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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契丹民族對日月的崇拜

編者註:王松林、田佳訓提供的《薩滿文化和中華文明》,原文比較長,所以我們分為幾個專題發表,已經發布的文章有:

2月18日發表文章《薩滿神論與北方薩滿神系》。

2月19日發表文章《薩滿聖壇上的女神王國》。

2月20日發表文章《薩滿「多層天穹」觀與「三界」說》。

2月21日發表文章《「三魂說」與薩滿魂化觀念》。

2月22日發表文章《「靈魂飛翔」與薩滿脫魂術》。

2月23日發表文章《觀氣——薩滿原始氣運觀念》。

2月24日發表文章《「火練金神」與薩滿鍊氣功》。

2月25 日發表文章《薩滿神判觀念與卜筮、占夢術》。

2月26日發表文章《薩滿神歌——高深莫測的語言魔法》。

2月27日發表文章《薩滿神諭的內容與形態》。

2月28日發表文章《薩滿面具的分類與原始功能》。

3月1日發表文章《鄂倫春族薩滿神偶與神像》。

3月2日發表文章《錫伯族薩滿驅邪的心理療法》。

3月3日發表文章《薩滿服飾功能結構與象徵符號》。

3月4日發表文章《薩滿神帽造型類別及象徵意義》。

3月5日發表文章《薩滿神鼓、法器種類及應用》。

3月6日發表文章《薩滿選徒、授技與承襲儀式》。

3月7日發表文章《神樹崇拜與滿族的神桿祭祀》。

3月8日發表文章《動物崇拜——原始氏族生存意識的反映》。

3月9日發表文章《鄂倫春族鹿崇拜民俗與藝術》。

3月10日發表文章《古代民族的熊崇拜與圖騰意識》。

3月11日發表文章《「熊節」——奇異的北方薩滿祭俗》。

3月12日發表文章《北方民族的「骷髏神」——不可思議的祖先神崇拜》。

3月13日發表文章《「神狼」形象及其原始文化內涵》。

3月14日發表文章《滿族薩滿祭祀的氏族保護神》。

3月15日發表文章《薩滿祭類祭程的上古遺風》。

3月16日發表文章《原始部落的薩滿雪祭大典》。

3月17日發表文章《薩滿鷹祭與滿族鷹舞》。

3月18日發表文章《清代宮中祭祀與「堂子祭」》。

3月19日發表文章《薩滿「家祭」與滿人祭祖》。

3月20日發表文章《大地崇拜的古俗與地神祭》。

3月21日發表文章《山神與山崇拜的薩滿文化內涵》。

歡迎大家共同學習和討論,歡迎提供寶貴意見。

遼代契丹民族對日月的崇拜

遼代契丹人對日、月的崇拜,出自其原始薩滿觀念的自然崇拜。早在7世紀,薩滿教已經走進了契丹人的王宮,每逢正旦,便有隆重的驚鬼跳神活動。據《遼史·歲時雜儀》載:「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爐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居七日乃出。」十二位鳴鈴執箭的胡巫——薩滿,載歌載舞,驅魔跳神,而且要連續舉行七日,場面之熱烈、氣氛之莊重,是可想而知的。

(埃文克薩滿鼓上的剪紙圖案)

自然崇拜的產生,是人們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對經常接觸或見到的日月星辰、山川大地及雷電風雨等各種自然物象「神化」的必然結果。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最初的宗教表現是反映自然現象、季節更換等等的慶祝活動。一個部落或民族生活於其中的特定自然條件和自產物,都被搬進了它的宗教里」。具體來講,就是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況下,由於人們對自然物及自然現象產生的原因不甚了解,使認為它們都是有「靈魂」的,由此而視之為某種「神靈」。為了讓有「靈魂」的某種自然物象對自己有「好感」,對生產和生活有助益,人們便開始對其進行崇拜,以祈求消災或帶來祥瑞。

(愛基斯摩人薩滿神服上的剪紙圖案)

遼代契丹人對日、月的崇拜,也是從對日、月的敬畏與「神化」開始的。因為太陽與月亮,對常年生活在茫茫草原的契丹人來說都有著「特殊」的恩惠。北方大草原一望千里,冬季寒冷而漫長。在嚴酷的冬季,只有陽光才能給他們帶來光明和溫暖;而當夜幕降臨,又只有月亮灑下的一片銀輝,才能幫他們驅走對「夜魔」的恐懼。所以,契丹人視日、月為主宰天地與晝夜的「神靈」,並且,還將天上之日月喻為人間之帝後,加以膜拜尊崇。如,遼聖宗統和二年(公元984年),契丹學者耶律純作《星命總括自序》,即說;「日月五星,其為物也,於天地間最大;於天下萬物,日主晝,月主夜,乃天之眼目也」。「太陽君象也」。「太陰者(月亮),后妃之象也」。這也可證明,遼代契丹人的「日月觀」,已同漢族神話中「伏羲手捧太陽,視太陽為男性,女媧手捧月亮,視月亮為女性」這種超自然的文化觀念上趨於一致。

