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佛教界恐慌：弘一法師李叔同親自出關救「法難」
北伐軍
北伐戰爭期間，許多文化人士對大革命並不完全歡迎，甚至抱有恐慌情緒。畢竟國人此前已經目睹了數十年的軍閥混戰慘狀，對戰爭氣氛有本能的畏懼，對大軍過境更是心有餘悸。在那個經濟凋敝的年代，北洋政府的中央官員都有可能欠薪數年，軍隊的待遇只會更差。軍閥官長剋扣軍餉，吃空餉，「喝兵血」，士兵外出劫掠民財根本無法禁止，而時人多視北伐軍為南方新生一股之軍閥，並不太相信北伐軍會與北洋軍隊有所不同。更兼之北伐軍中的共產黨員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又為一派心懷「國粹」的老派文人所不懌，其飽含革命話語的宣傳令已經熟悉北洋舊秩序的文人感到無所適從，動輒得咎。文人遭遇革命，常常會因陌生帶來疏離，這種尷尬大概無法避免。早已遁入空門的弘一法師李叔同也不免遭遇這種困境。
1927年春，北伐軍驅逐孫傳芳後進入杭州，建立了革命政權。一時，省城謠言四起，說革命政府要封閉寺院，驅逐僧眾。文史學者宋雲彬多年後回憶起此事，解釋為「有一些思想反動或者不了解黨的宗教政策的人散布謠言」，其實這種消息也是空穴來風，理有固然。北伐軍乃至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確實以打倒迷信為由，收歸過許多寺廟，馮玉祥在河南一口氣把洛陽白馬寺、開封大相國寺和登封少林寺寺產全部沒收了，同時驅逐僧尼，勒令還俗。1929年，國民黨北平黨部強行接收南城鐵山寺，搞得北平宗教界大串聯，和尚、道士、喇嘛、尼姑以及佛教界下屬學校的學生共計兩千餘人冒雨步行前往北平市黨部、市政府請願，其糾紛持續近三年之久。
馮玉祥在河南一口氣把洛陽白馬寺、開封大相國寺和登封少林寺寺產全部沒收了，同時驅逐僧尼，勒令還俗。
革命政府沒收寺廟財產，是以「廟產興學」的名義，即將寺廟建築用於開設新學校，寺廟舊產用於添置教學用具等。這種做法在清末就以興起，張之洞的《勸學篇》就提倡「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十之七以改學堂，留十之三以處僧道」。自辛亥革命以來，各地也多有廟產興學之舉。老實講，這種行為不該用今天的觀念簡單評判。今人看來，古剎道觀是文化遺產，歷史建築，應當善加保護，修舊如舊。而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人們眼中，這些寺廟道觀並沒有太多價值。當時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那是一個殘酷得不加掩飾的世界。國際社會的確是弱肉強食，並沒有今天的多元價值觀對弱勢文明的保護，炮艦外交是常態，主權國家一律平等是天方夜譚。當年的中國人在西方文明毫無憐憫的壓迫下，親眼見識了傳統的軟弱與無力，深知什麼神靈也擋不住洋槍洋炮的物理力量。所以當年社會的談及進步與科學均視為不言而喻的信條，西方意義上的「文明開化」才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為此，仁人志士們把他們認為「傳播迷信」的寺廟道觀改造為弘揚科學的學堂，這在他們心中毫無意問是至理應當之事，是大功一件。
然而，民國以來，中央權威不彰，政令不出京城者有之，地方自行其道者有之。秉承進步理想的知識分子滿懷熱情制定了廟產興學的政策，到了地方往往成為土豪劣紳強佔寺產的借口。一時，佛教界哀鴻遍野，甚至把廟產興學運動比作是與古代「三武滅佛」一般的「法難」。「三武滅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都是以國家機器發起的毀佛運動。在當時的佛教界看來，只要肩負改造社會理想的政治勢力，一定會對舊制度開刀，而佛教在辛亥革命以來已被多次禍及。北伐軍明確宣揚的反封建、反迷信口號，似乎就是為本土的佛教量身定做，佛教界自然恐慌不已。
弘一法師摯友堵申甫
杭州內外的「滅佛」傳言自然也傳到了弘一法師這裡。弘一法師正在杭州城隍山常寂光寺閉關修行，不到規定日期本不應擅自出關。畢竟在寺院中，有人願意閉關修行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是要舉行很隆重的閉關儀式的。但此時，弘一法師寫信給他的朋友堵申甫說：「余為護持三寶，定明日出關。」三寶即「佛、法、僧」，弘一法師此次出關，實為挽救全城佛法僧眾之舉。其實，北伐軍在浙江確實沒有過「滅佛」之念，然而謠言越傳越大，直到驚動了閉關的弘一法師，足可見當年知識界、宗教界對革命政權的想像。
弘一在浙江一師的學生宣中華，此時在革命政府任職。宣中華的努力是此事解決的關鍵。
眾所周知，弘一法師出家前曾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書，當年的學生有不少已成為大革命中的先鋒，其中共產黨員宣中華、徐白民等均在革命政府擔任要職。弘一法師以佛門中人的身份邀請宣中華、徐白民及其他要員來到城隍山，清茶一盞，開個茶話會。他預先寫好若干幅字，準備每人送一幅。弘一法師的墨寶在當時就很有名氣，其書法自成一體，而篆刻也是自辟蹊經，出家前，他將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贈與西泠印社，該社為之築「印冢」並專門立碑以記其事。弘一法師的墨寶很珍貴，出家至今更是絕少提筆，但此次專門為來賓準備書法作品，顯然是為了保全全城教眾而不得已。
弘一書法
這次的茶話會開得很圓滿，經宣中華把革命政府的宗教政策對他講了，弘一法師「歡喜讚歎，也就沒有說什麼」，一場誤會就此化解，皆大歡喜。另有一種敘述稱弘一法師與宣中華等人據理力爭，雙方劇烈爭執，宣中華出寺門而滿頭大汗云云，出自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但姜在當年應該在上海任教，並不在杭州，故其描寫應當出自多重轉述，甚至雜糅而成。相比之下，雙方心平氣和的大團圓結局，自文史學者宋雲彬的回憶，據稱是1928年聽浙江政務委員查人偉轉述，雖然缺少戲劇性，但卻是可能性更高的情形。
姜丹書其人並不在杭州，卻號稱目睹了宣中華與弘一大吵，這種記載顯然是道聽途說，並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