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誤解為「科學公敵」的他，能幫助科學奪回權威嗎？
「後真相」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曾被誤解為「科學公敵」的他，能幫助科學奪回權威嗎？
轉自：文匯學人 2019-02-20
哲學園鳴謝
拉圖爾認為，如果科學家們能夠把科學如何運作的過程透明化，他們將更能讓人們相信他們的主張。「氣候學家們必須意識到，作為大自然的指定代表，他們一直是政治角色，他們是一場難分勝負的戰鬥中的士兵。」他這樣說，「如果科學家們不再認為自己只是參與科學研究而與政治隔絕的人，那麼戰局將可能出現轉機。」
布魯諾·拉圖爾，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S.T.S（科學、技術與社會）巴黎學派的創立者，2013年獲得霍爾堡國際紀念獎。代表作有《實驗室生活》《科學在行動》《我們從未現代過》《自然的政治》等。拉圖爾的作品不拘一格，其中有關於法國最高法院的民族志，頌揚宗教演說之困難性的讚歌，一出描繪巴黎街頭的混合媒體「歌劇」，以及一部以巴黎地鐵為第一人稱敘述的，對地鐵系統故障的調查。
「你相信現實嗎？」
1996年的夏天，在巴西舉行的國際人類學會議上，法國著名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被一位面帶愁容的心理學家攔下，對方稱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問題，希望在一處僻靜的地方與他見面。於是，在他們所在度假村的湖邊，這位心理學家躊躇了許久，終於鼓起勇氣小心翼翼地問道：「你相信現實嗎？」
有那麼一會兒，拉圖爾以為他只是想開個玩笑。的確，拉圖爾早期的著作是在試圖顛覆人們對科學研究和知識真實性的傳統理解：例如，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科學事實和實體在被發現之前就已經客觀存在，比如細胞、夸克、朊蛋白等等；但他卻認為，科學事實應該被視為科學研究的產物。在發表於20世紀70—80年代間一系列頗有爭議性的著作中，他試圖強調科學研究的建構作用。拉圖爾說，事實是「聯網」的——它們不是憑藉其與生俱來的「真實性」生存或毀滅，而是依賴於研究機構和實踐的力量，製造它們並讓其變得易於理解。如果這個網路崩潰了，事實也將不復存在。
可是，拉圖爾並沒有想到自己的觀點在某些人看來會如此激進和荒謬，以至於讓他們開始質疑現實。作為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簡稱S.T.S.）的領軍人物，他一直將自己和同事視為科學的堅定盟友。「當然，我相信現實。」他告訴心理學家，仍確信這段對話是開玩笑的。然而，從對方如釋重負的表情中他意識到，這個問題是被認真提出來的。
這位心理學家並不是第一個擔憂科學體系受到攻擊的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所謂「科學戰爭」的年代，「現實主義者」與「社會建構主義者」（如拉圖爾）之間就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公開辯論。前者宣稱，事實是獨立和客觀的；而後者則認為，這些事實是由科學研究所創造的。現實主義者擔心，如果科學知識是社會構建的，因而是局部的、可疑的、偶然的，那麼這怎麼可能不會削弱對現實的宣稱呢？在這場論戰的高潮中，一位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誤 認 為 拉 圖 爾和他的S.T.S.同事認定「物理定律僅僅是社會習俗」，請他們試試跳出其所居住的21層公寓樓的窗戶。
當時，這場科學戰爭也波及了學院圍牆外的普通大眾。然而，這些辯論在今天看來更像是「後真相時代」的前奏。過去十年，一種反科學的思維方式在人群中大肆蔓延——去年，只有37%的保守派共和黨人相信「全球變暖」，相比2008年的50%有大幅下降。從網路流行的「陰謀論」，到宣告一些嚴謹的科學知識的「死亡」，各種蒙昧主義在今天盛行。而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似乎更是代表了這場認識論「腐化」的高潮——這位總統通過狩獵大眾的情緒以炮製事實，宣告了「後真相」政治時代的來臨。「你相信現實嗎？」這個問題，現在一半的美國人也想問總統和他的大批支持者。
