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緋：胡適縮照台灣古籍的前前後後

1941年胡適在閱讀中國文史書籍

胡適製作的縮照古籍目錄卡片

胡適致王雲五等信札

一通胡適晚年暫寓美國期間寄給台灣友人的信札，近期現身拍場。信札以黑、藍、紅三色鋼筆寫成，共計6頁，胡適下筆如注，侃侃而談，隔海暢敘學術之欣快如在目前。這一通信札是同時寫給王雲五、錢思亮、董作賓三位友人的，是為商議縮照當時遷存於台灣的古籍善本與故宮文獻史料相關事宜的，為研究中國古籍數字化工作的早期事迹，頗有助益。

千叮萬囑，為縮照台灣古籍編目

據查證，這一通信札未被《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收錄，《胡適書信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中亦無載錄，堪稱「佚信」，實為首次為世人所知，頗為難得。

這一通1300餘字的信札，寫於1953年5月4日。時年已63歲的胡適，在美國紐約的寓所中，以一位學者的縝密精思，向遠在台灣的學界同人講述縮照古籍文獻的種種注意事項，詳解一些基本的格式規範要領，甚至還特意製作並附寄了一枚目錄片樣張，藉此給予形象圖解。不難發現，對於遷運至中國台灣的包括故宮善本在內的大量古籍文獻的編目、縮照、錄副及相關整理工作，胡適皆是十分關注與慎重，筆下娓娓千言，惟恐稍有偏差疏失。

隔海籌措，為縮照台灣古籍多方斡旋

查閱《胡適日記》可知，1953年5月5日，胡適在日記中也寫到了縮照古籍之事。

可見，當時胡適雖身在美國，對於台灣古籍文獻縮照工作，是相當關切的。為爭取美國方面的技術支持與資金贊助，胡適早已預為活動、多方斡旋了。事實上，胡適於1953年4月21日寄給福特基金會的「說帖」，《胡適日記》早在1953年4月15日就曾記載。當日日記中，胡適稱「這幾天為縮照在台灣各地的善本的事，寫了一個較詳細的說帖。這說帖是預備先送國會圖書館的A.W.休默先生看過，再寄給福特基金會的雷蒙德.T.莫耶先生。」

如今看來，胡適在信中仔細交代、精細說明的編目制卡細節，在中國各大公立圖書館中，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例行規範了。可是，在65年前的台灣，所有這些如今看似「慣例」的圖書管理常規工作，尤其是古籍善本縮照錄副的相關工作，卻都還困難重重，亟待開創。

胡適信中提到了恆慕義先生，那麼，恆氏究系何人，在縮照台灣古籍工程中，又有著怎樣的地位呢？

恆慕義（1884—1975），美國著名漢學家。1915年被公理會派到中國山西汾州（今汾陽）明義中學教英文，任汾陽中學首任校長，後在燕京大學任教。1927年返美，1928年赴華盛頓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上個世紀30年代，在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發起組織下，任《清代名人傳略》（1644—1912）主編，該著1943—1944年於華盛頓出版，胡適為之撰寫序言。《清代名人傳略》是美國漢學界代表著作，是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之下，由恆慕義召集來自中國、日本及美國的50位學者耗費8年時間完成；每篇傳記末尾附資料來源。全書集當時國內外研究之大成，彌補了漢滿文史料不足之處。出版後在國際學術界有較大影響，一直被列為重要參考書。

