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讀後感，田先生真知灼見，令人佩服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詩人劉禹錫在憑弔東晉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遺迹時，感慨於古今興亡，於是寫了這首詩。詩人在詩中所感慨的對象正是在東晉一朝政治上矚目的東晉門閥士族。

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此書所要探討是士族興衰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士族與皇權間既對抗，又妥協的歷史。我是真游泳的貓，通過作者的介紹，我對東晉的士族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名門高閥也有了更明晰的認識。可以說，田先生的真知灼見，令人佩服。

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其中講的「名士風度」與政治的關係。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里說道：「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廢事功，輕武力，而士族維持其政治統治又必需事功武力。這樣就形成一種現實的矛盾，影響到士族的境況，甚至影響到門閥政治本身。」

這一見解深刻犀利，我讀到之後大有茅塞頓開之感。田先生在這裡展示了一個矛盾，而這個矛盾確實事關門閥的存亡。門閥制度的盛衰，亦可由這句話得見。甚至可以說，名士的風度，看上去是門閥制度的最佳展示名片，但是也是門閥制度的墓志銘。它昭示著門閥必然衰落。

《世說新語》載王孝伯所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同卷又說道：「畢茂世云：『一手持蟹鰲，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這僅僅是兩個例子，而在集中表現晉人生活狀態的《世說新語》里，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從這裡可以看出晉人所推崇的「名士風度」和政事是完全不相關的。所謂的「常 得無事，痛飲酒」看似洒脫，但卻是把家國天下放到一旁。名士風度的保持，必須表現出對於政事的淡漠，對人事的無牽無掛，而這些恰恰是維護一個朝堂政局極大的阻礙。對於朝堂來說，需要的是大量保持體系運行的務實人才，而不是這些引領風潮的名士。而這些名士，對於朝政，遠遠沒有對清談對遊山玩水的熱心。

比如大名士王羲之熱衷於遊玩山水，卻屢屢辭去任命，「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在這些大名士的心中，政局彷彿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就算有才能也不願意用到政治上去。所以，要維繫朝政平穩健康的運行，靠這些名士是根本行不通的。那麼在實際中，真正有政治才幹的是那些不局限於門閥世家的人才。要獲得朝政的穩固，必須要內政武功上都有所建樹，而這些完全不能指靠談玄論道的名門世族。

正如田先生所說：「大體說來，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獲盛名，而處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卻不是這些人而是那些不廢事功特別是善於經營武力的名士。東晉以來，門閥士族中不斷有這種人物出現，門閥政治的延續實際上是靠這類人支撐。」

名門倘若不忘身物外，則在社會聲譽上不能保有其作為名門應有的地位，因為這時候的社會彷彿有個共識，不能談玄論道的名士是不可引領社會聲譽的。這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會受到異議，因而大大影響其聲譽和地位。是士族的象徵。惟其保持「高衣飄飄」的氣派，才得以彰顯高門巨第的文化傳統。但同時，門閥士族裡並不完全是漠不關心朝事的，必然會有些英特傑出之才脫穎而出，他們身上的名士氣相對較少，而對現實政治更加的關切。

當然這類人不可能脫離當時的風氣，比如中興晉室的王導依然以他的清談周旋於名士間，如《世說新語·文學》載：「舊雲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理」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5]就算是武功突出的桓溫依然免不了清談的形式，他不得不運用清談的形式獲得政治名望，儘管他的談辨水平不高，如《世說新語·文學》又記載：「桓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 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耶？』」桓溫明知自己對於經學易理未有精通，依然召集諸人宣講，顯然是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影響所致，但他的清談素養不夠，以致被簡文所蔑視。由此可見，就算是英雄人物也不得不在社會風氣下做出表面的樣子。

但是江左政權的真正掌權者絕非是這些以清談為務的高談闊論者，真正對這一偏安政體負責任的反倒是那些不廢事功特別是善於經營武力的名士。這並不是說門閥中不存在這類人，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正是門閥中不斷湧現這類人物，才使得門閥政治得以延續。有名的諸如王謝家族，縱然是以清談名聲斐然，但其中湧現出大量諸如王導、王敦、謝安、謝玄、謝石等對於政治軍事充分掌握的實物性人才。正是依靠這些人才，王謝家族一方面得以保持其士族領袖的「超然逸氣」，另一方面才得以延續其在政治上的高官厚爵。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進入南朝之後隨著下層寒門的興起，士族門閥在政治上壟斷性的地位逐漸喪失了，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門閥中不再產生那種「不廢事功特別是善於經營武力的名士」，士族子弟僅僅在經濟上以及生活方式上延續著他們祖上的榮光，但在政治運行上他們早已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如大詩人謝靈運，或許依然可以作為名士的代表，但是他自視不凡，妄圖參與政治上的勾心鬥角，最終慘敗而被棄市的命運分明訴說著這句話：那些沒有政治素養的士族門閥子弟，一旦面臨著處理他們所不能勝任的複雜政治局面便會頭腦發昏，舉動失措，遠沒有他們先輩那樣如魚得水，渾然自如，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因此這種名士風度與門閥制度的盛衰實有密不可分的關聯。當門閥中人才輩出，並牢牢掌握政治運行力量的時候，名士風度就是門閥最好的名片，展示著一個門閥引以為傲的自豪感。然而一旦到門閥士族中不再產生政治務實性人才，門閥中人僅僅作為名義上的士林領袖，那麼門閥政治就會出現危機，門閥便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正如田先生所言：「在江左門閥政治環境中，真正負盛譽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無能之輩，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權者的嘲弄對象。《晉書》卷七七《殷浩傳》史臣之言曰：風流異貞固之材，談論非奇正之術。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實現統治的人，確實不能與風流談論之輩中求之。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在門閥政治中的地位不過如此。當然，如果沒有他們在天下清定時例如永和之世點綴其間，也就不成其為門閥政治。」這一論斷精彩精闢，概括性論述了名士風度與門閥政治盛衰的關係。所謂的「名士風度」不過是「門閥政治制度」的一種點綴而已。

沒有這風度固然無法體現門閥的優越性來，但是太過注重門面上的風度而忽視實在的處理政治事務的能力，卻造成了門閥缺乏有效應對政治難題的尷尬局面，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門閥政治走向衰落的命運。這就好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剝離了「名士風度」無法保持門閥的聲望，而過於重視「名士風度」只能使門閥逐漸失去對政治的掌控力。以上就是我讀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的一孔之見。

參考書目：[1] 彭定求編撰：《全唐詩》第36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第53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 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第21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 房玄齡：《晉書·王羲之傳》，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1974年版。

[5]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第21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第29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7]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列傳第二十七，中華書局，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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