因此，許多人擔憂並指責拉圖爾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他們將我們今天面臨的境況歸咎於像拉圖爾這樣的「後現代主義」者。拉圖爾本人也擔心過同樣的問題，早在2004年，他就公開表示擔心自己最關鍵的理論武器，會被「走私」到大公司所資助的氣候懷疑論者手中，被他們用以對「氣候變暖」這一科學共識發起攻擊。但是，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知識分子們都似乎誇大了法國理論的影響力。如果存在影響，今天的「後真相時刻」也只是對拉圖爾理論的確證，而非它們的產物。就像一個人生病時才會開始注意自己的身體那樣，只有當拉圖爾所說的科學事實所依附的「網路」受到攻擊時，我們才意識到這些研究機構在產生和維持知識的真實性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從本質上來看，這是拉圖爾最新著作《腳踏實地》（Down to Earth）的前提。該書於2018年11月在美國出版，是對現在「後真相時刻」的極具啟發性和反直覺的分析。在拉圖爾看來，記者、科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長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只有擁有共同的文化，可以信任的制度，較為體面的公共生活，以及還算可靠的媒體，一種強健的事實才能被支撐起來。」顯然，一系列另類事實的「崛起」表明，一個陳述能否被人們相信，並不取決於它本身的真實性，而在於其「建構」的條件——也就是說，誰在製造它？它要解決什麼問題？它的來源是哪個機構？拉圖爾認為，如果我們能夠釐清那些錯誤信息所紮根的條件，將更有利於我們對症下藥地打擊它們。
拉圖爾的最新著作《腳踏實地》
對實驗室科學家的人類學觀察
拉圖爾經常說，自己從小就適應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他的家境非常富有，其家族是著名的葡萄酒釀造企業Maison Louis Latour的所有者——當1947年他作為8個孩子中最小的那位出生時，他的家族已經培育了勃艮第葡萄園150多年。17歲時，他被送到巴黎最負盛名的學校之一Saint-Louis de Gonzague，很快與其他上流社會的孩子們打成一片。儘管他是一位富有且成績極好的天主教徒，但仍覺得自己在勢利風氣盛行的巴黎格格不入，這讓他覺得自己像巴爾扎克小說中的「小鎮英雄」，來到首都後才發現自己對這個世界知之甚少。也正是在Saint-Louis de Gonzague，他開始學習哲學，這是法國高中最後一年的必修課。他學習的第一篇文章是尼採的《悲劇的誕生》——與數學給他帶來的困惑不同，哲學讓他的思維變得清晰和理性。
1966年，拉圖爾開始在第戎大學讀本科，在那裡他對關於「知識如何產生」的哲學分支——認識論產生了巨大的興趣。但即便如此，他也開始懷疑他所學到的大部分內容都可能是錯的。當哲學家談論科學時，都把它當作一項純粹認知的事業，一種純粹智識上的技巧。他們眼中的科學家，總是有邏輯的、客觀的英雄式的人物。
接下來的幾年中，這些懷疑在他的心中更為根深蒂固——當時拉圖爾來到象牙海岸，在法國和平部隊的支持下免除了兵役。撰寫博士論文的同時，他也在阿比讓的一所技術學校教授哲學，並自願參與了法國政府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他的任務是調查為什麼法國公司在殖民時代已過的阿比讓難以招聘「有能力」的黑人高管，即便他們在當地仍然擁有和經營著許多工廠。拉圖爾僅僅花了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意識到這項研究中錯誤的預設。「這個問題太荒謬了，因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不讓黑人當高管。」他這樣說。在法國的工程學院里，黑人學生僅僅被教導抽象的理論，但他們從來沒有實際接觸過那些將要使用的機器。隨後，當他們表現出無法理解技術圖紙時，他們就被指責具有「前現代的」、「非洲的」頭腦。「顯然，這是一種隱藏在認知、野史和文化解釋背後的種族主義情境。」拉圖爾說。
