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在法國的譯介與研究述略

中國儒家典籍《論語》不僅在國內影響深遠，而且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全世界產生重要影響。法國漢學在世界漢學界地位頗高，成果豐厚，對《論語》的譯介和研究歷史悠久。國內學界已有不少關於儒家學說對法國文化影響的研究，但截至目前，少有人以儒家典籍的譯介為線索，來探討儒家思想在法語文化中的接受情況。文章梳理了《論語》在法國的翻譯、傳播和接受狀況，展現了儒家文化與法國文化在不同歷史、社會背景下的接觸、交流和碰撞，進而分析各時期不同境遇的原因。

《文心雕龍·原道》云：「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這是說論文說道要向聖人學習。《論語》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語錄體儒家經典，記錄了「聖人」孔子和他周圍人物的言論和行動。以孔子思想為核心和主要代表的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無可爭議的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影響和決定著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同時，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從最初開始關注中國文化的那一批法國耶穌會士，到今天作為法國東方戰略智庫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國漢學家，他們研究的中心從未偏離過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儒家文化。

國內學界已有不少關於儒家學說對法國文化影響的研究。這些研究或重在海外漢學史整理，探討不同時期法國關於中國儒家思想的研究狀況、法國漢學家研究成果等；或關注翻譯中對語言層面的研究，比較不同譯本。筆者搜集、整理並歸納分析了這類研究成果（主要是期刊論文和極少數學位論文），發現以儒家典籍為線索，探討儒家典籍在法語文化中的接受情況的研究並不多。同時，先前的研究者由於法語語言水平所限，可能在研究中並未使用第一手原文文獻，導致有少數論文出現明顯的信息錯誤，甚至有未經嚴密考證就隨意引用不實信息，以至於以訛傳訛的現象。本文將梳理《論語》在法國的翻譯、傳播和接受之境遇，展現儒家文化與法國文化在不同歷史、社會背景下的接觸、交流、碰撞的過程，進而分析各時期不同境遇的原因。

一、 法譯本的「前身」：早期歐洲的拉丁文譯本

法國對《論語》的最初認識，與中法思想交流史起源於同一時代。中國與法國的思想交流，包括文學、文化、宗教、藝術等，最初是從17世紀歐洲傳教士進入中國開始的。17至18世紀有大批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這些傳教士是傳播中國思想的墾荒者，他們的貢獻之一就是翻譯中國經典。

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o Ricci)是第一批抵達中國的歐洲耶穌會士。1579年羅明堅抵達澳門並逗留了八年多，期間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禮儀。回歐洲後，他將儒家典籍《四書》全文譯成拉丁文，翻譯作品手稿至今仍然存放在義大利國家圖書館中。有研究顯示，羅明堅的翻譯著作隨後被發表，成為第一次在歐洲發表的漢學譯著，遺憾的是當時歐洲主流社會並未對中國有太多的關注。

利瑪竇到達中國後觀察到，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培養始於《四書》，於是他也嘗試將中國典籍翻譯成拉丁文，隨後又有至少17個耶穌會士對此進行了修改和研究。雖然這部譯著並未出版而且已經散失，但是他的這一翻譯行為是可以考證的。利瑪竇曾在通信中多次明確提到他翻譯過《四書》，並將譯稿寄回了歐洲。在1594年11月15日的信中，他提到：「幾年前(按為1591年)我著手翻譯著名的中國《四書》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是倫理格言集，充滿卓越智能的書。待明年整理妥後，再寄給總會長神甫，屆時你就可以閱讀欣賞了。」[1]143 有學者認為，利瑪竇的譯著在當時的中國長期被作為入華耶穌會士的中文課本，並成為後來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lippeCouplet)等人所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底本。

這些傳教士對中國語言、文化典籍、禮儀習俗的學習、研究和翻譯，可以視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源頭，並直接影響了後來持續了長達兩個世紀的歐洲「中國禮儀之爭」事件。也可以認為，羅明堅和利瑪竇的行為本身就屬於「中國禮儀之爭」事件的組成部分，但由於這一批到達中國時間最早的傳教士來自義大利，加之禮儀之爭時間持續時間較長，故筆者在下文中將上述內容及他們的拉丁文譯本單獨評述。

