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放逐與救助：民國麻風病人的三種命運

撰文：韓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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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5日，復活節。廣東陽江麻風病院接到當地駐軍的消息，他們將在這個節日向所有的病人犒賞金錢。

這個紀念耶穌復活的日子，的確是他們的節日。近代以來，基督徒積極承攬著中國麻風病人的救助工作，成為其中最活躍的一股力量。作為一種附加的成果，這些被救助的病人至少在名義上大多都成為了基督徒。

喜慶的氣氛已經點燃。但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犒賞是一個陷阱。

凌晨時分，準備領賞的53名麻風病人被軍人團團圍住，除了一人機警逃走外，其他俱被捆綁，運往郊外曠地予以槍決。事後，陽江麻風病院也被用火焚燒，軍方的說法是「除毒務盡」。對麻風病毒的恐慌，促使當地軍方試圖消滅一切與其相關的東西。

不知是否逃跑的麻風病人彙報了消息，陽江駐軍誘殺麻風病人的消息很快被中華麻瘋救濟會知悉。他們在《麻瘋季刊》刊發了消息，並透露給中外媒體。

同期刊發在《麻瘋季刊》的消息還有，廣州河南蒙聖警察分局，連日派警察在轄區內的瑞仁大街、福東路及二通口等處，抓捕了數十名麻風病人。其中有一名洪姓病人，正委託媒人將其妻女改嫁，不料遭事主舉報因而被捕。其妻女則不知去向。

從媒體報道可知，彼時抓捕殺戮麻風病人是廣東省內正在掀起的一場運動。

如《現象報》載稱，廣東三水駐防軍第四團梁團長，連日來抓捕了鄧澤等麻風病人共12人，執行死刑，事後用石灰將屍體掩埋在一二丈深的土坑內。不僅如此，梁團長還用駢四驪六的布告文，宣示了麻風病人的罪狀。

中華麻瘋救濟會接到的一封公民來函稱：廣東高要縣馬炳乾縣長聲言為地方除害，將境內麻風病人捕殺二百餘名，且定有長期剷除計劃，凡捕獲麻風病人一名，可領賞金二十元。因此全縣麻風病人，無不恐慌萬分。最離奇者，毫無疾病的婦孺及患者家屬，竟亦借口傳染，遭到同樣的處置。

在高要縣，殺戮麻風病人的消息已經持續了一年多。1936年，同樣是復活節前後，高要縣縣長馬炳乾下令，把肇慶6名麻風病人用電船押赴到附近山上，在那裡事先掘好大洞，將病人推入活活埋死。洞內放有石灰，據說不僅是為了防腐臭，更以此法可殺絕麻風病毒，免致傳染。在活埋6名麻風病人之前，高要縣還槍斃了十一名患者。

《麻瘋季刊》在1936年第二卷內，針對高要縣馬炳乾評論道：「如此縣長者，不但毫無人道，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且亦違反該省民政廳新近頒布之禁令。在此光明政治下尚有如此野蠻縣長，可謂咄咄怪事！「

但很顯然，到了一年後的1937年，咄咄怪事開始呈幾何級增長。被媒體曝光的屠殺事件，只是整個剷除麻風病人運動的極小比例。

按照原廣東省會警察局局長的李潔之1961年10月刊發於《廣州文史資料·第三輯》內的回憶文章，廣東全省當年所殺的麻瘋病人不下兩萬多，其中高明縣殺戮最多，有11000餘人。

媒體的報道更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針對麻風病人的殺戮，其實自民國初年就已開始。《申報》1913年曾報道廣西都督陸榮廷下令活埋數十名麻風病人，這可能只是當時被媒體捕捉到的眾多集體屠殺中的一個案例。

民間對麻風病人的污名化則從來沒有停過。到了1948年，《申報》記載，湖南道縣還有親屬間活埋患者的私刑存在。更廣泛的應對方式是，將這些所謂的「瘋人」或「癩者」隔離或放逐野外。這顯示出麻風病人多舛的命運，持續了數十年一直沒有停止過。

與來自公權力和民間的各種殺戮、放逐構成反差的是，民國以來中國麻風病人得到了西方傳教士主導的建制化的救助。各地的麻風醫院漸次出現，這種跨國的不懈努力，最終影響到中國政商兩界高層，並在國際社會掀起公益熱潮。

麻風病人面對一個混亂的轉型期，它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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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瘋症亦可於病未發作時療治即愈的。前有鄉人，夜行山野，見一少女（即誘姦男性的輕性痳瘋症患者）甚美，利其孤獨，就與性交，歸而覺悟大懼；但他頗明醫道，急往牛棚中取一牯牛，殺而剖其腹，盡去腸臟，乘有熱氣，赤身入腹內，並囑家人加以包沒，無奈身大腹小，不能並容，一手竟伸腹外，如此經過一日一夜，毒乃盡去。三日後，了無異狀，只在牛腹外的一隻手，餘毒未淸，筋絡驟縮，五指內屈，不能復伸而已。」