於是，一個念頭漸漸浮現出來：如果不再把科學作為一種認知過程，而是作為一項由工具、機械和特定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具體文化實踐來進行研究，會發生什麼呢？如果拋開教育背景、實驗室、研究儀器這些讓研究工作得以可能的因素，加利福尼亞的科學家或工程師的思維是否就比象牙海岸的更加「現代」或「理性」呢？
在離開第戎大學前往阿比讓之前，拉圖爾遇到了一位生物學家，他就是1977年因大腦激素生成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羅歇·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吉耶曼邀請他來到自己位於聖地亞哥的Salk研究所做研究。從1975年開始，拉圖爾在那裡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跟隨著科學家們，觀察他們在實驗室的日常工作。有時，他也會嘗試著親自上手做一些實驗，這常常引來他的同事們來圍觀——他們都難以相信居然有人會表現得如此糟糕和笨拙。「移液對我來說太難了，一旦稍稍走神，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只能從頭開始。」他後來意識到，正是由於他缺乏實驗室工作的能力，他才如此密切地關注科學研究——客觀性的生產過程，所涉及的繁瑣又日常的勞動。
1976年，在新成立的科學社會學協會第一次學術會議上，當拉圖爾提出他早期的研究成果時，他的許多實驗室同事都被他的黑白幻燈片嚇了一大跳——上面展示的一系列描繪科學家工作日常的照片，讓他們覺得自己好像是被圍觀的黑猩猩。在很多人看來，科學家是唯一能夠代表科學權威性的人，科學工作是無比神聖的，是站在現代社會頂峰的學科——但拉圖爾卻試圖以一種人類學用來研究「前現代人」的方式「冷眼審視」他們，這毫無疑問是對科學的一種褻瀆。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感受。1975年，拉圖爾在加利福尼亞州遇到了英國社會學家史蒂夫·伍爾加（Steve Woolgar），他就對拉圖爾這種非正統的研究方法頗感興趣。伍爾加為拉圖爾介紹了其他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著作，如Michael Lynch,Sharon Traweek和Harold Garfinkel，這些學者也在將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來研究；反過來，拉圖爾也邀請伍爾加用幾周的時間與他一起在Salk研究所研究他的 「靈長類動物」。
1979年，拉圖爾和伍爾加共同撰寫的《實驗室生活》出版，成為新興的S.T.S.學科的奠基之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學術成就。這本書繼續挑戰了人們對於知識如何產生的一些最根深蒂固的觀念——沒有人會質疑科學家是人類，但大多數人卻相信，通過遵循科學的研究方法，科學家們能夠得出超越於其人類起源的客觀結論。但是，拉圖爾在吉耶曼的實驗室中所觀察到的第一手資料，使得傳統的科學看起來只不過是一部自說自話的小說。
布魯諾·拉圖爾 史蒂夫·伍爾加著，張伯霖 刁小英譯《實驗室生活》（東方出版社，2004年）
在拉圖爾看來，所謂的科學研究也就是日常研究，似乎並不是一種逐步向理性真理髮展的過程，而是一些無序的雜散觀察、不確定的結果和尚未成型的解釋。正如他和伍爾加在《實驗室生活》中所寫的那樣，科學家們不僅僅是在發現現實，而是在「讓人信服並說服其他人」。當他們為一些不確定的數據爭論時，他們總是會預設這樣的事實，即他們是在為事實代言；然而，一旦他們的命題變成無可爭辯的陳述和同行間評審的論文，也就是拉圖爾所謂的「現成科學」（readymade science）時，他們又聲稱是這些事實本身在為自己說話。也就是說，只有當科學界將一些事實作為真理而承認，它背後的人為過程才會被抹去，用拉圖爾的話來說，這些過程被裝在了一個充滿未知的黑匣子中。