胡適對《清代名人傳略》的學術成就予以高度評價，在序言中稱其為一部具有開拓性的著作，認為不但外國人在此之前從未寫出過類似的著述，即使中國的史家也沒有完成可與之相提並論的作品。不過，胡適之所以如此激贊此著，可能還有另一層「深意」。他曾兩次致信，對批評此著「未有通盤計劃」以及「取材稍濫」的王重民，有這樣的解釋與強調，首稱「此書我認為很好，可算是『國際學者合作的研究』的第一次大成功。我的意見與兄頗不同……看作三百年的中國名人辭典，在今日全世界無一書可比此書的完備而有用。十幾萬美金，八九年的心血，五十個學人的合作，而能得此一書，是十分值得的」；又稱「我若不說幾句公道的讚揚的話，將來作書評的人必將吹毛求疵，以抑人為高。如此則八九年苦功將受埋沒了。以後誰還敢花十幾萬金元，招集四五十學人來做這種學術合作呢？」並稱「這種學術合作事業，最重要的條件還不在金錢，而在領袖者能與人合作，使人人能盡其所長，使人人各自負責任，即是人人各自負其功過」。據此可知，對於恆氏其著，胡適所看重的並非全然是某種嚴苛標準之下學術水準本身之高低，而是學術項目的國際合作機制與模式及項目領導者調配與整合資源的能力。

胡適兩次致信王重民，時為1943年5月。至縮照台灣古籍工程啟動之際，已整整10年過去。不難發現，當年恆氏的工作經驗與學術資源，給胡適留下深刻印象，國際學術項目合作共建、資源共享的工作機制，也讓胡適有心再度嘗試將縮照台灣古籍工程納入國際合作的視野。在致王雲五等的信中，胡適一再強調的恆氏經驗及合作精神等，都足見恆氏其人其學在胡適心目中的分量。

當然，隔海籌措這一規模巨大的學術工程，在當時的國際形勢與台灣局勢之下，絕非易事。此時，流寓美國的胡適，雖已過花甲之年，卻仍「實至名歸」的為台灣古籍文獻縮照工作的「遙領者」——以其在學術、教育、文化界的崇高聲望及海內外廣泛而深厚的人脈資源為號召，在海天兩隔之際主導並主持著台灣方面的相關工作。事實上，作為中國古籍文獻進入膠片時代的開創者，中國古籍文獻「准數字化」的開創者，胡適早在抗戰時期就曾主持居延漢簡、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藏書縮照錄副工作（這些工作都是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展開合作的）；對中國古籍史料的保存與整理工程，始終抱以極大熱情，投以極大精力。從上個世紀30至50年代，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建言與寄望中國古籍數字化工程的全面實施，一直在期待著中國古籍文獻，能通過縮微膠片所承載著的圖像副本化身千萬，永世流傳而令全球共享。

終成大業，縮照台灣古籍工程蜚聲海外

關於這段歷史，還可以參閱胡適於1953年3月8日致楊聯升的信《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升往來書札》。

在胡適主持之下，當日（1953年1月8日）即「由王雲五與董作賓兩人根據文物清冊，估計史料與善本書頁數」。其中，與故宮相關的「故宮檔案」計有88萬頁，「內閣大庫檔案」有157萬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有200萬頁，故宮善本書有180萬頁，這4項合計達625萬頁之巨。這一縮照錄副的規模，達到胡適預計的全台灣古籍與史料文獻總量（合計約1147萬頁）半數以上。

1953年5月15日，胡適致信時任斯坦福大學研究院編纂主任的袁同禮（4年後出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文獻顧問），再次坦露了對台灣現存古籍文獻保管與整理工作的擔憂，也表達了對縮照錄副工作亟待開展的急切心情。

為完成這一規模空前的古籍文獻縮照計劃，胡適在美國多方周旋，尋求美國國會圖書館方面的技術支持。同時聘請美國專家赴台、培訓專業知識與技術等費用，也面臨著尋求機構贊助的問題。胡適稱，「他們已作了一個估計，計劃共用六架機器，派專家一人去，共需時三年，共約需美金十五萬元。」為籌募經費，胡適又向楊聯升建議與諮詢，「此事需費不多，能否由哈佛燕京學社獨力擔負起來？」他對這批古籍與史料的重要性，還特別向楊囑咐了相關要點，稱「我所以力持把《四庫全書》算作一個單位，是因為這全部的microfilm最可以引起西洋圖書館的注意」，又稱「史語所與故宮的史料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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