二、「禮儀之爭」時期的另類佈道

「中國禮儀之爭」是中西文化大衝撞的一次重要事件。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將底蘊深厚的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引起了西方社會的震蕩。來華傳教士們就種種中國禮儀———如祭天祭祖等是否是迷信或偶像崇拜、能否與基督教教義並行不悖、中國人對孔夫子的崇拜的性質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歐洲人就中國禮儀問題而展開的爭論極大地動搖了歐洲封建神權的絕對權威，羅馬教廷為息事寧人費盡周折，焦頭爛額之下最終宣判中國禮儀屬於迷信，禁止通融。

傳教士在這場爭論中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和介紹，這一時期對儒家典籍的翻譯、對孔子思想的介紹頗多。「在所有的傳教士中，入華耶穌會士可能是最有學問者。所以，唯有他們才理解絕不能正面與崇拜孔子的古老禮儀相對抗，因為孔子『奠定了天朝帝國的社會制度形態，從而也確定了其行政制度』。」[2]75 葡萄牙耶穌會士郭納爵(Ignatius da Costa)、義大利耶穌會士殷鐸澤(Prosper Intercetta)合作翻譯了《論語》拉丁文版本。1687年，巴黎出版了由柏應理、殷鐸澤、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和魯日滿(Franciscus Rougemont)共同編著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書中附有《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譯本。這些譯文就是以郭氏和殷氏的《論語》、《大學》譯本為基礎的。由於當時正值「禮儀之爭」的高峰時期，拉丁語又是當時的「學術語言」，這個作為向歐洲介紹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一出版就反響強烈。該書在歐洲學界颳起了一陣中國思想文化之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地位頗為重要。

「中國禮儀之爭」事件對儒家典籍翻譯的掣肘之處在於，它使這些傳教士的翻譯介紹工作飽受爭議。隨著傳教士內部的論戰日益激烈，越來越多的人都開始認為中國典籍翻譯不應與基督教教條相悖，這使得教會中的本土主義者佔了上風。在他們看來，耶穌會會士們即使已經開始放棄他們信仰中的基本觀點，試圖與中國的迷信調和，結果也徒勞無功。可能正是因為這一因素的影響，使得《論語》的拉丁文譯本雖然引起了很大反響，但是並沒有很快被譯成其它歐洲語言，因此也未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可以算作《論語》和儒家著作譯文的還有1688年法國人西蒙·富歇(SimonFoucher)出版的用法文撰寫的《關於孔子道德的信札》(Lettres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和讓·德拉布呂納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Chine)，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此書是法國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讀物。但是，儘管書中相當詳細地論述了《中庸》和《大學》，但是對於《論語》的處理則比較草率。同時，這兩本著作並不是對孔子論著的翻譯文本，而只是對先前出版的拉丁文譯本的概括闡述。而且在這些概括性的介紹中，《論語》只是被翻譯為幾十條毫無趣味和文學美感的倫理說教「箴言」。書中並沒有明確表現出孔子及其作品的具體內容和真實價值，因此很難使讀者對此書有更深入的了解。

1687年12月，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歷史文庫》(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刊登了一篇對著作《中國哲學家孔子》的書評，作者是法國新教學者讓·勒克萊爾(Jean LeClerc)。書評後附有由他本人從拉丁文轉譯成法文的16段《論語》譯文。書評長達68頁，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萊爾在其中顯示出對《論語》的濃厚研究興趣，認為孔子的思想廣泛而豐富。他對之前耶穌會會士們的編撰著作中的某些信息持保留態度，認為他們模糊了孔子自己的論述以及孔子作品中某些段落出現的評註等。同時，他還認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中沒有漢字，使得讀者不能區別正文和評論。

