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一個新的性別觀時代已經到來 | 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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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當有機會與作家交談時，你會選擇怎樣的問題進入他（她）的寫作世界？
主題、語言、情節、人物，
還是，性別觀？
這是一個重要，卻很少有人進入的話題。或者應該說，曾經很少有人進入——
本月，在陸續見諸媒體的《當代六十七位新銳女作家的女性寫作觀調查》《當代六十位新銳男作家的性別觀調查》中，127位當代新銳作家就各自的性別觀娓娓而談，給出了坦率、真摯的回答。這項由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主導開展的調查，不僅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首次關於性別觀的大規模問卷調查，也在實際意義上引發了關於性別觀的廣泛討論。
當陸續開始整理新銳作家性別觀調查數據時，張莉慢慢意識到，此次調查需要重要的參照數據。因此，在新銳作家調查結束之際，她對十位自己深為熱愛的、塑造出重要女性形象、對中國當代文學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作家進行了同題採訪，請他們從五個問題中選擇三至四題進行回答，以與新銳作家的回答形成對比與觀照。
這十位作家是：鐵凝、施叔青、林白、遲子建；賈平凹、韓少功、阿來、閻連科、蘇童、畢飛宇。
女人似乎尤其喜歡選擇，或者說更加適應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傾訴和解脫。女人也賦予了文學更多的坦誠、輕信、神經質的純凈、義無反顧的情感擔當和有時候比現實更美的憧憬」。但要警惕過分的自賞和自戀，這會使作品的氣象變小。我覺得作品的故事可以小，但氣象應該是大的。在寫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並非來自性別，而是來自自我重複和缺乏生機的平庸的「想像」。
——鐵凝
女性天性中的敏感、忍耐力、慈悲，是寫作最大的優長。當然女性在藝術視野的開闊性和剖析問題的深刻性上，可能有所欠缺和束縛。但是在寫作過程中，男女作家面對的困難不會是不一樣的，畢竟我們身處同樣的時代，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和藝術難題。
——遲子建
男性的性別意識不該成為作家的寫作意識。在具體的寫作案例中，一個好作家應該努力越過性別鴻溝，打通性別意識，也就是，當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時，他必須懂得艾瑪的心。
——蘇童
關於女性主義，我所指的就是波伏娃的女性主義，我並不認可。波伏娃其實是幼稚的，她以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女性來闡述女性主義，我只能說，她就是書齋里的妄想者。就我的閱讀而言，我覺得戴錦華女士比波伏娃深刻，在兩性求同的過程中，她冷靜地面對了兩性的異，這一點特別關鍵。女性的寫作總是迷人的，當然，我說的是同等級別的。
——畢飛宇
全文將刊於2019年2期《當代作家評論》
截至目前，這次性別觀調查已經形成了當下新銳作家群落關於性別觀主題較為完整的圖景和譜系。而調查所收穫的，遠不止一個個單獨的答案。無論是文本意義、從中體現出的個體特性，還是隱含其中群像特徵，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內涵，隨著調查影響力的持續發酵、擴大，各種闡釋也正在不斷深入。正如張莉所說，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一個新的性別觀時代已經到來。
我們請到了張莉，與她就這次調查問世的過程、細部意義，以及後續方向進行探討——
訪談
