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簡史」揮別「縱樂的困惑」之後：18 世紀英國的消費革命

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有很多解釋，人們比較熟悉的有香料茶葉等的遠程貿易刺激，糖和咖啡引發的「甘甜的資本主義」，以及涉及罪惡的奴隸買賣的大西洋三角貿易等等。在《奢侈與逸樂：18 世紀英國的物質世界》一書中，英國學者馬克辛·伯格將之歸因於 18 世紀在英國發生的輕奢品消費革命，認為來自中產階級對傳統奢侈品仿製品及新型奢侈品的需求，是英國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高歌猛進最主要的內生性推手。

奢侈品消費自古有之，被視為中國所謂近世開端的宋朝和有著資本主義「萌芽」之稱的明朝，都出現了圍繞奢侈品的消費浪潮。這本書里強調的是新型奢侈品消費的規模、深度、持久性和新穎性，只有這樣的而非傳統貴族式或暴富炫耀式奢侈品消費，才能成為工業革命的可靠推手。

任何革命都是觀念先行，消費革命也不例外。在前現代社會，無論西東，奢侈品消費從來缺乏好名聲，總是和驕傲放縱和道德敗壞有關，而且也總是被道學家們視為天下失序走向大亂的根源。關於這些爭論，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在其關於明朝消費文化研究的專著《縱樂的困惑》里給予了詳盡的展示和剖析。一個社會要想過渡到消費社會，必須克服「縱樂的困惑」，為奢侈品消費正名，以消費為榮。

到了 17 世紀末，面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和伴隨遠程貿易出現的消費東方奢侈品的浪潮，英國旨在維繫社會等級和限制下等人「過度」消費的抑奢法案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包括精美的瓷器在內的來自東方的貨物，之所以生產並進口，不僅是為了供傳統精英使用，也是為了供應迅速崛起的歐洲中產階級和城市人口使用。這些新崛起的消費者，對「品味問題」有了與以往不同的自由感，他們珍惜新出現的東方奢侈品所代表的選擇機會和自主性，視其為對當時的社會現狀和一種靜止的社會秩序的挑戰。

接下來發生的是英國版「山寨」傳奇。中國瓷器、印度棉布和威尼斯水晶玻璃等不斷攀升的價格，逼迫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製造商走上了一條仿製和進口替代之路，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針對東方奢侈品的高關稅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仿製不是簡單的照搬照抄，而是通過運用新的技術和材料，在吸收亞洲異域特色的基礎上推出針對中產階級口味的新創造物。在仿製的過程中，新型工藝、材料和生產銷售的組織系統等等都發生了變革。在陶瓷產業，英國和歐陸製造商通過尋找新材料、混合物和生產秘方，以製造出更有成本效應的產品。在這方面，英國人走到了前頭，推出了包括韋奇伍德瓷器等知名品牌在內的替代品。瓷器一舉從上層階級收藏的古董變成了輕奢消費品。有意思的是，不少本土瓷器經銷商所使用的分銷網路恰恰就是形成於東方瓷器暢銷時代。

創新競爭的過程是激烈的，龐大的生產分工和銷售網路貫穿很多地區，這改變了歐洲的物質文化，帶來了新式的產品顏色、風格樣式。其中出現的創造性藝術、設計和創新，又通過技工們在奢侈品和消費品行業的流動，便捷地融入各行業長久以來形成的知識體系中。亞當·斯密把仿製活動譽為奇蹟的來源，認為它與審美革命和對產品的需求，共同構成了現代英國消費品得以出現的關鍵因素。這不由得讓人想起發生在當下中國市場上的由「山寨」而不斷進階的製造業和消費革命。

不過，真正標誌本土輕奢品崛起的是英國小型金屬消費品的勃興。在馬克辛·伯格看來，英國「先進消費品」的起點是伯明翰的「金屬扣和紐扣」，這兩個小玩意兒凸顯了英國製造的先進性：新的材質、新的工藝和新的生產體系。比如，從 18 世紀早期起，伯明翰的生產商們就在加工過程中使用了滲碳處理技術和「水泡型」鋼鐵，使得紐扣的表面非常光滑整潔。煤炭的使用也令粗鋼精鍊成為可能，這些鋼製品和合金製品後來在很多流行物上得到應用。而接下來機器的運用又實現生產過程的可複製性和可標準化，這又為質量管理、確定成本和價格奠定了基礎。