20世紀80年代，拉圖爾提出並倡導了一種社會學研究的新方法，即「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儘管這個方法在當時存在爭議，但如今它已經作為一種方法論工具，被社會學和其他一系列學科如城市設計和公共衛生等所採納。在關於實驗室的研究中，拉圖爾看到了一個個看似薄弱、孤立的物件（科學儀器、紙片、照片、細菌培養等等）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為背後有圍繞它們而被動員起來的其他因素構成的複雜網路，這些因素被他稱為「行動者」。一個事實的社會「網路化」程度越高，即產生這個事實涉及的人和事物越多，它就越接近真實和難以被替代。拉圖爾認為，通常人們歸功於巴斯德個人天才的「醫學革命」，應該被看作是醫生、護士和生物學家以及他們與蠕蟲、牛奶、唾液、寄生蟲之間發生聯繫的共同結果。科學是「社會的」，但不能僅僅理解為它是由人類執行的（這是對「社會」的簡化）；相反，科學的社會性在於它彙集了大量人類和非人類的實體， 並利用這種集體的力量來行動和改造世界。
拉圖爾（戴紅色圍巾）和科學家們在法國孚日山脈的一個臨界地帶觀測台，探測地下數米的水參數和靜水壓力。
「不要假裝對手只關心政治
而自己只關心科學」
2016年，在這個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的秋天，拉圖爾乘坐飛機從巴黎前往加拿大卡爾加里，他將在那裡發表一篇題為「已經過時的自然概念」的講演。飛行幾個小時後，途經格陵蘭島西邊的巴芬島上空時，他凝視著窗外，被映入眼帘的事物嚇了一大跳——那一年，北極的冰蓋正在加速融化，下方的苔原和縱橫交錯的裂縫，讓他想起了愛德華·蒙克的畫作《吶喊》中那張痛苦不堪的臉。
「正在融化的冰蓋彷彿給我發了一條訊息。」拉圖爾後來回憶道，「它讓我意識到，人類想作為一個旁觀者以純粹外在的視角來看待自然的想法完全是一種幻覺。在這架飛往加拿大的飛機上，我的活動實際上影響了我所看到的自然景觀。從這個意義上，再也沒有所謂的外部（outside）。」帶著這樣的想法，最近他在歐洲各個城市和紐約做題為「內部」（Inside）的巡迴演講。他認為，人類在面臨當下的環境危機時，需要一種全新的看待地球的方式——不是宇宙中遙遠的藍色球體，而是走近它的橫截面（cross-section）。伴隨著「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提出，地質學家們已經意識到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現在，人類活動和地質作用的力量可以相提並論。這意味著拉圖爾所強調的「人類和非人類因素共同作用並影響著地球」這一觀念，在今天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他是『人類世』的思想家。」拉圖爾40年的出版社好友Philippe Pignarre說，「許多法國科學家最初不喜歡他，因為拉圖爾對待他們像對待其他普通的工人一樣，而他們認為自己從事的是真理的事業。但是，現在他們正在接受並使用他的理論。」
去年，拉圖爾在歐洲各個城市和紐約做題為「內部」（Inside）的多媒體巡迴演講
拉圖爾在巡迴演講中的許多思想很大程度上來自他最新的著作《腳踏實地》。這本書自去年秋天在法國面世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高度的褒獎。在書中他寫道，對於那些否定氣候變化的聲音，科學家們更多地是通過理性經驗主義的視角來看待。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已經統治了科學界幾個世紀，許多人將自己限定在科學的研究領域，而不應該去參與政治問題的討論或是用感性的語言傳達緊迫感。雖然支持全球變暖的科學依據一直以來都可謂「勢不可擋」，但科學家們似乎還是堅持認為，找到更多的數據、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會幫助說服那些否定的聲音。而與此同時，政治學家們也早就指出了：所謂的「非理性」個體，特別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某些情況下遇到和自己所持觀點相反的事實時，反而會更強烈地堅持己見。拉圖爾並不想指責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氣候變化否認者是「非理性的」，而是認為科學家們談論科學事實的方式是不現實的，好像正確性本身就具有說服力一樣。對此，在《腳踏實地》中，拉圖爾將自己以阿比讓的工廠工人和加利福尼亞的科學家為對象的社會學分析擴展到了那些反科學的選民們，研究那些似乎具有普遍性的知識是如何被其所要傳達的對象的價值觀以及具體情況所塑造而接受的。
