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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平:思想史視域中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

社會哲學不是在流行的社會學和哲學研究之間整合出一種滿足於今天跨學科需要的新理論或新視角。在我們看來,那種做法只是一種為創新而創新的市場化學術動態,它恰恰是嚴肅的社會理論所批判的物化現象之表象。實際上,社會理論家們在討論問題時都深刻地貫穿著哲學的探討,即關於社會是什麼的形而上學探討。這種探討不僅涉及研究邏輯的可論證性,而且更關注每一種主張的價值之合理支撐。為此,我們將從思想史的視角切入,梳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既有研究,從「社會一般假設」的視角來重新審視社會哲學的研究問題。

社會批判理論與一般社會發展理論邏輯統一

從思想史及其當代意義的角度來說,社會哲學正是我們獨立的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我們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為例做一簡要闡述。

我們都知道,經由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在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左翼知識分子之中大多採取了社會理論的形式而發揮作用。在邏輯上,法蘭克福學派是承接盧卡奇的理論傳統的。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強調,馬克思主義與它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都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認知,不同的是,後者與商品社會結構保持一致並作為其反映的意識形態,而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盧卡奇這樣做,是試圖明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適用範圍。盧卡奇為旨在推動資本主義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打開了運用和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方便之門。但需要注意的是,社會批判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維度。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來說,對特定社會的批判與對人類社會發展一般進程的理解,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正因為這一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非常明確地區分了廣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狹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即關於人類社會一般規律的理解和對特定社會歷史特殊規律的理解,這兩者都是必須的。正如國內學者所指出的,如果沒有哲學(即唯物辯證法,也即關於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認識),那麼作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可能完成。因此,強調基於特殊社會規律的社會批判理論沒有問題,但如果進一步以此來壓抑一般社會發展理論(即社會哲學)則就成問題了。

反觀法蘭克福學派,儘管其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十分深刻,但也存在著關於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一般特點的理解。在這個問題上,就整個學派來說,始終存在著獨特的內部矛盾和分歧。一方面,在總體上,構成整個學派批判社會歷史哲學綱領的《啟蒙辯證法》(它的自我定位)實際上以比較精緻的形式重申了異化史觀,即歷史人類理性的自我顛倒。另一方面,在學派內部,也存在著多種關於人類歷史變遷一般機制的敘事。例如,馬爾庫塞試圖融合馬克思主義關於「類」以及精神分析關於個體的分析,從發生學角度揭示文明變遷及其未來。以哈貝馬斯及其引發的理論爭論看,重建關於社會(文明)的一般理解,是深化社會批判理論的關鍵。這些理論家自己也講得很清楚,之所以他們與馬克思發生思想關聯,原因亦在於馬克思提供了最為深刻的資本主義批判,但在他那裡,關於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其他社會形態的分析是需要澄清的。

重新理解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結構和變遷的基本看法

正如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並沒有陷入他自己所批判的拜物教中,在他那裡並不缺乏與象徵人類學一致的追求。當然,正如教條主義的解釋,生產力崇拜似乎也構成馬克思主義的顯著維度。對於此,薩林斯認為存在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薩林斯只是藉助於西方學者「兩個馬克思」之見給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已。薩林斯沒有認識到的是,在所謂兩種歷史唯物主義表述之間存在著邏輯聯繫。前述恩格斯關於廣義與狹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區分說明了這一點。當然,恩格斯沒有說明,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明確強調的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概括是基於人類歷史展開的實際水平進行的。馬克思的名言「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說的便是這個意思。

正是從上述馬克思創建的科學方法出發,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在今天,必須重新理解包括馬克思的許多重大命題在內的關於人類社會結構和變遷的基本看法。這是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求。例如,當我們使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一般見解來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轉化時,我們有沒有意識到,較之於先前歷史階段,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作用、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極大地增強了,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提出比基礎更基礎和比上層更上層的問題。這是因為,當我們面對諸如互聯網、手機不斷刷新生活方式時,有沒有意識到,更深地改變自己的不是外在的技術,而是馬克思所強調的必須與技術區分開來的「資本主義應用」,即在現代社會中不斷被強化的技術創新思維和路徑。後者在今天不僅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創新能力,而且決定著新技術應用的社會後果。現代社會的物化正是發生在這一層次上,它的表現是,技術創新不是為了改善人類生活而是為了資本增殖。在邏輯上,社會描述是人與人的關係,但這種關係的建構具有歷史性質。在此,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歷史地積累起來的被視為心理的和文化的那些社會形式,雖然在根本意義上是經濟生活的產物,但它們在一個社群的實際生活中卻會直接站在前台指揮著社會的運行。在這裡,我們再次遭遇到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

重新審視社會研究的基本假設

如果我們真正理解了現代社會發生的這種變遷,那麼,也就順理成章地理解了西方社會理論的反應。諸如吉登斯這樣的學者在塗爾干《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之後提出「新規則」,把「語言在實踐中的重要性」作為中心主張來解釋社會學,不就是要求回應以歐洲社會為原型的豐裕社會之意義優先的行動邏輯嗎?馬克思主義必須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做出自己的科學分析。重新發展社會哲學,深化自己的基本研究假設,便是基礎性工作。

歷史地看,從孔德突出社會研究的重要意義以後,在社會自我認知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方法論反思的需要。我們前述提及的法蘭克福學派、法蘭西理論、吉登斯等,只是漫長的社會研究歷程之不同階段的代表,它們與馬克思主義有著複雜的對話關係。從這些例子看,在社會研究的基本假設上,確實存在著不少馬克思主義需要直接面對的重大問題。如果說,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人文社會研究學派已經成為時代的呼喚,那麼建立自己獨立的社會研究基本假設將是最核心的問題。可以斷言,缺乏獨立的社會哲學建構,要真正面對西方思想史事實都很困難,更不必說擺脫其影響。因此,我們主張重新重視社會哲學研究,不是簡單地捍衛一種既有研究路徑,而是主張通過對傳統研究關於社會基本假設的反思打開新的視域。在今天,社會歷史的急劇變遷,這種反思成為強烈的理論需求。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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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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