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編簡單歐洲史08：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你一定會喜歡這些平民百姓。
他們很臟很臭，看來很不討喜，因為他們一年到頭無分寒暑地日夜操勞，形容憔悴、傷痕纍纍、營養不良、疾病纏身。那為什麼你還會喜歡他們？因為他們的命運很容易追蹤；百年復百年，他們做的都是同樣的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耕種。
要討論平民百姓，我們不必列時代年表；換句話說，只要是住在鄉村或聚落、對農作生產有輔助功能的人，例如車輪修造匠、鐵匠或勞力工，全都包括在內。羅馬帝國境內，有將近九成的人都住在鄉間，這個帝國不乏大都富邑，儼然羅馬城的前身，但城市的人口僅佔全民的一成。
大城市的食物本要靠鄉村的穀物供應，可是穀子很重，無法靠陸路用馬車迢迢運來——因為它會腐爛朽壞，價值盡失。羅馬的穀物是從埃及漂洋過海運來的，遠比其他的運輸方式便宜。羅馬帝國後期，政府為了討好人民，還會對羅馬的穀物配銷提供補貼；當年的羅馬就像今天的第三世界城市，有如大磁鐵般吸引人口蜂擁而至，卻無法供應這些人的生活所需。當年的羅馬不只提供免費麵包，也會定期在圓形競技場舉辦大場面的娛樂節目。羅馬諷刺詩人尤維納利斯就形容，這個政府是靠著「麵包和馬戲表演」才得以苟延殘喘。
1.九成五的人住在鄉下
穀物貿易在當時可說是絕無僅有。帝國內大部分的商業買賣都是重量輕、價值高、禁得起長途跋涉的奢侈品。一如19世紀以前的歐洲，羅馬帝國境內大部分的人都是就近取材，看附近種什麼或製造什麼，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一概是本地出產。歐洲村舍之所以拿茅草覆頂，不是因為它比石板屋頂更有詩畫風情，而是因為茅草便宜，唾手可得，因此，經濟發展並不是羅馬人推動革新的重點，以一套法典及一種效率卓然的軍事組織將整個帝國維繫於不墜，才是他們的治國精神所在。直線相交的羅馬道路，有一部分迄今猶存，即是出自當年軍事工程師的設計，主要目的是讓士兵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時行進迅速，因此是直線的；但如果是設計給一般馬匹和馬車使用，坡度會和緩得多。
在羅馬帝國的最後兩百年間，隨著日耳曼蠻族入侵，城市人口流失，貿易嚴重萎縮，地區的自給自足更形必要。在帝國的極盛時期，城市是沒有圍牆的；羅馬的敵人都被擋駕在邊境之外。直到3世紀，城鎮開始沿著外圍築起城牆，後來城牆涵蓋的區域越來越小，更證明了城鎮的萎縮。公元476年，整個羅馬帝國消失於無形，此時鄉村的人口比例已經升至了九成五。
這些人口就此留在鄉間，一留就是數百年。日耳曼蠻族入侵之後，其他外族也接踵而至：7到8世紀是穆斯林，他們佔領法國南部，攻進義大利；9到10世紀是維京人，到處燒殺擄掠，大肆破壞。11到12世紀，和平終於到來，貿易逐漸復甦，城市生活這才起死回生。5世紀之後，有些城鎮幾乎完全夷為平地，其他也大為縮小。
土地勞動人口開始出現下降趨勢，但極其緩慢。15世紀，歐洲開始向海外擴張，商業、金融業、航運業因此水漲船高，城市也欣欣向榮。1800年左右，西歐的鄉間人口可能已降到八成五，稍低於羅馬帝國當年。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口移動幾乎無甚變化；唯一的例外是英國，1800年前後，它的鄉間人口隨著城市人口激增而開始銳減，到了1850年，英國人已有半數都居住在城市裡。
2.談天氣，憂心命運
耕種食物的人也有等級之分。長久以來，無論什麼時代，小地主、奴隸（或當過奴隸的自由民）、農奴（或當過農奴的自由民）、佃農（或收益分成的佃農）和勞力工都可能包括於耕種者之列。我們通稱他們為農民。不過，無論身在何處、處於什麼年代，這些人的工作方式都一模一樣；在義大利、法國南部和西班牙，19世紀的犁田方法和羅馬時代殊無不同。他們用很原始的犁，你只要想像一根叉狀的長木棍，底部有個切割用的刀片就是了。一頭牛或馬在前拉著犁，一人在後抓著犁頭控制方向，而刀片很難深入土壤內層，只能淺淺刮過表面。犁田是以棋盤式進行，先沿著田地直行，再橫著犁下去。