這是方君寫於1946年的文章《可怕的麻瘋》中的一個段落，暴露出知識分子在麻風問題上的無知。他們很容易輕信謠言。麻風病人當然不可能在所謂「未發作時」靠鑽入牛腹內而獲痊癒，更重要的是，麻風病人的確可能通過性行為而傳染，但他們自己體內的麻風桿菌並不會因此而得以清空。

上海、杭州等地的麻瘋院病人照片

關於麻風患者強姦或誘姦健康人的傳聞，在中國流傳甚廣。這並非空穴來風，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1935年9月，廣東順德縣長陳同昶在一份提案中表示，麻風病人有的稟性溫良，染疾之後深自愧悔，離群索居，待終天年；也有不明病理或因相信謬見，以為傳播於人就可減輕自身毒素者，他們不惜以強暴脅迫、欺詐誘惑等種種手段與別人發生性關係。這種人並非個別，而是實繁有徒，他們的行為不僅妨礙風化，也使毒菌流播，貽害人群，成為中華民族一大隱憂。

《廣州共和報》1932年5月24日的一篇報道稱，廣東番禺馬崗鄉的木匠鍾日詒，1931年娶妻郭氏。郭氏在1932年5月20日回鄉探望生病的母親，由鍾日詒的嬸嬸陪同，行至一個叫竹幻坳的地方，被四名持槍的麻風病人劫掠，牽入林中輪姦兩次，始行放走。兩婦自認將被感染麻風，不能生存於世，就相約在附近小龍潭投水自盡。當地鄉公所正通緝強姦的麻風病人。

這則新聞的編者表示，這種不道德行為在我國南方時有所聞，被稱作「賣瘋」（即通過性行為將自身病毒清空，轉給他人。）實則不但瘋不能賣，還會增加自身的病勢，傳染他人。

增加自身病勢的說法當然也不靠譜，可以看作是一種宣傳策略。但媒體「瘋不能賣」的此類科普，大抵很難被隔絕中的麻風病人所知曉。

另一個實例是，廣東四會駐軍151師901團團長張淑民，以麻風患者「強與異性做不端之事，此等事已司空見慣，蓋彼輩大都惑於移瘋之迷信觀念」為由，決定「斬草除根」。他派出大隊人馬，四處搜索形跡可疑的患者，逮捕了25人，經醫生檢查確為麻風病人後，就押往野狸崗執行槍決。

《麻瘋季刊》在報道四會駐軍的行為時，也對麻風病人用了「惡習」、「有關風化」及「免害地方」等語。

麻風病人在海外的一些惡行，也加重了國人針對患者的偏見。路透社1936年5月18日的一則報道被上海《申報》等中國主流媒體廣為轉載，這則報道的內容是：

菲律賓珠良島大麻風院六名患者逃出醫院後，殺死漁人四名，奪了他們的船隻，向四十里之外的某島駛去，據聞在該島又殺死三人，5月17日抵達拉注島，島中居民大為惶駭，緊閉門窗不敢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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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戮麻風病人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法國新聞社曾報道日軍在菲律賓古利翁麻瘋院殘殺病人達二千人之多。這個消息是1946麻瘋國際救濟協會在巴西開會期間，由菲律賓代表羅特利葛曝出的。

針對麻風病人的暴行並非都嚴重到殺戮的程度。在四會槍決25人的前後，廣東澄海市麻風病人聚集的漳林地區，也有二三十名患者，被當地民團勒令離境。患者中有婦孺數名，她們再三懇請，未獲同情。《麻風季刊》稱，此次驅逐緣於麻風病人擊斃了當地某姓獨生子，激發民憤。

除了殺戮和驅逐，受當時思潮影響，官方還曾有過效仿希特勒，給麻風病人「強行滅種」的想法。

上文提到的廣東順德縣長陳同昶，1935年9月在與政治研究會共同發起的提案中就表示：

「欲正本淸源以杜絕瘋疾傳染起見，似宜採用希特勒氏防止肺癆、花柳等病之保健政策，對於各縣瘋疾男女，通飭各縣政府，責令各區鄉鎮逐一查明，盡量搜集，以醫學方法一律強行滅種，旣消失性的功能，即所以減少傳染，非但保健之中仍寓保存人道之意，而國家既可節減收容卹養之費，而各縣瘋疾亦可望有滅絕之一日也。至若如何滅種，以消失其性的功能，事關醫學技術，固宜召集衛生專門人才，詳加討論。而一切調查標準與夫強制實施各手續，又應如何嚴密規定，似又宜集思廣益，切實審慮，方足以利施行。用將本案理由，提出討論，是否有當仍候公決。」