張莉：性別觀不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
唯一標準，雖然它很重要
張莉畫像 郭天容/繪
性別觀當然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標準，但不是唯一的標準，因為「詩首先是詩」，好作品有本身的藝術規律而不能淪為某種觀念的傳聲筒。也因此，我特別想說，我不希望自己成為那種性別觀審查官，這是我始終警惕的。
——張莉
「
問者和答者之間的相互激發，才有了調查的不斷推進
記者：從2018年11月讀者見到的最早一份34位當代新銳女作家的同題回答，到如今總計127位新銳作家（67位女作家，60位男作家）的回答，以及十位特邀的對當代文學作出重要貢獻作家的採訪，形成了當下新銳作家群落關於性別觀主題的較為完整的圖景和譜系。如今我們所看到的答卷文本，可以說大大超過了第一次的調查範圍。
張莉：對，性別觀調查已經生成完整的圖景和譜系。去年看到34位當代新銳女作家同題回答的反響後，我對接下來的調查進行了規劃。我特意去重讀了許多作家作品，也在朋友推薦之下讀了一些以前不熟悉的作家作品。因此，這個名單並非一時興起。當然，我也有其它方面的考量，比如作家生活地域的分布，作家年齡的差異；既要有獲獎得主，暢銷書作家，還必須包括其實寫得很好但又尚未受到重視的新作家，我最終希望做一個能全面完整呈現當代新銳作家性別觀的調查。性別觀調查是莊重而嚴肅的事，我要像對待學術論文一樣對待它。
記者：看得出來，這既是調查深度不斷推進的過程，也是發起人和被調查者相互影響、相互觸發的過程。在每一次調查對象的拓寬中，你有著怎樣的考量？
張莉：是，因為問卷者和回答者之間的相互激發，才有了性別觀調查的不斷推進。就像我已經提過的，葛亮看到女作家的回答後建議我開展男作家調查，這個建議很重要，性別觀和性別問題從來不只是關於女性的，我自己心裡非常明白。但我的顧慮在於男作家們不願意回答，擔心樣本不夠。後來我特意問了幾位作家，他們都在第一時間回復說很願意參加。這給了我信心。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決定調查樣本一定要豐富闊大。
問卷設計是慎重的，問題要開放，要有彈性，要包容，要讓作家有回答的慾望，而且五個問題有內在邏輯，也要有一定的層次，以適應不同類型作家。女作家的問題設計好後最先發給周曉楓，我們討論了問題的排序以及具體表述；李修文是男作家問卷調查的第一位讀者，我和他討論過針對男作家的三個問題，調查推進過程中，他們二位都給過建設性意見。
就像你看到的，鐵凝、賈平凹、阿來、韓少功、閻連科、施叔青、林白、遲子建、蘇童、畢飛宇等十位老師也進行了同題回答。之所以約請他們，是因為我認為調查需要同時代不同年齡作家的問卷作為參照。發出邀請後已經是年底了，大家都很忙。我其實是有些擔心的。很幸運，幾位老師回信說，調查很有意義，要支持。這對我而言，無異於夜行人看到燈火。
記者：此次調查可以說是國內首次如此大規模對於作家寫作中性別觀的調研。在問卷設計中，為什麼會選取問答方式而非定量化的問卷方式？
張莉：因為是首次，所以沒有可參照的，後來就索性摸著石頭過河了。這個調查跟普通問卷的本質區別是，問者與答者之間是有情意的。在我這裡，他們首先是我尊重的同行，是創造文本世界的人。當然，對於這127位同行而言，作為調查者的我，恐怕也不是冷冰冰的數據採集者，十多年來，我一直是他們的讀者。
即使我與一些受訪作家未曾謀面，沒有機會進行深度交流，但也不影響建立基本的文學信任。更重要的是，大家目標一致，大家願意以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對性別觀的關注。所以，正如你看到的，他們的回答是有溫度的、真誠的，不敷衍。如果只是調查者和被調查者的關係，這份調查就不會有真正的文學品質，也便沒有目前的影響力和傳播率。老實說，我非常感謝這些同行的支持。
或許跟成長背景有關，我本能地傾聽女性聲音，尤其是關注沉如牲口般無助的農村女性。女性問題是人的問題，更是重要的社會問題，世界問題，這一部分沒解決，世界就沒法美好，人類就無法安生。我不是那種有意識將自己的寫作歸類，或樂於佩戴標籤的作家——作家必須踏破一切邊界，我想做一個樊籬之外的人。
盛可以
我不在乎自己的寫作被稱為什麼寫作，命名不太重要。但是我希望當我有能力去書寫作為女性的命運時，我能呈現秘密區域的美和力量，並能做一位守望者。
