊都是 70 後，張朝陽稍微大。李彥宏他們大概都是這個年紀。他們趕上最好的時候。就是 timing，你畢業的時候，正好是這個時候。

Q：這和從小受的教育、環境這些沒有關係？

沒什麼關聯。

Q：查建英採訪過陳丹青，陳丹青對自己身上的經歷特別不舒服，他說他特別想看看，70 一代的人到底能做成什麼樣？

我很喜歡徐冰那句話，「愚昧作為一種養料」。

題圖來自 Tobias FischeronUnsplash，Diogo SousaonUnsplash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