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國門打開之初，有一本《病夫治國》暢銷讀書界。該書考察了26位現代領袖是如何在疾病狀態下治理國家的，無非試圖證明：「如果這些政治家身體健康的話，某些決定將是不同的」（324頁）。

《病夫治國》說得不錯，「任何一位醫生都可以和醫學專欄作家或歷史學家一樣，對更好地認識歷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貢獻」（324頁）。

但倘若落實到中國古代史領域，問題卻不樂觀：「史學家大都不懂中醫醫理，而中醫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醫學史料」（王曾瑜《絲毫編》623頁）。

然而，《病夫治國》大陸初版30年後，一位有醫學背景的史學博士，在導師啟發她閱讀該書之後，豁然憬悟：「病夫治國現象，在醫療條件相當發達的現代尚且如此，更何況醫療水平相對不高的宋代。」（1頁）

於是，發心在宋史領域完成對疾病史與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便有了這部《宋代皇帝的疾病、醫療與政治》（史冷歌 著；下稱《皇帝病》）。

她發揮了自身橫跨醫學、歷史兩大學科的專業優勢，「除了利用中醫學理論對宋代皇帝病症進行排比分析，還特別重視利用現代西醫學的成就，如內科學、外科學、心理學、精神病學、醫學免疫學、醫學統計學等理論進行論析」（10頁），從皇帝的疾病聯繫到對政治的影響，為歷史研究添加了一個解釋層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皇帝病》對有生卒可考的310位中國皇帝進行了統計，主要結論如下：

其一，自殺與他殺等非疾病死亡的100人，因病死亡的210人，各佔總數的32.26%與67.74%。

其二，在皇帝常見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藥中毒、酒精中毒、春藥中毒等），腦血管疾病與精神疾病分列第二與第三。

其三，不計自殺或他殺的100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壽命接近48歲。

其四，從平均壽命的朝代曲線來看，秦漢皇帝最低，僅34歲；逐步上升到隋唐的44歲；宋遼金君主48歲，與歷代皇帝壽命均值相當，達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於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53歲。

總體而論，宋帝群體的個體素質與文化修養，在歷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從疾病遺傳學來說，上天對天水趙氏卻並不眷寵。

兩大遺傳病

宋代皇帝的平均壽命為49.76歲，明顯低於當時上層男性的壽命均值64.47歲。難怪有論者撰文時，取了個抓人眼球的標題——《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天下》2010年第3輯，李尋、李海洋）。

現代醫學界定的疾病，不僅指有病理變化的器質性疾病，還包括與精神因素相關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

在趙宋皇族的遺傳基因中，腦血管疾病與精神性疾病是揮之不去的二豎。

北宋真宗、仁宗、英宗與神宗，連續四代都有腦血管疾病的嚴重癥狀：中風引起言語蹇澀，失語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腦血管疾病，雖然那是在他當太上皇以後。宋光宗似乎也有類似癥狀。

《皇帝病》認為，宋代皇族多屬A型性格，其自責嚴苛、脾氣急躁的個性最易導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誘發血壓升高，大大增加心腦血管病的發病幾率（90、93頁）。

在論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時，《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敗，兩宋諸帝先後恐遼、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謂一脈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式，也影響到性格遺傳，這與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懼症是互為因果的。

但也有學者認為，狂躁症與憂鬱症（即恐懼症）實為趙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現。狂躁症主要癥狀是「小不如意就狂怒異常，以致殺人放火。而且是間斷髮作，不發作時頭腦清醒」（劉洪濤《從趙宋宗室的家族病釋「燭影斧聲」之謎》，《南開學報》1989年6期）。

有一則史料也曾引發過筆者的聯想。史載，宋太祖「惑一宮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這種暴戾之舉，與趙匡胤一貫為人大相悖逆，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殺人的隱性病灶。

作為印證，還有宋太宗長子趙元佐的「狂疾」。他突然聽聞叔父趙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後一度好轉，但有一次其父沒讓他出席重陽諸王宴，便「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宮」。他在真宗朝病情穩定，活到了仁宗初年。

考察太祖與太宗後裔，這種「狂疾」一再呈現顯性狀態：太祖之孫趙從讜「射殺親事官」，禁閉別宅竟自剄而亡；太宗曾孫趙宗說也酷虐地「坑殺女僕」，閉鎖幽死。

當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會出現狂躁與抑鬱交替發作的「雙相障礙」。最明顯的就是宋光宗，先是憂懼成疾，禪位後或嗔罵，或慟哭，竟至掄臂怒毆自己的皇后，顯然屬於狂躁症，最後成為「瘋皇」。

低智商

除了困擾趙氏宗室的兩大遺傳病，寧宗與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宮廷秘密。

宋寧宗有消化功能紊亂症，關注飲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但怪誕之舉卻令人啼笑皆非。他用白紙為底、青紙為邊，讓人糊了兩扇屏風，其上分書：「少飲酒，怕吐」與「少食生冷，怕痛」。

