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百姓屢屢力保巨盜總督很不解，百姓：官府不處死他我們不敢不保

清代的皇帝沒有一個不勤奮的，就連向來奢侈享樂的慈禧太后對政事也是十分上心，可儘管高層宵旰憂勞，無奈官員們並不感動，他們平日里詩酒酬唱、赴飯局、逛妓院、進戲園，幾無虛日。官員們無所作為，當然是胥吏專政的肥沃土壤。於是，京城裡盜賊橫生，各部院衙門成了梁上君子們大展身手的處所。

光緒時期，皇帝的玉璽就做過神偷的囊中物。有一年，玉牒修成後，加蓋「皇帝親親之寶」玉璽，用完後送入庫房加鎖封存。一位大學士回家後返回內閣，讓值班的內閣學士把這顆玉璽拿出來看看，內閣學士去取時，看到封條未動，鎖也完好，但取出匣子時，發現剛剛用過的玉璽不翼而飛了。

這下可急壞了大學士，按處分條例，丟掉玉璽是要受到極重的處罰的，但這位大學士久經官場，並沒有立即上報皇帝，而是在匣子里放了一張一千兩的銀票。第二天拂曉再來檢視時，玉璽已經替代了銀票。畢竟，梁上君子求的是財，就是玉璽到手也不敢出賣，不如拿著一千兩銀票來的放心。

清代皇帝勤政是歷朝歷代所罕見的，同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大臣敷衍塞責，懶於公事也是歷朝歷代中名列前茅的。晚晴時期，有一位做過20餘年幕僚，做過30餘年官，足跡遍布9省的老翁，對官場情形了如指掌。他認為：「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知；知則劫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興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巡撫、巡道幸不常巡；巡則攪驛道，折夫馬，斥供張，勤饋贐，屬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

當然，老翁所說的是對官場的一種諷刺，但官員要是不理政事，也會給民間帶來另一種苦難的，比如犯罪增加，甚至出現百姓保強盜的事情。

岑春煊曾經向章士釗講述自己任四川總督時的捕盜的經歷。四川有一個江洋大盜，多次被官府拘捕，又多次獲釋，每次獲釋都是眾多百姓到官府哀求擔保的。難不成世事無常，百姓真的如此這般愛戴強盜嗎？

非也，岑春煊在任時秘密捕獲此人，尾隨求保釋放的人綿延幾里路。岑春煊一等人犯押到，審問幾句便欲梟首示眾。驚慌害怕的群眾對岑春煊說：我們受盡了這個強盜的禍害，但是過去的官府太怕事，逮捕以後不殺他。所以緝捕時我們不為他擔保釋放，出來後就會變本加厲，因此我們不能不保，也不能不全力擔保。岑春煊在民國年間寫的《樂齋漫筆》中提到過此事，說這個盜賊是一名鄉紳，說明那個時期是官盜一家，官盜難分了。

同治初年，山西省有一個姓杜的富裕人家，因妯娌之間爭家產，詞訟連年累月，互不相讓。山西官員從州縣到按擦使都發了大財，因為雙方都賄賂官府想打贏官司，山西巡撫英桂亦得到雙方的好處費。官員有利可圖，官司則不忙了結。

按察使瑞昌所得最多，後來革職離任時，銀子多無法攜帶，就在省城以12:1的比率換成金子，省城金子幾乎全被瑞昌換絕，瑞昌也因此獲得了「黃金賊」的綽號。然而，挨罵不過是一陣子，真金白銀到手才是真實惠，可以舒舒服服地過完下半輩子。

清末時，儒家傳統規範早已不能約束那些官員們，道德的淪喪竟到了如此地步。像瑞昌這樣的官員，竟然沒有受到朝廷的嚴懲，逃脫了大清律法的制裁。只有民間對他口誅筆伐，世道如此黑暗，百姓何以生存，大清又何能不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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