周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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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觀是理解世界的重要角度，但不是唯一
記者：你長期關注女性寫作研究的領域，做了大量切近文本的梳理和研究工作，你也有許多個有獨特風格的訪談。這個性別觀調查是否得益於以前的這些經驗？
張莉：當然，這些前期經驗很重要。你知道，我看重與同行的對談。真正的對談是完全平等的關係，不能是粉絲與偶像的關係，不能互相表揚，要有問題意識，雙方要有將某一文學問題進行深度討論的願望，而不是各自借對談尋找存在感。最重要的是，對談雙方要有共同的美學追求。事實上，我一直認為作家與批評家之間要保持一種各自獨立但又彼此守望的關係，要「不虛美，不隱惡」。對對方的批評到哪一步，彼此的信任就到哪一步。
長期以來，文學研究領域關注性別問題、討論性別問題多半在作品內部討論，並沒有與真實的文學現場保持聯繫，這導致了研究視野的某種狹隘，也導致了性別研究與當代文學現場及作家創作主體的脫離。原因當然很複雜，一方面是作家普遍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問卷調查，另一方面也在於研究者很難在研究與現場，批評與創作之間找到有效的溝通渠道。這無論對性別研究還是文學研究都是有損的，我希望自己能在這方面做些切實工作。
張莉部分作品
記者：答卷中闡述相關問題時，我注意到回答里出現了很多形容詞：粗獷、簡練、寬闊；細膩、繁複、幽微……這些詞被直接指向男女作家不同的寫作特質，也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人們對於性別寫作的刻板印象。而在這個問題上「被質疑」的，似乎都是女作家——「以中性色彩匿名寫作」「曾經有一段時間，被『誇獎』寫得一點看不出是個女作家」「為什麼你的文筆像個男的」。是否能理解為某種性別觀上的傾斜？
張莉：其實無論粗獷還是細膩，都並不僅指男性寫作或女性寫作，那麼，為什麼我們今天有如此根深蒂固的誤解呢，我想，是因為我們身上沾染了性別想像的定見與偏見。在我們的文學判斷系統里，對於女性寫作者的判斷誇獎里其實也常有歧視存在，這種歧視隱秘而細微地浸潤在了作家的日常表達中。當然，這也是為何要反省我們性別觀的動因所在。
記者：當幾位女作家談到自己無性別差別的寫作，或者跨性別的寫作時表示，很多時候不是為了塑造男性形象，而是希望通過另一種性別視角來獲取觀察世界的另外一種角度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對於男作家而言，與之相對的這個問題則被很多人理解為如何成功地塑造一個女性角色（或者說，是看她，而不是通過她看世界）。從這一點似乎可以看到在面對他（她）性別時，男女作家的寫作出發點存在一定差異。這其中是否有可以研讀的東西？
張莉：問卷本身蘊藏著諸多可解讀的空間，剛發布的時候是一種解讀方式，越深入會覺得空間越大。但所有思考都需要沉澱，我也不例外。我還需要一些時間分析才能給出答案。但是，關於作家的性別觀，不管怎麼說，還是要結合作家作品，有時候一位作家的性別觀說得很好，但作品未必，有時候一位作家的性別觀一點兒也不出彩兒，但作品真是有意思……作家從所知到所行，需要過程，反過來，他們從所行到所表達，也要有漫長的路要走。無論怎樣，落實在作品中很重要。
前幾天有記者問我，我的女性文學研究者身份是不是會給回答的作家們構成某種壓力。坦率說，沒有答題者說起過，我也沒問過。不過，男作家們似乎都有政治正確的表態。我想，他們回答的時候，腦子裡可能是有一根弦的，至少沒有調侃。但是，分析調查不僅僅要看錶態，還要看他們的解釋，作家們為什麼這麼解釋，導致這個解釋背後的動因是什麼，也許那才是他們真正的性別意識呢。所以，我一直強調，說什麼和何以這麼說對於這個調查分析很重要，簡單地看到表態遠遠不夠，作為研究者，這也是我接下來要進行的工作。
不過，我收到過好幾位作家的信或留言，大意是可能我和你的觀點不一樣，可能我的回答對你是一種冒犯，也許我的回答不符合你的調查預期，但這的確是我的真實想法，等等。留言的作家中，有男有女。我的回復則是歡迎各種回答。其實我沒有預設，我怎麼可能預設呢？並且，什麼樣的回答對我都構不成冒犯，因為這是基於學術意義上的問與答。