有輪的犁具是中世紀早期的偉大發明之一，發明者是何人已不可考。它對法國北部、德意志和英國的厚重土壤尤具效果。基本上，
早期的叉狀犁具，重量相對為輕，只能在小塊田地間淺掘土壤的表面。有輪的犁具則可深入北歐的深層土壤，犁出一條條長形的壟溝，稱為「弗隆」（furlongs）（譯註：furlongs，亦稱浪，長度單位，相當於0.2公里）。
這種犁具頗類似於現代的耕土機，只是還是得由動物拉車並且由人控制。這種犁除了有個挖得進土壤的銳利刀片，還有一個模板可將挖松的土壤抬起翻轉。這就產生了壟溝，不止是挖挖表面而已，而且壟溝都是同個方向、互相平行，不再是舊式犁法的平行相交。在重土壤上，灌溉的水可以沿著壟溝流下去。犁田是辛苦的工作，你不只是操控犁具的方向而已，如果你的肩膀和手臂不用力抓緊，不但挖不到土還會翻覆。犁完田後就是播種，這個差事比較輕鬆，你在田地一條條的刈溝里撒下種子，然後拿一根耙子（harrow）——耙具的一種——把種子蓋起來。
犁田是男人的事。收割則是男女老幼都要參與，而且因為安全收割期很短，農民得從城鎮招募臨時工，就連本地的士兵都可能走出軍營前來幫忙。收割的工具是鐮刀，一種有柄的彎刀。考古學家曾在最古老的人類聚落里找到鐮刀，而直到20世紀初葉，鐮刀在歐洲依然是標準的收割工具。1917年，俄羅斯爆發社會主義革命，製作了新國旗向勞動階級致敬，新旗上有榔頭和鐮刀的標誌，榔頭意指城市裡的勞工，鐮刀則代表鄉村勞工。
想到耕種和收割，千萬不要以為那是你今天看到的景象：農夫坐在裝有冷氣的曳引機里，一路開過田地。年復一年，一英寸一英寸的田地都是農民埋頭苦幹、彎腰駝背、拖著腳步辛苦耕耘出來的。
把收割完的大麥或小麥莖稈集中在一起，接著還得將麥粒從麥穗上打下來。打穀用的工具叫做連枷，它有長長的柄和一個連著一根皮帶的平板。在穀倉地上鋪滿麥穗，然後搖晃連枷的柄，木板就會往下移動，平平壓在麥穗上。讓穀倉的門保持開敞，如此，微風可把糠皮吹走，地上只留下完好的穀粒。
這些穀粒可以製成麵粉，然後做成麵包。麵包是生命的支柱，你就這麼大塊大塊地吃它，沒什麼別的可選；肉不是平常就可以吃到，或許有點牛油或乳酪可以配著麵包吃。麵包就是主食，不是放在旁邊小碟中的配角，也不是漂亮籃子里放個寥寥幾片，而是三或四大塊那麼多。如果你是有錢人，一天可以吃個一公斤，也就是每天一大條。到處都在種麥子，即使是不適合種麥的地區。由於運輸極其困難，穀物必須生長在接近消費的地方，從別處運來的穀物是很貴的。穀物雖然可以靠海路運來，可是在內陸地區，不管距離遠近，直到18世紀運河開鑿之後，穀物的運輸才成為可能。
所有的人都老是為收成擔心害怕。談天氣不是為了沒話找話說，而是一群人在憂心自己的命運。如果穀子不成熟或是在收割季節前被惡劣天候給毀了，整個社群都會遭殃；他們得從別處運來穀物，而這樣做的成本非常之高。穀物歉收時期，麵包價格會飆漲個兩倍或三倍。這可不像現在超級市場里哪個東西貴了許多，你這段時間就暫且改吃其他東西這麼簡單；這意味著你的食物成本會增加兩到三倍之多，果真如此，你就只好挨餓，說不定還會餓死。
可是，食物是農民種出來的，價格上揚不是對他們有利嗎？這隻有對擁有大批食糧的人才是。如果你種的東西只夠養家糊口，全沒餘糧可賣，歉收就表示你連自己肚子都填不飽，還得到外頭去買。有些人的田地小，就算豐收也不夠一家人吃，這些人就得幫大地主打零工，才能多買點食物。很多勞力工根本沒有自己的田，他們如果跟著僱主一起住，僱主管吃管住，那還不壞，但要是住在自己的茅草陋屋裡，就得常常去買麵包。當然，住在城裡的人，麵包永遠都靠買的，因此，只要谷價上揚，許多人都將面臨水深火熱。
3.搶糧、搶食、搶囤積
一旦穀物短缺，谷糧的擁有者——大批栽種並且拿來交易的人——很可能會囤積起來等著價格繼續高漲，要不就運到其他價格漲得更凶的地方去賣，如此一來，本地人就無糧可吃了。約莫1400年之後，歐洲各國政府逐漸邁向強盛，曾經試圖控制穀物交易。它們明訂法令禁止囤積，也不準商家將本地已短缺的糧食運到外地，要是地方官不執行這些法令，人民很可能就會自己來實行。他們四處搜尋囤糧，逼迫大農拿出谷糧來賣，甚至襲擊運送穀物到別處去的馬車或船隻。因為有引發暴動、社會失序之虞，政府插手介入也是不得已。