每次巡行後宮，就命兩個小宦官各扛屏風前導開路，到達後正面豎好，有勸酒食者，就手指屏風示意。作為堂堂大國之君，竟不能應對金朝使者的入見禮儀，「陰使宦者代答」，其治國能力不言而喻。

晚宋周密毫不客氣認定，「寧宗不慧而訥於言」。《皇帝病》判斷，「宋寧宗為魯鈍型精神發育遲滯，相當於輕度的精神發育不全」（53頁）。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親侄，《宋史》說他「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虛飾之言。

據《癸辛雜識》，度宗出生後「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分明是發育不良，智力獃滯，長到七歲還不會說話，恰恰證明他的語言發育能力遠比正常兒遲緩。但宋理宗絕後，為不讓皇位轉入遠支宗室，竟偽稱神人託夢：「此十年太平天子也。」

宋度宗21歲立為皇太子，理宗為其創造了最好的教育條件，他也「終日手不釋卷」，不可謂不用功。但每次請安時，理宗總問他日課，「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之以怒，明日須更覆講」。

玩味這段為尊者諱的記錄，不難讀出背後的事實：度宗的智商實在不敢恭維，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反覆剖析」，甚至「繼之以怒」。

《皇帝病》據「以其母賤，遂服墮胎之葯」的史料，認為在圍生期內，「許多藥物都可導致胎兒精神發育遲滯」，度宗較之寧宗，「精神發育遲滯更為嚴重」（53頁）。

在兩宋諸帝中，宋高宗活到81歲，最稱高壽。但建炎三年（1129），他在揚州行宮白晝行床笫之歡，突接金軍奔襲的戰報，驚嚇之下，立馬陽痿，時年23歲。其後，他為恢復性功能而「垂意藥石事」，服用御醫王繼先開出的仙靈脾（即淫羊藿）。

研究者認為，該藥方雖有補腎壯陽的「偉哥」性能，但「應有互不協調的成分，使高宗無葯則不能行房，服藥卻不能生育」（王曾瑜《絲毫編》288頁）。

他碰上了循環性悖論：不重振雄風便不能生育，要重振雄風則必須服藥，但服藥行房就無法生育。性功能障礙與不育症困擾其終生，他終於絕了後。

致病原因

《皇帝病》探討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歸結為遺傳因素、環境因素、生活方式、性格因素等。明人朱國禎說，「疾病多起於酒色，而帝王為尤甚。」在酒色誘惑前，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

先說嗜酒。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與斧聲燭影前夕的兄弟酣飲，都與嗜酒有關。宋真宗「飲量無敵」，愛以巨觥召綽號「李萬回」的侍讀拼酒。

宋光宗為太子時，嗜酒癖好就名聲在外，即位後更是「宮中宴飲，稍失節度」，李皇后也好這一口，宋寧宗的魯鈍或是受胎時酒精中毒所致。宋理宗「飲宴過度」，以致時人以「天地醉經綸」譏之。宋度宗「既立，耽於酒色」。

再說縱慾。

宋仁宗親政之初，尚、楊二美人有寵，每夜侍寢，「體為之弊」，「臨朝則多羸形倦色」，完全打不起精神。他晚年中風，也與隆冬臘月寵幸宮婢時中了風寒有關，終至一病不起。

宋哲宗25歲撒手人寰前，小便中旋下白物，御醫診斷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皇帝病》認為，這種滑精癥狀「與其年少時過多親近女色密切相關」（58頁）。

宋徽宗後宮妃嬪數以萬計，還別有「性趣」，「五七日必御一處女」，他禪位後放出的宮女竟多達六千餘人。

宋高宗「好色如父」，還道貌岸然聲稱「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揚州之變後，他倚賴壯陽葯繼續縱情聲色。直到做了太上皇，還召入孫女級的美女供其洩慾。他死後，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

宋理宗沉迷女色，對宮嬪「泛賜無節」，晚年為滿足色慾，還把官妓召入宮中。在東宮時，宋度宗便「以好內聞」，凡「御幸」的宮嬪，按宋制次日就應登錄謝恩，他即位後，居然「謝恩者一日三十餘人」，縱慾之甚，怕也破了紀錄。

縱觀宋帝的癥狀與病因，凸顯出君主專制的非人性，也即黃宗羲所激烈抨擊的：「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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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摘自《從陳橋到厓山》作者：虞雲國，出版：九州出版社

內容簡介：

作者虞雲國先生兼具歷史學家的專業眼光與人文學者的生動文筆，通過對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繪，重大史事的獨到解讀，文化現象的別樣詮釋，制度層面的透闢剖析，最終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總論，宏闊而縱深地展現了宋朝興亡成敗的邏輯軌跡，堪稱是一部深入淺出而雅俗共賞的歷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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