1711年布拉格大學刊印了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Franc, ois No?l)的《中國典籍六種》，其中也收有《論語》的拉丁文譯文。此書後來被轉譯成法文，於1784年至1786年間在巴黎出版。由上文可知，中國典籍作品傳播至歐洲時，大都是先被翻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被轉譯成法文、英文和德文等歐洲國家各自的語言，這是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一個規律性線索。

三、18至19世紀法國的「漢學熱」：對《論語》及儒家思想的推崇

法國一直是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這歸功於早期法國傳教士和法國歷代學者在翻譯、介紹、研究中國典籍方面的重要貢獻。從1776年起，法國開始編輯出版在華法國傳教士的漢學論文集《中國歷史學術藝術風俗習慣之研究》(十六巨冊)、《海外傳教士耶穌會士通信錄》(十六卷)、馮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Moyriac de Mailla)編的《中國通史》(十二卷)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編的《中華帝國全志》(四巨冊)，這把法國漢學推到了一個獨霸世界漢學研究之聖壇的地位。[3]59?60 其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是杜赫德編纂的《中華帝國志》一書，該書46卷，是18世紀西方有關中國知識的一部百科全書，為當時歐洲知識界了解中國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來源。

當時正處於啟蒙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歐洲的啟蒙運動者們試圖以哲學、理性的權威來代替基督教神權的權威。而經過耶穌會士翻譯到歐洲大陸的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為反宗教論者提供了攻擊宗教文化的極好武器。他們對非宗教的孔子學說的理性客觀給予了熱烈的歡迎和崇拜。但這一時期啟蒙思想家對《論語》及儒家典籍的了解主要是依託前一時期來華傳教士的翻譯譯本，啟蒙思想家們以此為中介，研究了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

對於孔子以德服人的氣魄，伏爾泰表示十分讚賞；伏爾泰也推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是世界上最為完美的一種政治體制。作為「啟蒙運動的旗手」，伏爾泰推崇孔子及其學說。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的有些行為是非常令人吃驚的。在西方民眾心目中，「救世主」耶穌的崇高地位是不言而喻、不可侵犯的，可是伏爾泰竟然敢將耶穌畫像改為孔子畫像，並且早晚禮拜，二十年如一日。他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才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該成為眾人牢記的座右銘。自此之後，無數啟蒙思想家都對儒家學說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產生非常濃厚的興趣，他們不僅閱讀相關的中國典籍翻譯，而且還常常對典籍中的思想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得出了許多經驗、教訓。法籍德裔的霍爾巴赫(Heinrich Diefrich)，他是一位啟蒙思想家、哲學家、無神論者。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與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而且他又提出「德治」主張，向大家號召說「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範」。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羅(Denis Diderot)編撰了《百科全書字典》，在其中他讚歎說，孔子儒教「只須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而且，他也在其所編撰的百科全書中撰寫「中國(Chine)」和「中國哲學(Philosophie des Chinois)」兩個詞條。此外，作為三權分立思想的提出者，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也讚美過中國的德治思想，他說「中國人民生活在一種最完善、最實用的道德之下，這種道德是這個地區的任何一個國家所不擁有的。」[4]122

縱觀啟蒙運動時期，儘管當時在法國流行的儒家典籍《四書》是由傳教士完成的譯本，但是與此前不同的是，這些譯作曾經在法國，甚至在歐洲掀起過一股中國熱潮，無數思想家因此為之傾倒，為之迷狂。儒家學說中的「仁」、「德」等核心概念更被廣泛提及和運用到法國和歐洲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為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庇爾曾把《論語》裡面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Ne fait pas à autrui ce que tune voudrais pas qu"on te fasse)，作為自由道德標誌而寫入他自己所起草的《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et du Citoyen)。[4]122

此外，18世紀重要的孔子研究著作還包括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於1785年出版的《孔子傳》。錢德明被認為是入華耶穌會士中的最後一位大漢學家，他有關中國的著作很多，能用漢語、法語、滿文、蒙文著書立說，是一位罕見的多才多藝的傳教士漢學家。

