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未被日軍大規模劫掠的真實原因

文史 04-03

編者按：4月2日，演員趙立新在微博發問「日本人佔領北京八年，為什麼沒有搶走故宮裡的文物並且燒掉故宮？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嗎？」，引發了巨大爭議。趙隨後發布聲明，對自己「不夠嚴謹的措辭」表示道歉，「希望大家能夠原諒我包容我」。

揆諸史實，抗戰期間，日軍並非沒有劫掠故宮文物，只能說「大多數故宮文物未遭日軍劫掠」；個中緣故，也非日軍收起了「侵略者的本性」，而是基於更現實的利害考量。《短史記》之前對此事有過介紹，這裡重新推送一次，希望有助於廓清誤解。

文 | 諶旭彬

抗戰期間的故宮文物，分為南遷和存留兩個部分。

1933年初，日軍攻佔熱河，平津震動。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等四家機構決定將部分文物南遷，前後分五批起運。先暫存於上海租界，後於1936年底存入南京朝天宮庫房，也就是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這批南遷文物共計19557箱，其中故宮博物院13491箱，頤和園640箱，古物陳列所5415箱，國子監11箱。

南遷文物雖屬精選，但也只是故宮所藏曆代皇室文物的一小部分，留在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仍至少超過了100萬件（套），珍品不可勝數——當時未有完整統計；2010年的詳細點查數據是，故宮館藏文物為180558件（套）；摒除後世增入與戰後迴流的部分，認為1933年文物南遷後，仍有超過100萬件（套）文件留存在北平故宮，其實是一種比較保守的估計。

圖：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

南遷部分的命運，比較波折。自1937年8月開始，這部分剛剛安定下來的文物，再度踏上西遷之路——據韓啟桐1943年的統計，共計運出16627箱，2953箱被迫留在了南京。

第一批西遷故宮文物，沿長江水路，經漢口、長沙運至貴州安順，後又轉移至四川巴縣；第二批走水陸兩路，經漢口、宜昌，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抵達重慶，後為避日軍轟炸，又轉運至樂山，期間發生過箱體落水事件。第三批走陸路，由火車運往徐州，入陝西後，沿秦嶺山道用卡車運入漢中，為避日軍轟炸，後又轉移至成都，最後存放於峨眉上的廟中。

顛簸、翻車、落水、泡雨、誤炸、倉庫坍塌、潮濕霉變、白蟻侵害等，對西遷故宮文物造成了許多損失。抗戰勝利後，文物東歸，途中尚且「嚴重損失文物達120餘箱」，戰亂中的倉促西遷，損失自然更大。比如，1938年2月四川禁煙局倉庫坍塌，曾壓損文物七箱；6月，陸路押運的士兵不慎引爆手榴彈，炸毀文物四箱；1939年，往樂山轉移時多隻文物箱落水，多艘船隻觸礁導致船艙進水波及文物……也就是說，坊間流傳已久的「西遷文物幾乎沒有損失」、「沒有丟失過一隻文物箱子」的說法，與常識不符，也與史實不符。可惜的是，這些損失，戰後並未留下詳細的統計資料。

滯留在北平和南京的故宮文物，是留有詳細損失統計的。

下面這張《被劫文物清單》，由故宮博物院統計，1948年9月呈遞給盟軍總部，再由盟軍總部轉令日本政府，對損失文物徹查尋找。

清單中的66隻大銅缸，是北平故宮博物院的被劫文物。自白地青花大盤至玻璃罩（先往下，再往右），是故宮南京分院遺失的文物，其餘屬於古物陳列所寄存在南京分院的文物。

製圖/短史記

北平淪陷期間，日軍對故宮博物院較嚴重的侵擾、劫掠有兩次。

第一次是1938年6月，敵偽憲警兩度闖入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館，搬走、撕毀大批圖書雜誌。