(拜日)

契丹人崇拜日、月,視日、月為人間帝、後的象徵,所以,在遼代便產生許多「太陽與皇帝」、「月亮與皇后」的神奇傳說。譬如,統一契丹各部、登上遼國皇帝寶座的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傳說是由太陽「感應」孕生的。史載,阿保機生於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初,母夢日墜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可見,阿保機之所以與眾不同,能夠登臨皇帝之位,就因為他是「感日」孕生、是「日神」之子的緣故。再如,遼太宗天顯十一年(公元936年),石敬瑭獻燕雲十六州給契丹,換得個「兒皇帝」。在遼太宗耶律德光《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冊》中,契丹人也將石敬瑭的「稱帝」與「太陽」聯繫在一起,《詔冊》中即有「……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葉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啟運」之言。既然太陽象徵皇帝,月亮代表后妃,所以遼代有些契丹皇后的孕生就與「月亮」發生了聯繫。如遼道宗的懿德皇后。據王鼎《焚椒錄》記載:「懿德皇后肖氏,為北面官南院樞密使(肖)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為天狗所食,驚寤而後生。時重熙九年(公元1040年)五月巳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全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巳定矣,將復奈何!」此話後來果然「應驗」:肖氏先是被選入宮為皇后而顯「貴」,但好景不長,便遭誣陷而含冤致死,未得「善終」。事實上,這不過是一種「巧合」及後世史家的附會罷了。但從中不難看出,在遼代契丹人的觀念中,「月亮」與皇后是有著某種「必然」聯繫的。

(大麥地岩畫——太陽神)

遼代契丹人祭拜日、月,都有一定的規制。《遼史》記有拜日儀式,「遼俗東向而向左」,「祭東,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建日月碑,「用舊制行拜日禮」,祭日月,「日有蝕之,詔以近臣代拜救日」,「司天台奏月當食不虧,上以為祥」。凡此種種。《遼史·穆宗紀》載:應歷二年(公元952年)十一月,「巳卯,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舊制」,指契丹人固定的拜日時間。那麼,這個「固定」的拜日時間又是哪一天哪一時呢?查《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條有這樣一段記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這就是說每月的「朔旦」,即每月初一的早晨,是契丹人「固定」的拜日時間,亦即《穆宗紀》中所說的「舊制」。這一「舊制」後來又被金代的女真人所沿襲。女真人亦定於每月初一(元旦)為「拜日」日。

(賀蘭山頭戴太陽飾物的人面像)

遼代契丹人拜日,還有一定的「儀式」。《遼史》記述了契丹皇帝拜日儀式的大致過程:「皇帝升露台,設褥,向日再拜,上香。門使通,閣使或副,應拜臣僚殿左右階陪位,再拜。皇帝升坐。奏膀訖,北班起居畢,時相巳下通名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各祗候。宣徽巳不橫班同。諸司罔門、北面先奏事,余同。教坊與臣僚同」。而一般契丹平民的拜日儀式,大概就沒有這麼複雜了。他們可能因地、因時、因條件「相宜」而拜。如,《遼史·耶律乙辛傳》記載: 「及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回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刺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於草棘間得二植,因祭東焉」。「祭東」,即東向拜日,日出東方。迭束自為於路途得子,又轍破泉水涌,得酒草叢中,必是「神靈」所賜,所以,便以所得之酒向東祭拜了「日神」。類似這種臨時性的祭拜活動,是不可能有什麼複雜儀式的。當然,即便是契丹皇帝,當他走出皇宮外出征戰或去春水秋山「捺缽」,於程途中拜日,其「儀式」也肯定沒有在皇宮中那麼繁縟。

(遼代墓葬出土的彩繪星圖)

遼代契丹人除按「舊制」每月朔旦定時拜日外,還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不按「舊制」祭拜日、月。這不按「舊制」的祭拜,學者張國慶查閱有關史料,歸納為如下八種:

一是,契丹皇帝舉行某些重大禮儀活動,如「柴冊儀」,必有拜日之舉。《遼史·禮志》載:柴冊儀,「……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儀畢,八部之叟前導後扈,左右扶翼皇帝冊殿之東北隅。拜日畢,乘馬,選外戚之老者御」。王易《燕北錄》同記,「戎主(契丹皇帝)……出帳來,著箱內藩儀衣服畢。次第行禮。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