啟蒙運動的浪潮過後，19世紀法語翻譯史上產生了幾個重要的《論語》譯本。漢學家波蒂埃(Guillaume Pauthier)於1846年出版了《四書：中國道德和政治哲學》(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1846)。書中全譯了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並在導論和序言中做了相關評述，給予孔子極高的讚譽。波蒂埃譯本的價值還體現在，與先前由拉丁文譯本轉譯成的法譯本不同，它是第一部根據漢語文本直接翻譯而來的法譯本。除此譯著外，波蒂埃還有多部漢學著作，研究涉及中國歷史、文學、文化，代表作有《現代中國：中華大帝國之歷史、地理、文學述寫》(Chine Moder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Géographique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

法國耶穌會士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於1895年在巴黎的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法譯本(Les quatre livres：La GrandeEtude,L"Invariable Milieu,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de ses disciples, Oeuvres de Meng Tzeu (SeuChou))。他酷愛中國古典文學，寫得一手好文章，編寫過辭書並翻譯了大量中國典籍，他是這時期漢學家中用法文翻譯、研究中國典籍成績最為卓著者之一。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評價說：「顧賽芬的法文、拉丁文準確優美，無可挑剔，他的翻譯嚴格忠於當時中國官方推崇的朱熹學派的詮注，沒有做任何獨出心裁的解釋或個人評論的意圖」，「顧賽芬的譯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強的實用價值」。[5]他的譯本被多次再版，是《論語》眾多法譯本中最經典的譯本之一。他翻譯的儒家典籍除《四書》外還包括1896年出版的《詩經》、1897年出版的《書經》和1899年出版的《禮記》等。

四、20世紀以來《論語》法譯的研究轉向

如果說早期法國對《論語》的研究是以基督教神學研究附會孔子的儒家學說，啟蒙時期對《論語》的研究是為自身革命尋求武器的話，那麼19世紀末特別是20世紀以來的《論語》研究有了新的轉向。這個時期的學者最大程度上擺脫了宗教等信仰的苑囿，以科學的態度和豐富的方法論，來研究《論語》和儒家思想。「一般來說，法國現在的傾向是更新傳統性的漢學，甚至是斷然地從中擺脫出來，一直超越傳統的分界，並將從人文科學借鑒來的方法論(結構論、符號學、認識論等)納入其中。」[6]97

這一時期，法國出現了數量眾多的漢學研究機構和大學，其中較為著名的儒學研究機構有：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c, aised』Extrême?Orient)、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近代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d』 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cole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4]123 。法蘭西學院於1814年起設置漢學教授講席，這標誌著法國漢學研究從宗教化開始轉向世俗化。法國多位著名漢學家都對《論語》的譯介起過積極作用，有著卓越貢獻。

葛蘭言(Marcel Granet)在其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國人思維》(LaPensée chinoise)中，專列一章介紹孔子和他的人文主義精神。葛蘭言多處引用《論語》的章節並做了翻譯，特別是對其中反覆出現的一些文化負載詞，如「君子」、「小人」等的翻譯方式，做了專門探討。

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是另一位直接從事儒學研究的學者。「他的教學工作在過去的數年裡一直集中在介紹中華帝國早期的儒學作家」，「在他的心目中，儒學更是代表了整個中國文化中最具有特徵性的東西，同時也是一種普遍適用的模式。」[7]113

師從汪德邁教授的程艾蘭(Anne Cheng)是法籍華裔知名學者，多年來也一直從事法國的儒學研究。她於1981年在法國Le Seuil出版社出版了《<論語>翻譯及簡介、筆記、地圖和年表》(Traduction intégrale d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avec introduction,notes,carteset chronologie)；1985年，此書在同一出版社再版；1992年，又由該社收錄在《人類的偉大經書》(Les grands texts sacrésdel』humanité)叢書中再次出版，她的譯本一直是權威的法語譯本。除翻譯《論語》外，程艾蘭的儒學研究著作《漢代儒學研究》(étude sur le confu?cianisme Han,1985)和《中國思想史》(Histoire dela pensée chinoise)均獲得極高的讚譽。特別是後者，在法國和整個西方漢學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比利時漢學家皮埃爾·里克曼於1987年出版了《論語》的法譯本，由東方知識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亞國籍的他以西蒙·利斯(Simon Leys)的筆名於1997年出版了《論語》的英譯本。由於作者本人也是小說家，他在《論語》引言中談到，他並非將《論語》當做思想巨著，而是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他為他的譯文預先設定的讀者是普通人，而非學者。他的英語譯本中注釋旁徵博引，涵蓋大量西方文化，便於西方文化背景的讀者理解。相比之下，法譯本中的注釋偏少。