在書寫女性形象時，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性別意識，而是貼切的人物內心和獨特的言行舉止。一句話，她要是她自己。她首先是一個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約和理解的「人」，然後才是一個「女人」。
徐則臣
潛在的，書寫時我對於女性的想像，已經多少不同於我在日常之中對於女性的感受與認知。這個現象挺有意思的，也許昭示出寫作之事的某種「虛假性」，那是一個「再造」的過程，是對現實的糾正。如果說現實之中我對於女性的態度存有政治不正確的傾向，那麼寫作時，我就是在不自覺地改造自己糟糕的靈魂。
弋舟
「
作家的性別觀與他的創作實踐互相作用，互為因果
記者：在此次的大部分調查對象中開始涉足寫作現場至今的這二三十年時間裡，在性別觀上，特別是「女性寫作」這一觀念本身的涵蓋也發生了變化，可否請你簡單梳理一下相關內涵的變化？
張莉：《玫瑰門》和《一個人的戰爭》塑造了我的性別觀。但九十年代以來，「女性寫作」已經被污名化了，被視為一種噱頭，這導致了今天很多女作家不僅僅不願意口頭上承認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在寫作意識上也刻意遠離，這內在里影響了女作家對自我女性意識的體認。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里，其實是可以看到一些深具社會性別意識的文學作品出現的，比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婦女閑聊錄》，這兩部作品深具文學史意義，我本人也非常喜愛。但是，在新一代作家裡，此類作品還是稀少，今年盛可以出版了新長篇《息壤》，是從子宮及女性身體角度出發的寫作，我認為深具女性精神。
記者：在問卷中比較關注的一點是，多位女作家對於上世紀90年代媒體過度渲染的「身體寫作」始終保持警惕，進而對於「女性寫作」和相關概念都保持著警惕。在相關的作品閱讀中，也可以感受到由於參照系的不斷豐富和自身經驗成長，她們在自己的寫作中呈現出一種無意識的「自我修正」。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對作家的寫作是構成了影響的。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莉：對，90年代的「身體寫作」及「美女作家」的炒作傷害了真正的「女性寫作」的發展，我在其它的訪問中也提到過，因此，今天大多數女性寫作者渴望與某種污名化的女性寫作劃清界限的心情，我非常理解。這自然構成了女性寫作的陰影，但我想，一個真正強大的作家，終有一天要對那些陳規陋見說不。我個人對此並不悲觀。
記者：來自包括鐵凝、遲子建、林白、韓少功、阿來等在內的前輩作家同題回答中，清晰感受到他們所傳遞出的自信。在你看來，他們與新一代作家回答的區別在哪裡？
張莉：看到十位作家的回答時，我想，如果前輩作家年輕二十歲，面對這份答卷他們會怎樣回答呢？這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則是，這些新銳作家如果再成長一些，到了這些前輩作家的年齡，他們是不是會完善目前的看法和理解？我想說的是，作家性別觀與創作經驗有很大關係，很可能是前輩作家不斷複雜而深入的性別觀影響了他們的寫作，又或者，是因為他們日益龐大的寫作實踐反過來校正了他們的性別觀。
人的性別觀不是鐵板一塊，它會慢慢發生裂變的。一位作家的性別觀需要討論，需要激發，需要在寫作中千錘百鍊，一如寫作本身也需要千錘百鍊才能趨於完善一樣。就在前幾天，我讀福樓拜寫給高萊的信，當時他正在寫艾瑪與情人約會那章，他說：「今天……我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我是情夫也是情婦……我是我那兩個戀人。」哎，這段話我印象深極了。你看，一位作家的性別觀實在與作家的創作活動相關，他要在寫作中與他的人物相處磨合，作家只有真正愛上了他的那個人物，入迷到與他/她合而為一或者化身為無數個他/她時，一位作家的性別意識才會更豐富，更多元，更蕪雜，也更迷人。我認為，作家的性別觀與他的創作實踐互相作用，互為因果。