二是,契丹軍隊出征前要拜日。《遼史·兵衛志》載:「凡舉兵,帝率藩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契丹國志》亦載:「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

三是,契丹軍隊征戰獲勝後要拜日。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於天贊三年(公元924年)六月,親統大軍西征吐渾、党項、阻卜等部。不久,契丹軍隊取得重大勝利。是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庚子,拜日於蹄林」。

四是,契丹皇后分娩之前要拜日。王易《燕北錄》載:契丹皇后「欲覺產時,於道場,(無量壽道場)內先燒香,望日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帳內(產房)」。史載,契丹平民婦女產前也有拜日的活動。

五是,在契丹皇帝的生辰節日里祭拜日、月。《遼史·聖宗紀》載:統和元年(公元983年)十二月,「戊申,千令節,祭日、月,禮畢,百僚稱賀」。

六是,契丹皇帝為人祈福時要祭拜日、月。《聖宗紀》載:統和四年 (公元986年)十一月。「癸未,祭日、月,為駙馬都尉(肖)勤德祈福」。

七是,契丹皇帝外出巡幸、捺缽途中要拜日。《聖宗紀》載:開泰四年(公元1015年)七月,「上又拜日,遂幸秋山毒」;開泰七年(公元l018年)二月,「乙丑朔,拜日,如渾河」。

八是,在日、月出現食虧時,要以拜代救。《聖宗紀》載:開泰九年(公元1020年)七月,「庚戍朔』,日有食之,詔以近臣代拜救日。」出現日食時,契丹人不但以拜代救,還有許多「忌諱」,以示對「日神」遭受「不幸」時的同情。如,遇到日食,不論有多大多重要的慶賀括動,契丹人都要「罷宴」。李濤《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北宋「康定元年(遼重熙九年,公元1040年)正月朔,日食。知諫院富弼請罷宴撤樂,北使(契丹使臣)在館,就賜飲食。參政宋庠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宋)羞。後使北者(出使契丹的宋使)還云:契丹罷宴。如弼言。上(宋仁宗)深悔之」。可見,在遼宋交好的年月,契丹使臣在宋,日食之時,不僅僅是北方的契丹人自己「罷宴」,中原的北宋朝廷也得「罷宴」,以示對契丹風俗習慣的尊重。

(契丹龍首魚身圖騰)

在載有遼代歷史的相關史料中,記述契丹人拜月活動的內容並不多。但這並不表明契丹人不拜月,事實上,是拜月活動與拜日相比少一些而已。古代學者陳浩即認為:契丹「拜日之儀,有獨拜日者,有兼拜月者。拜月儀,志雖未載,其儀當與拜日等。」契丹人有拜月活動,這一點無庸置疑,但是否有拜月「儀式」,或有,其程序與拜日「儀式」是否等同,陳氏並未證實。學者張國慶認為,契丹人之所以重視拜日而拜月活動較少,如果從民族文化意識深層去挖掘一下,就不難發現,這也是遼代契丹人「男尊女卑」思想意識的一種反映。日屬「陽」,為男性的象徵,月屬「陰」,為女性的象徵。古代民族發展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後,由於父權家長制的出現,大都開始了「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歷史時期。這當然也包括契丹民族在內。認識了這一點,再結合日常生產生活中人們對太陽和月亮實際需求的差別,對遼代契丹人為何重拜日而拜月遜之,就不難理解了。

遼代契丹人對日、月的崇拜,於遼代的建築文化方面也有所反映。由於契丹人崇拜日、月,視日月為帝、後的象徵,所以,遼代曾有許多以日、月命名的建築物。如,遼太宗天顯五年(公元930年)八月,「丁酉,以大聖皇帝、皇后宴寢所號日月宮,因建日月碑」。會同元年(公元938年)六月,「癸巳,詔建日月四時堂,圖寫古帝王事於兩廡。」還有「迎月樓」,《遼史·天祚皇帝紀》載:乾統四年(公元1104年)十一月,「乙亥,(天祚帝)御迎月樓。」此「迎月樓」概為契丹后妃的宮寢。遼代契丹人用日、月命名諸多的殿堂宮室,正如張正明先生所言:「日月巳成了(契丹)王權的標誌」。

(薩滿服飾的日月造型)

