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道咸年間 為何科舉舞弊的現象特別嚴重？

咸豐皇帝登基之初，便有下詔求言，斥退奸臣之舉，可見在咸豐皇帝內心深處，並非不想當一個振作有為的君主，通過改革起積弊於因循苟安之世。

誠然，咸豐有改革的想法是好事，能將其付諸實踐也值得稱許，但其改革的方式卻經常短視和流於表面，只能揚湯止沸，不能作釜底抽薪之用。前文提到的依賴鄉勇而忽視正規軍為一例，本文要講的戊午科場案亦為一例。

在正式討論戊午科場案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故事發生的背景。自科舉制度出現以來，科場舞弊就與之相伴而生。一千多年科舉考試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作弊與反作弊手段如同老鼠和貓一樣不斷追逐和進化的過程。

到清朝時，科場反作弊的手段已經發展得較為完備，像夾帶小抄這類初級手法基本宣告失效。然而，還有一種舞弊方法，是技術性防作弊手段無論如何無法徹底根絕的，那就是賄賂考官。

事實上，官方並非沒有針對賄賂考官的反作弊手段，其中比較有效的一個方案，為糊名易書之法。所謂糊名易書，即用封條將試卷上考生姓名遮擋，同時考卷內容也讓人重新謄抄後才送到閱卷官處，以防止受賄的考官通過查詢考生姓名或辨認筆跡取中作弊者的試卷。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場有糊名易書，作弊者則發明了「遞條子」的手段來繞過這兩道限制。吳相湘所著《晚清宮廷實紀》記述了晚清時期遞條子之風盛行的現象：

「自道光以降，科場秩序日見廢弛，舞弊之事層出不窮，而所謂『條子』之風尤盛行。條子者，截紙為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以為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憑條索之，百不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

條子上除了註明考生詩文某處用了什麼字，方便考官按圖索驥之外，還包攬了報價的功能。有些考生在條子上用圓圈做記號，一圈代表黃金一百兩，傳言曾有多至三十圈者。某些無良考官勾結作弊考生，從圓圈多少按條取卷，一次監考就可賺得下半生衣食無憂。

科舉舞弊的現象，並非咸豐朝所獨有；清代之科場案，咸豐朝之戊午科場案亦不是第一次。然而，戊午科場案中作弊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是以前朝代所望塵莫及的。

在過去，作弊者是少數，科場案只是抓典型。而道光朝以後，科場舞弊儼然成了一種風氣，不作弊的人反而成了少數。

曾有熟識考官的人參加科舉，事後未中舉而問及考官，反被考官埋怨考試時為何不遞條子，此為晚清科場一大怪現象。《清史稿》記載：「自道光以來，科場請託，習為故常，寒門才士，為之抑遏。」

為什麼科舉舞弊現象在道光、咸豐年間最為嚴重呢？

一方面，由於上位者的怠政，舉國上下因循疲玩，不勞而獲的思想濃重。尤其是滿洲八旗子弟，以及過去靠參加科舉而上位的既得利益者，將科名視為其家族傳承的故物，即便能力不足，也要通過作弊的方式取得功名。

另一方面，也全賴道光朝兩任科舉總裁——曹振鏞和穆彰阿——對科場舞弊行為的縱容和放任，三十多年來逐漸形成了如此惡劣的風氣。《晚清宮廷實紀》論道：「掄才大典，至是淪為賄賂場，時風至此誠愈下矣。」

科舉考試中賄賂舞弊之風盛行，寒門士子無力行賄，則科舉名額全被公卿子弟佔去。最後一條上升通道被堵死，則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固化會愈加嚴重，對國家和社會的破壞是極端嚴重的。咸豐皇帝發起戊午科場案，便是對之前數十年科舉之沉痾積弊的一次總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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