大部分的人大部分時間都活在對食物的不確定感之中。能好好吃頓飯是一種奢侈；肥胖代表美；節慶假日是大快朵頤的日子。在現代社會，慶祝聖誕節的方式依舊是這種現象的可悲遺緒，換句話說，我們會期待用大吃大喝來紀念這一天，雖然我們平日已經吃得夠好。我現在還試著保存一點這個節日的原味精神——其他日子絕不吃火雞。
是這些佔了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五的土地勞動者造就了文明。要是農民種植的食物只夠餵飽自己，任何城市或領主、教士或國王甚或軍隊都不可能存在——這些人全得靠別人種東西給他們吃。不管農民願不願意，他們都必須供應他人糧食。這個現象在中世紀早期的農奴身上最為突顯，他們必須把一部分的作物當做租金呈繳給領主，一些捐給教堂當做捐獻，還得在領主的田地里無酬工作，好讓領主自己也有收成。到後來，替領主工作的義務停止了，只要付錢給領主和神父就好。
4.稅吏成了罪人的代名詞
在中世紀早期，國家是不徵稅的；之前的羅馬帝國以及之後的歐洲新興國家，農民都得納稅，這是維繫帝國運作最關鍵的交易：國王從農民那裡拿錢，然後用這筆錢付薪水給軍人。
你可以看到，收稅過程多麼乾淨利落。你不必開支票或寄支票給稅吏，他不會把你賺的錢減去一部分當做扣抵額，稅吏是個活生生的人，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找到；如果你拒絕繳稅，他會帶著武器逼你掏錢。繳稅一事不是由官僚體系掌控，而是面對面的交鋒。在羅馬帝國，這些收稅人叫做「publicani」，也就是從民眾身上收取稅金的人。大家對他們深惡痛絕，是世上至惡之人，就連耶穌對這個刻板印象的塑造也有推助之功。
他說，去愛那些愛你的人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美德——即使稅吏也會這樣做。在欽定的《聖經》版本里，「publicani」被譯為英文的「publicans」。有人批評耶穌，說他把「稅吏和罪人」混為一談，這對那些擁有證照的公職官吏很不公平。
當然，說農民受到壓榨，這是非常情緒化的用語。說不定他們應該樂於繳稅才對，或至少只是嘴上抱怨幾句罷了；雖然沒有人喜歡繳稅，可是這對大家有好處，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服務。
問題是，當年的農民並沒有得到任何服務。政府既不興辦學校，也沒保健制度；大部分的政府連馬路都不管——因為馬路屬於地方事務，除非具有軍事重要性。羅馬政府會照顧城市的公共衛生，提供用水和排水系統，對鄉村卻是不聞不問。政府的稅收約莫有八到九成都是用在軍武上。那麼，將外侮阻擋在外，對農民總該有好處了吧？不見得。對農民來說，戰爭表示他的土地會烽火不斷，而他的食物和動物都被拿去餵養兩方的軍隊了。
除了受武力威脅，地位高於農民的人也硬說農民低人一等，只有服從聽話的份，農民只好繼續繳稅，但時不時還是有抗議、暴動等情事發生。農民認為，如果國王、主教和地主全都拋下我們不管，我們也能活得很好。他們很容易有這樣的想法，因為農民都是自己種作物、自己蓋房子、自己釀酒、自己織布做衣服。
5.農民向領主宣戰
農民多次起事總是被鎮壓下來——直到法國大革命的初年，法國農民和別處的農民並無不同，都是中世紀的農奴出身。中世紀末期，西歐的農奴制度畫下了休止符，各國對這些恢復自由身的農奴各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在法國，法律明定農民是田地的擁有者，可以賣掉土地遷移他處。然而，不管是這些人或是買下他們土地的人，依舊得對舊日的封建領主繳交規費，對領主也依然負有義務，例如，領主的女兒婚嫁，他們就得送禮，或是每星期必須在領主的田地里義務做上幾天的活。後來這些贈禮和服務轉變成以金錢打發即可，因此，這些擁有土地的農民依然必須繳納一堆雜七雜八的租金，他們既是地主又是佃農，這是極其罕異的處境。