由於契丹人拜日為「東向」,所以,遼代的宮殿建築均坐西朝東,面向太陽升起的方向。遼初都上京,據史料記載,上京城建築體制,主要是吸收中原漢地的建築形式而建造的。「城郭、邑屋、市麈,如幽州制度」。但與中原漢地都城建築不同的是,漢地都城一般都是「前朝後市」,即皇城在前(南),商業區在後(北),且皇宮均坐北朝南。而契丹遼國的皇都上京城,卻是「前市後朝』,即皇城在後(北),商業區在前(南),且皇宮均坐西朝東。這是因為在上京城的建築設計時,結合了契丹傳統的東向拜日習俗所致。《遼史·百官志》載:「遼俗東向而尚左,御帳東向」。同書《國語解》亦載:「國俗,凡祭皆東向」。《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也記載:契丹「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既然契丹人拜日要「東向」,又以「東向」為尊,所以,其宮殿建築便一律坐西朝東。據《遼史·紀事本末》記載,「阿保機於漠北作西樓邑,屋門皆東向」。西樓,即上京城建造之前的契丹皇宮。契丹上京城宮殿建築的門戶東向,有遼代中期北宋出使遼國的使臣親眼目睹,上京城內「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席亦皆東向」。時人趙伯浚也有描述契丹宮殿門戶東向的詩句:「四樓城闕盡東開,正旦諸王面面來」。因契丹皇宮坐西朝東,所以設在皇宮左(北)右(南)。兩面的朝官辦事衙署(牙帳),便俗稱「北面官」和「南面官」。又因「遼俗東向而尚左(北)」所以,契丹皇帝便把重要的番(契丹)官牙帳放在了左面(北面),而把漢宮官署放在了右面(南面)。有遼一代,「北面(契丹)官」官制健全,北面的各級契丹族官員均執掌著朝廷的諸種軍政大權。而相比之下,南面漢宮則大不如之,這在遼代前期又尤為明顯。

在遼代,不僅僅是契丹的京城宮殿受拜日習俗影響而坐西朝東,還有其它一些建築,如寺院廟宇,平民房屋等,亦都坐西朝東,面向太陽。如,保留到今天的山西大同華嚴寺的殿宇建造,即是坐西向東的。《舊五代史·契丹傳》記載:契丹人的住房「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這也說明,契丹人在草原上居住的帳篷,也是坐西朝東的。受契丹人影響,與契丹人毗鄰的奚人,其房屋也都「開門向東」。北宋蘇頌使遼曾作詩云:「農夫(奚人)耕鑿遍奚疆,部落連山復枕崗。種粟一收饒其力,開門東向雜夷方」。

(薩滿服飾的日月造型)

對日月的崇拜並不是契丹人的「專利」。在中國歷史上,曾有許許多多的民族在他們盛行原始宗教之階段,都有過對日月的崇拜現象。在許多地區發現的原始時代岩畫和陶器紋飾中,都有太陽紋和月亮紋,據考證,這就是先民們崇拜日、月所留下的印跡。對北方民族歷史文化遺迹的考察發現,對日、月的崇拜與祭祀,曾是普遍存在的歷史文化現象。在內蒙古陰山西部的一組史前岩畫中,有一幅禮拜太陽的畫面:畫上的人挺身直立,雙腳叉開,雙臂上舉,雙手合十,頭頂部有一園形的太陽。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一幅「拜日圖」。古代北方的匈奴民族,也崇拜日、月。《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這與後來的蒙古人征戰時祭拜日月的習俗幾乎相同。烏桓人也崇拜日月。《後漢書·烏桓傳》載;烏桓「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與契丹大致同時的女真人亦拜日。《大金國志》載:女真人「元日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在通古斯諸民族中,許多民族亦都崇拜過太陽和月亮。以上事例表明,不論哪個民族,當他們處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對大自然的奧秘不甚了知的時候,都會將自然物體,諸如日月等『神化」並進行崇拜。這是原始宗教發生髮展的一條規律。

東北亞古代民族普遍有祭祀日月、靈星、崇拜東方的習俗。這既是古代先民生活經驗所沉積習俗的宗教化,也蘊含著這些民族的宇宙認識和時間觀念。「時間是與祭獻活動一起誕生的,而再次中斷時間時又是祭獻活動……所以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道:『假如祭祀不於每日清晨執掌火祭,那麼太陽就不會升起。」正如英國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特定的季候、星象及時辰,與其說是受制於交感律,不如說是受制於它特具的性質及傳統規律。」朝日夕月的祭祀活動與儀式與日月之升降,正是時光相續的標誌。因此,對日月的頂禮膜拜,正是先民關於宇宙之生成、時間之相續與人類之起源問題的思考與原始宗教文化的沉澱。

作者王松林、田佳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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