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是我們的偉大成就，後來被日本搶去，卻成為日本最獨特的文化

回憶起當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只有遠赴日本才能一窺我國唐代木結構建築的一斑，對於他們來講，恐怕沒有比這更讓人痛心的事情了。及至今日，當日本將於四月一日改用新年號的消息刷紅網路時，錢君的心情也是複雜的，恐怕這將是今年的愚人節最沒有喜感的冷笑話了。據說，梁思成夫婦從日本歸國後，憋足了勁，歷時多年才尋得四處唐代木結構建築，這多少也算是一種寬慰了。「年號」作為一種成熟的紀年方式源自我們中國恐怕是人盡皆知的事了，其實它的意義不僅僅局限於紀年，甚至已然成為了我們歷史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符號了。只可惜，當今的世界，這一文化卻成為了日本獨有的特色。

國內僅存唐代木結構建築之南禪寺

我們的史籍中確切有年份記載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41年，這也是太史公在寫《史記》的時候，在其《十二諸侯年表》里能夠上溯到的最早的時間，這一年發生了一個極其重大的政治事件，即「國人暴動」。同時在這次事件中還流傳下一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名言。當周厲王被國人趕走後，由召公、周公共同執掌國政，所以《史記》稱之為「共和行政」，而這一年，便是「共和元年」。這便是我們史籍中正式確切紀年出現的源起。其實我們的紀年是遠比「共和元年」要早很多的，司馬遷也曾在他的書中明確指出，並不是他手中更早的資料都是沒有紀年的，甚至從黃帝開始就有，只是各種史料關於年份的記載各不相同，無以取捨，只得都捨棄不用。

或許有些網友會感覺很遺憾，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而史書中有確切年份記載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41年，這是不是太落後了？事實並非如此。以在我們的認識中歷時更久遠的埃及為例，如果按照史書中有明確的年份記載的事件往上推算，頂多也就能推算到公元前六、七百年左右，古希臘的情況也差不多。

漢代的時候是我們紀年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在漢代漢武帝年間第一次出現了專門用來紀年的年號，再配合我們特有的干支紀年、紀日，自那時起，我們的歷史就可以準確到某一年的某一天了。這無疑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這也的紀年方式我們一直用了幾千年，直到二十世紀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被廢除。此時的史學界也曾提出過以黃帝或孔子為始的紀年，可惜未被採用。錢君以為，這對於我們來講無疑是一個莫大的遺憾。顯而易見的是，當我們以西方的紀年方法來紀年的時候，或許就意味著我們已經開始失去了對我們古老偉大文明最後的信心。

我們的年號紀年法於公元六世紀傳到了朝鮮，公元七世紀傳到了日本，公元十世紀傳到越南，同時，在作為中原王朝屬國的朝鮮、越南等地都是以中原王朝的年號紀年的，這就叫做「奉正朔」。這意味著最晚再公元十世紀大部分的東亞地區都形成了統一的年號紀年法。比如說，清朝的康熙十八年，在朝鮮以及越南的史書中同樣稱這一年為康熙十八年。直到此後的六百年後的公元1582年，西方的「耶穌紀元」才由羅馬教皇予以批准頒行。

也正是基於這一種紀年方法，也給史學界帶來過長達幾千年的「正統之爭」。比如在漢末三國時期，中國內同時存在三個王朝，在其國內當然也有三種紀年方式。當後人去整理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又不可避免地要捨棄兩種只取其一，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究竟該如何取捨？這便形成了「正統」之爭地源起。於此相似的事件便是關於「大一統」的概念。「大一統」的概念最早源於《公羊傳》，體現在當我們在讀《春秋》的時候每個歷史事件的開頭總會有「某某王，某年」，然後才是魯國的紀年。

錢君以為：我們的紀年早已超出了單純紀年本身，已經成為了我們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在今天，當我們的經濟迅速騰飛為世界翹楚的時候，這一路走來無疑我們的文化已經遺失了太多，我們到了應該重新重視我們自己的文化、歷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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