以醫學方法對麻風病人強制施行「滅種」的提案，由政治研究會秘書處函送給了當地社會局研究。此種設想在順德或國內其他地方是否曾被實施過，暫不得而知。

麻風病人遭遇的並非總是壞消息。事實上，近年以來因基督教的介入，他們受到的救助比以前多得多了。如《麻瘋季刊》在報道廣東高要縣捕殺大批麻風病人的同頁，還有雲南昭通麻風院即將成立以及上海中華麻瘋療養院新聘留英黃昌來醫生為醫務主任的信息。

中華麻瘋救濟會總幹事鄔志堅1932年曾在廣東羅定、清遠調研了一周。他在香港對媒體說，羅定在1924年就設有麻風病院，惜因經費無著，故一直未能開幕。查該縣現共有麻風病人298人。清遠則約300病人，其中25人（男21名，女4名）被逐居江邊，用繼續裝置一船，遇大船駛過時，就尾隨乞討金錢與食品。

據《香港超然報》1932年6月2日的報道，就廣東已建麻風醫院的統計，東莞約有269名麻風病人，石龍約700人，大衾100人，汕頭200名，北海百餘名……

中華麻瘋救濟會可謂當時救助麻風病人最力的民間機構，其總部位於上海靜安寺路六一二弄五三號。該會成立於1926年，在海南、湖南、廣東、江西等地都設立了麻瘋療養院，對病人施以現代醫學治療。在此之前，華南各地雖然亦有麻瘋院，但由於人民的偏見，麻瘋院大多如同牢獄，患者境況甚至連豬狗都不如。

在中華麻瘋救濟會的努力下，1942年時，全國共有麻瘋診所四十餘處。據該會估計，中國各地有麻風病人約一百萬。

經費一直是巨大考驗。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華麻瘋救濟會的經費來源大受打擊，國外捐款無不斷絕。當時每一麻風病人每月約需兩百元費用。所以募款一直是該會重要的工作議程。

募捐運動宣傳畫

針對廣東等省對麻風的集體殺戮，中華麻瘋救濟會也動員輿論進行監督，他們甚至給蔣介石公開信，但也僅聲言制止這種行為，對懲治兇手未發一言。

他們還表示：「據專家研究，麻瘋一症並非不治，如國外早已有各種麻瘋製劑之發明，吾國如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及北平藥物研究所，近亦有各種治癩特效藥品之問世。」似乎如果麻風不能治癒則喪失了理直氣壯活著的合法性，這折射出的現實場景令人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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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新會龍錢撐山村一個叫蔡明的小女孩的口述，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社會對麻風的恐慌。

蔡明七八歲時，覺得左手和右腿漸有異樣，但不知是麻風。12歲時臉部開始浮腫，村人從相貌上都推知她患了麻風。村內紳士們要求蔡明的父親，或者殺死她，或者將其驅逐出村。父親猶豫不決。過些時日，村紳們再次警告，如不處置就將其全家驅逐。

麻瘋院中的婦孺

父親於是帶她尋醫，醫生索費兩百。父親拿不出來這麼多錢。返村後父女倆被村民手持刀棒包圍。父親無奈，取出小洋二角，叫她買點東西吃了自去尋死。蔡明投河後被救，在暴露麻風病人身份後又再度被施救者驅逐。

「患了麻瘋就該死的嗎？」這是蔡明的困惑。她走投無路，重回龍錢撐山村，被村民圍住。有人主張亂棍打死，有人主張活埋，也有人主張槍斃。幸有村內老人勸阻，給了她父女幾天時間，要求把她送去麻風醫院去住即可。兩天後，蔡明父親打聽到大衾麻瘋醫院，由台城高鑒倫牧師介紹，住了進去，成為醫院中年齡最小的人，也在醫院附設的小學就讀。

蔡明開始了她的新生活。

按照中華麻瘋救濟會總幹事鄔志堅1927的說法，偌大的中華民國，除了一二處麻瘋院為國人所自辦外，其餘救濟機構差不多完全操之於西方傳教士之手，當時全國麻瘋院總計不超過20處，假定每院容納100人，仍是100萬患者中的極小部分，五百分之一。

「其餘九十九萬八千之瘋人，求救無門，謀生乏術，大都輾轉道途，沿街乞討，不但寄生社會，加重公眾負擔，而且混跡人群，到處傳播毒菌，吾國社會問題，實無較此更為重要。」鄔志堅說。

此後十年，麻瘋院的救助在艱難地擴展，但偏見與恐慌仍在瀰漫。1937年，廣東省終於發生逾萬人的針對麻風病人的集體殺戮，將這種歧視與迫害推上了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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