而擁有廣大田地的人，可能是個領主，現在也是個有錢的中產階級，他們會僱用一些聰明的律師去調查，看那些農民有沒有拿錢來繳清所有的應付規費和義務。當初這些規費和義務被轉換成金錢時，並沒有將通貨膨脹考慮進去，以現代辭彙來說，這些繳納的錢並沒有反映出通貨膨脹指數，因此，領主有莫大的誘因去找出先前被遺漏或計算錯誤的地方。再也沒有比這樣的關係更令人火大的了，領主眼看著田地被移轉到農民名下，為了彌補損失，於是拿舊日的規費當借口索取更多金錢。農民決定開始反擊，他們集結起來，自己也僱用律師，向他們的領主宣戰。
1788年，法王召開三級會議，農民以為變天的曙光出現，所有他們痛恨的巧取豪奪終於可以解除，可是，事情遲遲沒有進展，令人生疑；先前他們就聽說巴士底獄被攻陷、國王承認了國民議會，可他們照樣得繳錢給領主，其中定有陰謀；麵包價格一天比一天貴，因為前一回的收成極差，而新的收成尚未到季。鄉間傳言四起，說那些貴族和惡霸正千方百計阻撓鄉村的改革措施。農民果真起而行動，浩浩蕩蕩跑去找那些惡霸算賬，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他們也向領主的城堡前進，要求領主或他的代理人毀掉登記付款的大賬冊，如果領主點頭，他們就心滿意足地散去，若領主不肯點頭，就一把火燒了城堡。
6.法國農民為何這麼跩？
每當農民作亂，國王的反應通常是鎮壓，但革命派並不希望這樣；如果國王下令派出軍隊，很可能在解決農民之亂後轉而要軍隊去對付他們。議會領袖決定順應民意，農民要什麼就給什麼。1789年8月4日，議會徹夜開會，宣布取消所有田地規費和義務。過去藉此牟利的人彼此互相怪罪，並承諾改革，但這一半是精心安排的表演，一半是歇斯底里的情緒。
不過，政府並沒有完全被沖昏頭，他們希望劃定一條分際，關於私人服務的款項立即廢除，但與地產相關的規費則是稍後再解除，並且讓地主得到若干賠償。但這條分際甚難拿捏，農民拒絕劃界，堅持從今而後任何款項都不必付。1793年，隨著革命手段越來越激烈、新憲法也已出爐，所有的規費和義務一概取消。
如今，法國農民變成如假包換的土地擁有者，再也不受任何地主的牽制，他們後來變成19世紀法國政壇的一股保守勢力，與城市裡攻擊私有財產、亟於創造共產社會的激進勞工階級分庭抗禮。在法國，那些大頭們總是能靠這些農民投票將這類勞工階層的提案否決掉。農民緊握著小小田地不放，也讓法國農業永遠是無效率可言的小規模經營。而今天，這些農民受惠於歐洲的各項補助，這表示他們可以用較低的成本銷售農作物，以對抗澳大利亞效率較高、規模較大的農民。
至於英國，在農奴制度告終之後，對土地的安排截然不同。任何形式的封建規費和義務全都銷聲匿跡。農奴按照現代的方法變成了佃農，也就是單純付租金給地主就好。地主和佃農之間這種關係是現代的商業關係，這促成了它的農業生產力大躍進，稱為農業革命。
7.英國農民為何這麼富？
這場革命包含兩大元素：農作方法的進步和土地所有權的重新規劃。它與農業機械的改善毫無關聯；曳引機和收割機都是許久之後才告問世。
先說農作方法。頻繁的耕種會讓土壤養分枯竭，這是所有耕種者面對的基本難題。如何解決呢？如果是羅馬帝國境外的日耳曼民族，農夫會在舊地枯竭後直接搬遷到一塊新土地上去耕種，這隻能算是半永久性的農業。
至於羅馬帝國境內，會將農場土地分成兩半，一半種植作物，一半休耕，意思是不種東西讓田地休息，牛羊馬匹在這塊地上吃草，不但將去年收成的余梗吃掉，下的糞便還可充當肥料。一年終了，農夫在這塊休耕地上翻土插秧、種新作物，輪到另一半開始休耕。19世紀之前，南歐一直是這樣的做法。
中世紀的北歐則是發展出三田輪耕制，其中兩塊種作物，一塊於秋天，另一塊於春天翻土播種，第三塊休耕。明顯可見，這個做法提高了不少效率：時時都有三分之二的田地在生產穀物，而非二分之一。
18世紀的英國，則是將農地分成四份，每一塊都種植作物，這就是農業革命。它為什麼效果卓然呢？一塊地如果一直種植穀物，養分會耗損殆盡。這種方法的聰明之處在於：其中兩塊田地一如往昔種植穀物，另外兩塊則用來種植牲畜飼料，例如蕪菁或苜蓿。這些作物從土壤里汲取的養分不同，因此土壤不會因為不斷種植穀類而告枯竭。事實上，苜蓿還可將大氣層里的氮氣固定於土壤而增益其養分。由於農夫也開始種植動物的飼料作物，足以養活更多的牛羊，不像過去那般讓牲畜在休耕地上自生自滅；牲畜因為吃得好，不但更肥壯，下的糞肥也更多。一年將盡，當這塊養牛養羊的田地轉而種植穀物，生長的作物也就得到更好的收成。牲畜越養越多、越養越好，農作物收成也節節高升，這就是新的四田耕作法的結果。