英國技術的起飛，與殖民地貿易的飛速發展正好吻合，也和新出現的國內和歐洲市場對小型金屬消費品的需求增加有關。品種繁多的鋼製飾品、鍍銀茶具和各種五金產品，作為日常物品和消費器皿不僅被英國人視為彰顯自身特色的「民族產品」，也成為歐洲和美洲消費者搶購的對象：中產階級們把自己擁有機械製造的新式發明品看做自己擁抱現代化的表現。那種認為英國製造業的發跡是因為掠奪殖民地原材料和向其傾銷製成品的說法或多或少有點失之於簡單化。

製造業和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助推了新一輪城市化和交通網路的發展，這反過來又推動了新中產的崛起。在這些新興和新型城市中，不僅有工業群體、大資本家群體，以及管理、工匠和貿易群體，大型零售業、服務業、管理業、商貿業和其他職業從業人員也成為支柱人口。新中產的崛起反過來又激發了新一輪消費革命和製作業革新。具有高度流動性並處於快速變遷狀態的新中產階級開始學習如何消費，他們對流行、現代、個性、多樣性和選擇能力非常敏感。對他們來說，消費行為既是公共行為，也是私人活動，並且伴隨其出現的還有中產階級對歸屬感、體面感和個人特性的追求。高雅文化的普及，不斷增加的對生活精緻度的追求，屋內和桌面擺放飾品的習慣，以及對個人衛生的講究，都在刺激著為個人使用而進行的商品生產。

作為現代消費象徵的廣告業也應運而生了，隨著新型奢侈品和商品越來越多地被製造出來，新型消費者也需要被「製造」出來。發明家、製造商、經銷商開始和廣告商共同發起一場產品革命，旨在將新奢侈品和消費品直抵中產階級和商貿階層。他們共同營造的一個信息是，與舊式的代表腐敗階層的奢侈品不同，新型奢侈品和消費品有著不一樣的美感、精緻和便捷性。按照馬克辛·伯格的說法，這些產品是反宮廷價值觀的，帶來了簡約性對矯揉造作的工藝壓制，體現著民主原則的啟蒙，而非絕對主義的鞏固。

在新的語境中，時尚品之所以成為時尚品，不是因為王公貴族使用了它們，而是因為它們能與商品網路中其他美觀和實用的產品有著聯繫，它們共同的特徵是材料優良、製作體系先進、勞動分工精密，而且最重要的是機械化生產。這種認同感還與塑造這些物品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身份有著密切的聯繫，使用這些物品就意味著擁抱其所承載的啟蒙思想、現代性流行風和全球商貿往來。

上述分析或許不乏過度解讀之嫌，不過確實能為所謂的東西方「大分流」的探討提供一些新的啟迪。中國學者蔡昉指出，和西方相比，中國在很長時期內經濟發展只是一家一戶的分散經濟活動的疊加，雖然這種典型的小農經濟具有較大的彈性和活力，許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買賣等也有利於促進經濟活動，但是缺少一個直接利益相關且具有規模經濟的中間層次，來組織和激勵技術創新，妨礙了物質資本的積累，從而阻礙了可以達到革命性突破的技術進步。

將蔡昉的觀察和馬克辛·伯格的分析相結合不難發現，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缺乏一個有龐大中間層支持的規模消費經濟，而建立在小農剩餘經濟基礎上的城居地主的奢侈性消費乃至海外市場的需求，不足以產生類似英國 18 世紀建立在中產階級「奢侈與逸樂」基礎上的消費革命和技術創新。這或許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東西方「大分流」何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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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物品如何成為一個全球化商品，一個物品如何促進全球化，一個物品又是如何實現全球化製造？「萬物簡史」這個欄目將從「物品」出發，去看這些「物品」如何滲透進我們的生活，並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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