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為何選擇「洪憲」作為稱帝年號？

文史 04-02

文 | 諶旭彬

2019年4月1日，日本宣布新年號為「令和」。新天皇將於5月1日舉行即位儀式，屆時新年號正式啟用，「平成時代」將成為歷史。

圖：日本公布新年號「令和」

年號紀年這種方式，發端於中國。

若不計入短暫的張勳復辟和偽滿傀儡政權（它們不足以代表中國政府），袁世凱的「洪憲」，可以說是中國政府公開頒布的最後一個年號；而這個年號，最後未能壽終正寢。

「洪憲」對應的政體，是袁世凱設想的「中華帝國」；「洪憲元年」試圖取代的對象，是「民國五年」（1916）。

近代筆記史料《花隨人聖庵摭憶》，如此記述袁世凱選用「洪憲」作為年號的緣由：

「當時袁將改元，群下議年號，僉思綰洪合武，於是有洪憲、憲武之擬稱。蓋利用思明覆清之心理。」

大意是：眾人開會商議，都說應該利用民眾「懷念明朝、顛覆清廷」的心理，「綰洪合武」，將新年號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捆綁在一起，於是結合君主立憲之意，擬出了「洪憲」、「憲武」等選項。

圖：袁世凱贈《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照片

其實，清末民初，普通民眾當中並不存在什麼「懷念明朝」的心理。

清廷文網密布百餘年，清軍入關時的血腥往事，早已被遺忘和掩埋，一代代知識分子也在戰戰兢兢中學會了自我審查，很擅長在虐待里發現快感，從奴役中尋出美來，修改「內心的道德律」來和外部世界達成「和解」，是很常見的生存之道。所以，章太炎曾發現，晚清民間流傳的《日知錄》，刪改程度遠比官方版本更徹底；錢穆於清末上私塾，聽革命黨老師說本朝皇帝是滿人，竟大吃一驚，回家趕緊詢問父親此說是真是假；進入民國，新政權號召民眾剪辮子，但直到1920年代，辮子在中國仍隨處可見。

秦制皇權喜好密室政治，著意於營造莫測天威，所以自漢武帝時代開始，中國很少保存年號制定的相關史料。這一點與日本大不相同——自平安時代開始，日本史料不但記錄了年號撰擬者的姓名、年號的典故出處，還會將落選的年號也保存下來，供以後參考。

袁世凱改元「洪憲」也是如此，幾乎沒有直接的史料存世。今人既不知道「洪憲」二字是何人所擬，也不知道「洪憲」之外究竟還有哪些選項提交到了袁世凱的案前；更不可能知道具體的討論過程。

圖：袁世凱，英國記者拍攝於1912年4月

流傳至今的，只有各種來歷不明的傳言。比如有文章稱，袁世凱的兩個兒子，袁克定和袁克文，曾經為了年號對壘，袁克定主張「定武」，袁克文要用「文功」：

「在袁世凱稱帝前，袁曾就年號問題召『群臣』聚議，紛說不一。起初主張用『武』字者居多，他們引『漢光武』、『明洪武』為證，認為開創之君，以『武』為宜：有忠於太子袁雲台(克定)一派的，他們認為用『定武』為年號就很好。但也有主張用『文』字的。這些人大概屬於捧袁的次子寒雲(克文)一派的。他們說，項城稱帝，俯順民情，並非以武力平定天下，宜建號『文功』。兩說相持不下，袁氏本人也猶豫難決。」

這種說法的原始出處，是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

劉成禺「簿注」的資料來源是市井傳言。據他自己講，袁世凱稱帝前後，他閑住在北京城南，「內外騷然，朝野新語，日不暇給，遂所聞所見，隨筆記錄」，後又得「當代名人良友供給材料」，於是寫成《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

袁克定與袁克文為了年號對峙，頗似市井文人刻意編排的情節。不過，「洪憲」取自「洪武」「立憲」，確是當日反袁知識界的普遍看法。民國八年，章太炎給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做序，就斷言「洪憲」之「洪」，等於洪武洪秀全黎元洪：

「夫力不足者，必營於禨祥小數，所任用者皆蒙蔽為奸，神怪之說始興。以明太祖建號洪武，滿清獨太平軍為勁敵，其主洪氏也。武昌倡議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壓塞之，是以建元洪憲雲。」

大意是：只有那些沒能力、沒底氣的人，才會求助於方術這種小道，任用一群奸人，搞出種種神怪之說。袁世凱以「洪憲」為年號，一是與朱元璋的「洪武」掛靠，二是呼應清廷的大敵洪秀全，三是想把「洪」字拿過來壓制黎元洪。

圖：章太炎《洪憲紀事詩序》

不過，袁世凱自己並不承認這種解釋。

1916年2月16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拜訪袁世凱。袁告訴芮恩施，自己用「洪憲」作為年號，與朱元璋的「洪武」沒有關係：

「於是，他又回來再—·次談他的功績。他說，他曾迫使滿洲政府頒布憲法。他還談到為他的統治時期選擇『洪憲』作年號的問題，這個年號意為『偉大的憲政時代』。」

按袁的解釋，「洪」的意思是洪大、偉大，而非洪武、洪秀全與黎元洪；「洪憲」不是「洪武立憲」，而是「偉大的憲政時代」。

就字面意思而言，袁的這種解釋，無疑也是可以成立的。

圖：1912年，袁世凱在大總統府（站立者為時任大總統府副禮官的蔡廷幹）

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反袁知識分子對「洪」的理解，袁世凱自己對「憲」的解釋，其實並不衝突，二者共同構成了「洪憲」這個年號的全部涵義。在袁的設想里，「洪」可以解做「洪武」，也可以解做「洪大」，所以「洪憲」是一個很討巧的詞，既足可以體現新帝制（中華帝國）取代舊帝制（清廷）所蘊含的「思明覆清」；也能夠昭示新帝制（中華帝國）繼承了民國所主張的憲政理念。

但這種討巧，對於時代轉型並無多少實質意義。

運作帝制極為賣力、有「洪憲帝制總導演」之稱的朱啟鈐曾言：

「項城自一九一三年以後，深感國會、政黨政治之不可行於中國，浸尋而思求帝制。」

洪憲之下，國會不成其為國會，政黨政治不成其為政黨政治，所謂「偉大的憲政時代」，自然只是虛言。

（完）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

諶旭彬，《清朝滅亡了，人們不肯剪辮子》。

李克非，《袁世凱稱帝趣談》。

劉成禺/著、寧志榮/點校，《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299~301頁。

章太炎，《洪憲紀事詩序》。

（美）保羅·S.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1913~1919年美國駐華公使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82，第146頁。

張國淦，《洪憲遺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