在此同時，土地也重新規劃，每個農夫都擁有穩固的地權和清楚的分界，這樣的規劃取代了過去的農地制度——中世紀時期，村莊田地分成三大塊公地，每塊公地再細分為許多長條（稱為條田），每個農民只耕種於一個條田。你沒有自己的農場，農場屬於整個村落，而農場的所有權握在領主手裡。田地要種什麼、何時耕種、種在哪裡，一概由村落決定；所有人的牛隻都放牧在那塊休耕地上。除了這三塊公共耕地，其他都是荒地、沼澤或林地，除了開放給所有人的牲畜放牧，也供人割取茅草或收集柴薪。
將農地重新整並為清楚的地權是國會的德政，特別針對各村落的情況實施。英國議會可說是集大地主之大成，這些人認為，要讓新的耕種法得到切實履踐，固定圈圍（或稱圈地，大家熟知的名稱）有其必要。種植新作物、照顧牲畜都需要個人投注心力，無須整個村落共同控制。地主若想增益其土地收成、提高收取的租金，可以在租約里加上一個條件：租用重劃農地的人必須採行新的農耕法，拒絕種蕪菁的農夫會被淘汰出局，換句話說，租約到期後不會得到續約。
重劃工作進行得甚是審慎。負責的官員先對所有的村民仔細調查，確定他們目前擁有哪些權益，然後將每個人在公地的哪些區塊工作、在公有地放牧的權利換算成某個或大或小的重劃地的所有權。最吃虧的是那些先前只能在公地上放牧的村民，他們只能分到彈丸之地，什麼好處也沒有。這些人是最可能離開鄉村、前往城市謀生的一群。不過，整體而言，在新規劃地上以新的方法耕作，所需的勞動力不減反增。鄉村人口確實有流向城市的趨勢，但這是人口快速增長所致。
農業生產力增加，城市的成長成為可能。整體來說，現在更少的人就能提供所有人的糧食。英國是世上第一個有此重大躍進的現代大國。法國一些農業改良者見賢思齊，也想做類似的土地重劃，可是法國的土地為農民所有，共治生活的觀念根深蒂固，就連專制君主也動不了分毫。
8.工業革命銜接農業革命
18世紀中期以後，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開始銜接，相輔相成。棉花、羊毛不再交給村裡的工人去紡紗織布，這個差事轉由工廠代勞。這些工廠擁有最新發明，一開始是以水車當動力，接著是蒸汽引擎。勞工變成機器的照顧者和維修者，他們按時上下班，替老闆工作，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設有棉花廠和毛料廠的市鎮，人口節節高升；先是拜運河水道網路之賜，之後是鐵路網，所有的新興經濟活動就此得到連結。終於，有個國家能夠以便宜的價格將大宗貨品運輸到其他每一個角落。
英國的工業革命並不是計劃的產物。它之所以促成，是因為在英國，政府受國會掌控，為了增加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歐洲各國的專制政府對工業莫不仔細規劃，又是促進又是保護。而英國的貴族階級和土地士紳，也就是國會的組成分子，由於涉身新的經濟活動，讓它快馬加鞭的動機更強。管制工業和聘僱的舊規都被掃到一邊，形同虛設。
這兩場革命所引發的社會變遷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個工業兼都會國家提出了這樣的遠景：它將帶領過去只夠活命、飽受艱辛的平民百姓，邁向一種無可想像的富裕。
結語：歐洲為什麼可以搶第一？
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文明要比歐洲文明進步。歐洲的印刷術、造紙術、火藥、羅盤針和運河的水閘，皆是直接間接從中國傳來。然而，世上第一波穩健的經濟發展首度發生在歐洲，工業革命繼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現代的標記，如代議政體和人權觀念，也是發軔於歐洲。歐洲是怎麼一回事？
1480年，中國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險和貿易，繼續從事貿易的商人被視為走私犯罪，皇帝會派軍隊破壞他們的居處，燒毀他們的船隻。但在歐洲，沒有一個國王曾經濫用或自許有這樣的威權，宣布這樣一個閉關自守的律令代價高昂，沒有一個國王負擔得起。在歐洲，當國王的總是強敵環伺，而中國皇帝的君權無人能比，這是他們擁有的優勢——或者說是陷阱。歐洲國家之間相互為敵，是它們向海外擴張的一股推動力量。