界定一個女性作家是否是女性寫作，似乎應該看她的作品是否暗含了某種傾向、某種主張，如果僅僅寫出了一個合乎各種規範、並在各種規範下游忍有餘的女性，不管這個人物寫得多麼成功，都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女性寫作，比如《簡愛》。只有當一個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表達了女性的某種困境和反抗，或者張揚了女性的某種特質，才可以稱作女性寫作。
姚鄂梅
我自以為，我似乎並沒有多麼突出的「男性意識」，在相對典型的中國古典敘事傳統里，儘管獨立的女性形象幾乎不存在，但是，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也獲得了和男性同等的力量——在對抗離亂、災害、家國變遷時同等的力量，但壞處是：真正的兩性關係幾乎是被抽空的，兩性關係在「恩典」與「情義」這樣的典型中國式辭彙誕生後，往往簡化為了男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我懷疑，這種影響深重地在我的敘事里存在，也極有可能就是我需要克服的「男性意識」。
李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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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成為性別觀審查者，這是我始終警惕的
記者：參與回答的作家中，相當一部分在答案和自己的寫作文本中可以說構成了高度的互文性，同時，也能看出有幾位作家本人的性別觀與他（她）在寫作中文本內呈現的性別觀是有所差距的。無論是互文性，還是其中的差別，這種在「聚光燈下的回答」，讀起來別有意味，也正如多位作家所言，首次讓他（她）思考寫作中的性別觀問題。這種由提問帶動的思考，是否才是問卷的細部意義所在？
張莉：我在閱讀大家的回答時會感嘆，哎，這個就是他/她說的，從語詞斷句到對人物的理解，只有他/她才會這樣答。這也證明了你說的，這個調查里，作家的回答與作品文本之間有非常高的互文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這位作家的性別觀是這樣的，可作品裡卻是另一個樣子，非常有意思。這是調查本身所帶來的思考。
「聚光燈下的回答」說得很對。我讀過大量上世紀90年代時的作家訪談，那時的男作家們的性別觀以及他們對女性的態度，怎麼說呢，讓人非常不適，但是今天你看，作家們再也不會說出那種話了，這是時勢使然，是整個社會土壤發生了變化。老實說，我很高興看到這一點。因此，性別觀調查不能用那種作家是否說了真話或假話、作家的回答是否有裝飾性的說法來判斷，因為集體性回答本身帶有時代性特徵，在未來，這個調查顯然會是一個歷史留存。這些回答表明的是，今天的作家願意承認或樂於呈現的那一面。正如前此以往的作家訪談里，他們也都是在展現或呈現這一面或那一面。
我覺得，作家們願意在公共問題上表達自己的看法，無論怎樣都是一個好事情，不能從答題者的動機上進行討論，任何表達都有動機的疑問，不僅僅是這種調查。也許調查本身有不令人滿意之處，但是這個調查行為本身也的確意味著，新一代作家們以一份共同問卷的方式參與了我們時代重要問題的討論，這是開始，這本身就具有意義。
記者：在你看來，用性別觀分析作家作品會有局限嗎？
張莉：發給《中國現代研究叢刊》及《南方文壇》之前，我考慮到諸多讀者和研究者未必了解這些新銳作家，所以在作家名字後面各寫了兩部代表作，一方面是介紹作家，另一方面也以此提醒讀者，對作家性別觀的認識不僅要關注他們怎麼說，還要看他們怎麼寫。而在《收穫》微信公眾號推出的時候，你也看到，我加上了作家的照片和完整介紹，我希望這樣能立體而生動地呈現一位寫作者。
十二年前，在我博士畢業的時候，我的導師王富仁先生建議我，完成女性文學研究的博士論文後，可以考慮換一個領域，比如做當代文學批評，因為一個人陷在一個研究領域日久，很容易鑽進一個衚衕里，視野和感受難免會受限，會誤以為自己的視角是世界上唯一正確的視角。這個提醒對我非常重要。今天，我當然意識到女性視角對於我的重要性，它為我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看世界的角度，但是，我也常常反省，這個視角會不會帶來某種遮蔽，我要努力克服。