另外一個法語譯本是由法國漢學家雷威安(André Lévy)翻譯完成的。雷威安是法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和翻譯家，童年時期在中國度過，對中國文化有著特殊情結。他的譯本《孔子與弟子的對話錄》(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disciples)於1994年在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雷威安對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傳播做了很大貢獻，除《論語》外，他的著作主要還有《十六、十七世紀中國白話小說》、《中國古典文學概覽》、《金瓶梅詞話》、《西遊記》、《聊齋志異》、《牡丹亭》等，這些譯著被西方讀者廣泛閱讀，在法國漢學界很有影響。

當代圍繞《論語》的譯介以及對儒家思想進行的研究，除上述翻譯成果外，還體現在漢學家的研究中，包括當前在法國漢學界、比較文學界都引起極大反響的著名學者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 ois Jullien)、馬克(Marc Kalinowski)等。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馬蒂厄(Rémy Mathieu)2006年出版了《孔子》一書，書中的翻譯涉及了包括《論語》在內的多部儒家典籍，並集中了包括四書五經、《孝經》、《荀子》等經典文獻在內的主體性闡述。關於這一領域的研究情況，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王論躍教授在《當前法國儒學研究現狀》[8]25?32一文中有全面的介紹。

五、結語

通過整理法國對《論語》的翻譯和研究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法國不同時期對這部典籍及其承載的思想的接受狀況受以下因素的影響：首先，受當時法國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法國社會以何種態度對待中國的古老文明是影響《論語》在法國的接受狀況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筆者以這個標準，將本文的結構劃分為早期拉丁文譯本時期、禮儀之爭時代、啟蒙時期、近代和現當代。其次，受譯者和研究者身份的影響。從翻譯研究中譯者主體性理論、比較文學接受學理論、闡釋學理論等角度，都可以論證這一因素的影響。譯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包括其教育背景、生活經歷、職業等，都決定了他將以何種眼光、出於何種目的來閱讀《論語》、用何種方法來翻譯、研究《論語》。在上文中提到的譯者和研究者中，有初次探索神秘東方的歐洲傳教士，有想從東方智慧中尋求武器的啟蒙思想家，有對中國文學文化有濃烈興趣的漢學家，有單純以科學研究為目的的當代思想家，他們的身份決定了各自對《論語》的接受狀況。

在當今法國學界，如何解讀《論語》，如何研究儒學和中國思想，依舊存在不同聲音之間的激烈爭論。但是相同的是他們都認為，《論語》雖然是兩千多年前的著作，但它代表的是中國傳統和文化的源頭，是一個永遠開放的文本，對它的研究在任何時代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參考文獻]

[1]利瑪竇書信集[M].羅漁,譯.台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發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2][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M].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3]梁真惠.中國儒家學說的譯介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以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為例[J].2010(3)：57?62.

[4]謝欣吟,成蕾.儒家典籍四書在法國的譯介與研究綜述[J].華西語文學刊,2012(2)：120?123.

[5][法]保羅·戴密微.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中[J].秦時月,譯.中國文化研究,1994(1).

[6][法]汪德邁,程艾蘭.法國對中國哲學史和儒教的研究[J].世界漢學,1998(1)：97.

[7][法]程艾蘭.儒學在法國———歷史的探討,當前的評價和未來的展望[J].孔子研究,1989(1)：113.

[8]王論躍.當前法國儒學研究現狀[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25?32.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