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再也不曾出現一個統領整片疆土的強大力量。想像一下羅馬曾被某個單一勢力征服，就像印度被莫卧爾人、中東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那樣。藉由征服，這些異族搖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羅馬的征服者卻是數個不同且互相敵對的日耳曼蠻族。這些蠻族從來就沒當過什麼主人，與其說他們征服了羅馬帝國，不如說他們在踏上這個帝國的土地後，發現它正在自己的腳下融化。他們毫無治理固定國邦的經驗，連羅馬賴以維生的徵稅機制都維繫不住。
1.不是所有東西都歸國王所有
歐洲的歷史演進泰半從奠基的這一刻起便已註定。國王對人民毫無掌控能力，它們必須殫思竭慮，才可能爭取到人民的服從。它們若想擴張勢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維護治安作為回報，它們不能像亞洲和中東不計其數的帝國及王國那樣，光靠收稅機制和進貢就能運轉。
數百年來，這些國王最大的威脅是他們最有權勢的下屬——土地貴族階級。這些權臣最後終於俯首，但因為已在自己的領土上雄霸夠久，早就為自己也為他們土地上的人民爭取到私有財產的保障。「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屬於國王」，這是歐洲自由和繁榮的基石。
為了讓貴族俯首稱臣，國王對城市裡的商賈、貿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賴，一來他得靠這些人提供貸款和人力才能維繫官僚體系，二來這些人的財富可以被課稅。歐洲君主的徵稅細水長流、手法溫和，以免殺死了下金蛋的母雞；亞洲國家的統治者比較獨裁，徵收苛捐雜稅之餘，手頭拮据時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貨品沒收充公。
歐洲君主的低調謹慎也是不得已，因為在這個群雄環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壓太過，可能轉而投靠敵營。在此情況下，他們重視經濟發展和新興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為，而雖然這些科技主要是用於戰事，但和現代殊無不同的是，這些國防花費可能帶來重大回收。除了謹言慎行，他們也牢記羅馬帝國的教訓和基督徒國王身負的義務，因此比較不會施行暴政、縱情聲色，而這樣的場景在亞洲君主中屢見不鮮，比歐洲常見得多。
這些歐洲君王降伏舊日貴族後，隨即成為一個活躍的新興階級——城市裡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者。當年這些君主勢單力薄，曾經允許各個城鎮自治，而隨著城市的財富日增，這個讓步也變得更加舉足輕重。相較於自擁大軍、躲在城堡里防禦自己的貴族，中產階級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脅性。然而，無論貴族多難應付，他們畢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社會秩序里，國王是天經地義的元首；反觀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根本無需國王的存在，長遠來看，對於王政的威脅遠比貴族更棘手。