其實讀過我的評論的朋友也都了解，作為文學批評工作者，我在判斷一部作品優劣時，並不把性別觀當作唯一標準，事實上，那種性別觀無比正確的作品也未必就是優秀文學作品。換言之，性別觀當然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標準，但不是唯一的標準，因為「詩首先是詩」，好作品有本身的藝術規律而不能淪為某種觀念的傳聲筒。也因此，我特別想說，我不希望自己成為那種性別觀審查官，這是我始終警惕的。
我對女性寫作的概念，從來不是態度堅決，而是始終充滿迷惑與動搖。雖然我的作品裡許多涉及女性成長，但性別並非我經常思考的話題。我不知道寫作里的性別意識，到底出於自覺還是不自覺。多數時候，我傾向於迴避這個沒想清楚的問題。可能因為我童年和青春期都生活在部隊大院，軍隊里，性別似乎是要被模糊掉的內容，同時又成為隱蔽中更為凸顯和強化的概念。這造成我的矛盾與混濁。
周曉楓
在寫作中遇到的困難是：一，作為妻子和母親，要承擔的家庭事務更多。二，我經常覺得，人們對藝術價值的評定是「非女性」的，因此當我描述對世界和情感的感受時，需要挑揀一番，免於被嘲為「矯情」。
張天翼
「
對性別問題的敏感將有助於我們更豐富地理解這個世界而不是相反
記者：這麼說來，性別觀調查對你意味著什麼，你希望性別觀調查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呢？
張莉：性別問題是最不起眼也最四通八達，最纖弱但也最有生命能量的文學神經，它有千鈞一髮之力，它代表了一位作家的現代意識，文明程度和思考能力。這個世界上，哪一位寫作者敢說自己的性別觀是不需要完善的呢？在調查過程中，我常常從作家的回答里找到我個人的性別盲區和認知盲區。性別觀調查的目的就是在普及常識。這個常識是：每個作家的性別觀都很重要，它們構成了我們時代文學世界裡的性別想像，會對未來的讀者構成深遠的影響。通過性別觀調查，我希望我們對現實的理解能更深刻、更深入，更複雜、更多元，而不是更簡單、更黑白分明，更武斷。
張莉部分作品
記者：在這一系列調查之後，你希望這一話題能夠向哪方面再作延展和深入？
張莉：我在大學裡教書，每天都和「95後」乃至「00後」一代打交道，這幾年我深刻認識到，年輕一代的性別觀和性別意識已是今非昔比，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麼簡單。文學是什麼呢，它要表現現實和時代的，真正優秀的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時代的前面。那麼，我們時代人關於性別問題的認識在文學作品裡傳達出來了嗎？我是有疑問的。無論是在文學創作領域還是影視劇創作領域，書寫女性形象或者兩性關係時，寫作者是否注意到女性群體本身的複雜構成；書寫日常家庭生活時，寫作者是否意識到家庭內部那種隱在的性別壓迫，以及以親情為旗號對弱者權力的蠻橫剝奪？
坦率說，我遇到過很多情境，一談性別問題對方就一臉不屑和不耐煩，因為他/她自然會想到那種二元對立，可是，假如稍微想想，馬上就會認識到，真正的性別討論不可能只在男女對立框架里討論，而是要將性別關係與貧富、城鄉、經濟發展以及種族問題結合在一起。因為同一個女性內部也有著國族和階層的分野的，不是嗎？真正的性別討論也不是只強調性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問題，對性別問題的敏感將有助於我們更豐富地理解這個世界而不是相反。也是從這個角度上講，我認為，對性別問題的理解代表了作家面對時代疑難的思考能力。賀桂梅老師曾說過一句話，「在談性別問題的時候，文學界一直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我深以為然。我甚至認為，新一代讀者的成長和成熟，會重新激發當代作家的性別觀和文學創作中的性別意識，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一個新的性別觀時代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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