據統計，日偽共計搶走圖書書216種，計314冊；雜誌305種，計655冊。主要劫奪銷毀對像，是含有反日、愛國、馬克思主義、揭露日本殖民、偽滿真相等內容的出版物，如《抗日救國須知》、《日本在滿洲權力及地位》、《中國喪地史》、《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觀與我們馭議》、、《日本侵略中國年表》等。

第二次是1944年，日偽強制故宮「獻納銅品」，用來鑄造槍炮子彈。

北平城裡的「銅品獻納運動」始於1943年，日軍很快注意到了「意宮內銅缸及歷史博物館銅炮等件」，「借遊覽之名來宮中調查銅器者不乏其人」。進入1944年，客觀形勢已很難抵制日軍對故宮銅缸銅炮的徵用，為避免日軍直接侵入造成更大損失，故宮將轄區內的兩百多口銅缸造冊，篩選出其中沒有款識、不能斷明年代者54件，連帶2尊銅炮，交給了日偽。大略同期，日軍還曾直接自故宮劫奪銅燈亭91座、銅炮1尊。及至日本投降，後者在天津被發現，但已經殘破、缺損，前者則不知所蹤。

圖：日軍劫掠故宮銅缸一隅

滯留在南京是2900多箱南遷文物，藏於朝天宮地庫，損失也「幸不甚大」（馬衡語）。

1938年6月，日軍打開地庫，對文物進行了開箱清點，並搬出保存至日軍兵站。汪偽政權成立後，這部分文物，成了裝點「中日親善」的工具，被移交給了汪偽政府。抗戰勝利後，由國民政府重新接收。

由日軍、汪偽控制期間，這部分故宮文物出現了損失，具體統計見前面的圖表——1件鐲子、1隻鍾、1件棉被、33件衣料……，這種情況，多半是個人性質的順手牽羊所致。

日軍之所以沒有大規模搶掠故宮文物，是多種原因下的產物。總結起來，大致有如下幾條：

（1）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國民政府在倫敦和莫斯科舉辦了故宮文物展，倫敦的展出，規模與規格都很高，極大提升了故宮文物的國際知名度。侵佔故宮文物，對日軍而言是有國際輿論壓力的。

（2）日軍既然要在淪陷區扶植傀儡政權（包括顧及偽滿溥儀的臉面），自然不便直接掠奪故宮文物。所以，對北平故宮博物院，日軍最核心的訴求，不是奪取文物，而是扶植一個親日的院長（事實上並未做到，由日偽任命的院長祝書元，立場仍傾向於維護故宮文物的安全）；對存留南京的故宮文物，也選擇交由汪偽政權保管。

圖：故宮是重要的政治場域，圖為1941年偽「國民政府還都大會」在太和殿舉行

（3）故宮留守人員努力清點造冊，使文物有詳細編目、登記在冊，增大了日軍掠奪文物的難度。如1942年底，故宮文物點收工作重啟，至1943年結束，清點造冊文物20餘萬件。雖屬螳臂當車，留守人員對日軍掠奪的抵制，也不應忽略，如1938年10月有漢奸組織自故宮取走蒙古地圖兩件，交予日軍多田部隊，後經故宮工作人員再三追討索回；對日軍的獻銅要求，故宮也是能拖則托。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其實還在於佔有故宮文物，對日軍而言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好處，既無助於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屈服，也無助於所謂的「中日親善」，只會造成政治麻煩、外交麻煩。反之，對那些有直接用處的銅缸、銅燈亭，仍然還是會直接去搶。

所以，故宮的文物損失，完全不足以代表抗戰期間中國的文物受損情形。

下表是「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1946年所編寫的「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該調查當年採取了從嚴篩選標準（比如要求在提交文物損失時提供文物照片等依據），損失估價來自「文物專家及業書肆及古玩者」，依據的是「戰前標準」，較之失主自己所承保的價格也是「削減甚多」。

故而，這是一份比較保守的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