君主從薄弱的基礎起步，權勢逐漸增添——只有在英國，君王猶在國會的馴服下，這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機構是中世紀留存下來的傳統：國王必須和大臣們商量國事。即使是專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國，國王的命令也不是無遠弗屆、令出必行；為了維繫國土完整，他必須做出許多讓步和特別交易。法國的三級會議雖不再召開，偏遠省份的迷你三級會議卻依然存在，在否決法王於1780年代推動的稅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試圖變革失敗，被迫重新召開國家三級會議——改革分子借鏡英國議會政府並得到啟發，非逼得他那樣做不可。
至於中歐，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和義大利，從來不曾有哪個君主建立起統一的強國，皇帝和教皇長年為權力明爭暗鬥。在這個地區，都市、城邦、侯國封邑林立，儼然多個獨立小國，是歐洲權力分散的一個極端例證。這些迷你小國為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個歐洲也因這兩場運動脫胎換骨。
2.權力分散、遺產多元
歐洲在政治上雖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個完整的文明，中世紀以降就一直被稱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會是不分國界、屹立於所有土地上的組織。教會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國政，但國王雖然肩負護衛基督信仰的義務，卻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教會唯命是從、有求必應。教會與國家之間總是關係緊繃，最突顯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間的劍拔弩張，而這又是權力分散的另一例證。
教會是基督教社會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這個宗教的聖典——《聖經》以及古希臘羅馬學術的保護者。在中世紀，一些學者將《聖經》和古學術編織為一，製造出一套頭頭是道的神學思維，但教會也有罩門，它的聖典對教會本身的結構隻字未提——教會其實是個以羅馬統治為范的精密組織；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羅馬學術是異教徒的作品。借著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扞格就此爆發。
在中國，權力是極其明確地集中在皇帝手裡，以儒家為尊的精英文化對君權統治也支持有加。無論是個人修為或待人處世，中國人莫不以儒家思想為圭臬，它已深深紮根於整個社會和國家。統治者不管有沒有合法性都得熟讀四書五經，而你得通過儒家經典考試才能當上國家官員。
反觀歐洲，權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個大拼盤，與君權統治之間的系帶並不牢固。中國人非常聰明，可是他們的聰明從來不會脫軌失控，縱有奇思異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紛擾。歐洲社會的開放則是源遠流長。近代歐洲在經濟上爆發力十足，智識生活百家爭鳴，皆是基於一個事實：不管是好是壞，從來沒有一個單一強權掌控過它、形塑過它。它多元的歷史遺產因此能被充分發掘、延伸；希臘的數學觀念在科學革命時期得到實現，從而建立起科技創新的一個新基礎。
經濟歷史學家拋出一個問題，問歐洲何以在工業化方面跑第一，就彷彿其他社會跟歐洲是在同一個軌道上並行，結果率先觸線的是歐洲。帕特里夏·克龍，本書諸多靈感即是得自於她，卻是這樣問：「歐洲究竟是跑了第一？還是怪物一個？」在她看來，歐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個「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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