拉圖爾認為，如果科學家們能夠把科學如何運作的過程透明化，他們將更能讓人們相信他們的主張。「氣候學家們必須意識到，作為大自然的指定代表，他們一直是政治角色，他們是一場難分勝負的戰鬥中的士兵。」他這樣說，「如果科學家們不再認為自己只是參與科學研究而與政治隔絕的人，那麼戰局將可能出現轉機。」去年4月，為抵制特朗普所簽署的科學命令和政策，全球科學家、科學提倡人士和科學愛好者發起了「為科學進軍」（March for Science）運動，就像他們宣稱的口號「走出實驗室並走上街頭」那樣，他們試圖強調科學在政策決策中發揮著或者應當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當然，科學的政治化也伴隨著固有的風險，正如一位地質學家在《紐約時報》寫道：「『為科學進軍』運動會更加確證了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保守派人士的說法，即科學家是一個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目的將他們的數據、研究和調查結果政治化。」在2009年臭名昭著的「氣候門」事件中，一名黑客竊取了英國東英吉利大學的電子郵件伺服器，導致多位世界頂級氣候學家的郵件和文件被公開。就像拉圖爾在《實驗室生活》中所記錄的那樣，這些郵件和文件顯示，一些科學家在操縱數據、偽造科學流程來支持他們有關氣候變化的說法。當然，這個事件並沒有像S.T.S.學者們所期望的那樣，讓公眾對科學中的爭議和協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這些爭議和協商恰恰是好的科學生成所必要的條件。
對於這些令人沮喪的事件，有些人可能會將其視為科學家理應遠離政治爭鬥的理由，但拉圖爾卻沒有。儘管回到「英雄科學史觀」可能是令人愉悅的，但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分裂，那就是政治是用來爭論的，而科學是「無可非議」的，而現在來自氣候懷疑論者和保守派人士對科學的攻擊，恰恰就是利用了這一點——畢竟，當氣候學家以一種謹慎的語氣談論事實，承認他們的置信區間時，懷疑論者會披上科學的外衣，攻擊他們的事實還不夠確定；而當這些氣候學家以充滿激情的信念展示他們的事實時，懷疑論者又指責他們存在政治偏見。這種惡性循環進一步侵蝕了在拉圖爾看來原本就站不住腳的「英雄科學史觀」。
布魯諾·拉圖爾著，麥永雄譯《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學帶入民主》（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時刻。」通過描繪反科學思想的興起和它所激發的保衛科學的動員，女性主義領軍人物、S.T.S.學者、科技哲學家Donna Haraway這樣說，「但同時，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不再倒退回過去那種糟糕的關於科學事實為何以及如何成立的認識論。拉圖爾提出的這些論點非常有創造力和強大，我們需要在承認科學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向公眾展示所謂氣候爭議的破產。」
拉圖爾認為，隨著科學家們受到的攻擊越來越多，他們已經意識到，過去科學的經典觀點已經不能幫助科學奪回權威了。這種觀點假定事實會為自己發聲，故而科學家們也試圖用同樣的方式將事實解釋給公眾。在去年的一次採訪中，在美國國會任職16年的物理學家Rush Holt Jr.將「為科學進軍」描述為一個轉折點：「人們正在意識到，他們需要捍衛科學繁榮的條件。」
而拉圖爾一直以來的工作正是試圖重新描述，科學這種知識如要產生需要什麼條件——它讓自己變得可見，需要一張看不見的網來作支持。在他看來，這其實是它唯一可見的方式——科學，從來不是什麼「它本身」，或是一種「精神顯現」。
（本文選譯自Ava Kofman發表於《紐約時報雜誌》的文章「Bruno Latour,the Post-Truth Philosopher,Mounts a Defense of Science」，2018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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